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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的来龙去脉（6）70年代初期的“小球”外交以及中美关系的破冰，是中美双方基于各自利益的主动选择的结果。 基于文献，做一个中美建交的专辑，从尼克松、基辛格以及国内史料三个方面来相互验证的历史重现。 陈毅老总说，“只有主席才会下定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22（1） 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对双方的试金石。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抛弃台湾人;我们承担了义务，保证台湾享有独立国家生存的权利。 中国人同样决心要利用公报来毫不含糊地声明这个岛屿是属于他们的。 这正是我们在确定起草公报的方法时所应当考虑的那种分歧：我们可以申述我们的立场，他们可以申述他们的立场。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国内的政治考虑促使基辛格和我试图说服中国人，让他们感到有必要搞得温和一些 。 我们知道，如果中国人在公报里对台湾提出非常好斗的主张，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拚命攻击。如果这些集团在总统竞选的前夜找到这个共同的理由，整个的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 到时候，如果我不论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因此，在同周举行的正式会谈中，我很坦率地指出，公报如果在台湾问题上措词强硬，势必会给我造成怎样的实际政治问题。 我们知道在现阶段还不可能就台湾问题达成协议。尽管双方可以同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北 京政府和台湾政府都保持的立场一我 们却不得不反对北京使用军事力量把台湾置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 我们长时间的讨论得出了我们预料的结果：双方都认为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要在公报中反映出来。主要由于基辛格的谈判手腕和周的通情达理，中国人终于同意采用十分缓和的公报措词。 22（2） 台湾问题不容谈判 （这部分内容主要来自基辛格的回忆） 有关很多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辞大部分已在我十月的那次（编者：即1971年10月第二次访问中国，第一次秘密经由巴基斯坦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得到解决，其中包括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把双方冲突的观点一并列出。把这些对立的观点写进公报，反而使得那些我们能够采取一致立场的事情更加突出，更加可信，特别是在反对“霸权”(这是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新的叫法)方面。这样，公报也不大可能被双方曲解或作不一致的说明，而通常的文件倒倾向于把分歧点和共同点一样搞得含糊其辞，把分歧点搞得似乎双方协调一致，而在共同点上则是避免被人指责为合谋。公报使我们双方的盟国和朋友都感到比较放心。 但是，台湾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我十月间那次访问时，我们已经同意，双方都可申述自己的立场，就象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北京声称自已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它说，台湾的前途是内政。在美国的声明中，我同意对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的观点不提出异议:“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而北京方面则同意在他们的声明中不押击美国和台湾的共同防卫条约，甚至对此只字不提，而只要求美军撤走。双方同意声明主张中国统一，但在由此而引伸出来的若干问题上，直至尼克松到达北京时，双方仍有分歧。中国方面要我们声明，和平解决是美国的“希望”。我们却坚持要申明这是美国的关心，而且坚持要用“重申”的字眼，表示这是一项具有连续性的义务。中国方面要我们无条件答应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军。我们只肯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要把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缓和整个亚洲的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在乔冠华和我为解决这些分歧而花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就象在我那次秘密访问时一样，双方都把对方推到最后的时限，看谁的弹性更大些。巨大的决心用极其友好的态度掩盖起来。双方都装作好象根本没有最后时限，这是向对方施加压力的最好办法。缓和的态度增加了紧迫感，却不致使个人关系过分紧张。 星期五这次宴会之后，乔和我在晚上十点三十分再次会晤，非在十五分钟之内解决了关键问题。他立即接受了我向周恩来解释过的所有的美方措词。在这次会晤中，我们取得乔对以下提法的同意，即：我们认识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不是“一个省”，这样就消除了彼此从属的含义。这有关的一段现在行文如下:
我让人把台湾这一段打印出来，送到隔壁楼里给尼克松。象在所有的谈判中一样，我们在主要目标上取得一致意见后，尼克松就让我主持会谈。他对不同的措词方案没有特殊的兴趣，直到出现了一个须经他最后批准的文本。 有一次，我请他给台湾问题的一份草案作了批注，然后拿给乔冠华看，以加强我坚持撤出美军要有条件的立场。现在，决断的时刻到来了。我们手头上有了一份我认为可以接受的方案。星期五晚上十点五十分，尼克松和我还字逐句地研究了这份草案。和前几份草案比较的结果，说明我们达到了我们的基本目标。 但是，我们这一行美国人的情绪无论如何同这景致的平静不相协调的。去杭州的的飞机上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了公报，它的草拟过程他们一点都没有参加。可以预见，他们觉得公报不够圆满。 我曾建议让助理国务卿格林参加我们的谈判小组，但尼克松不同意，生怕走漏消息，也因为他宁愿总的一次而不要日复一日地同罗杰斯就公报的起草问题进行不可避免的对抗。正象没让罗杰斯参加同毛泽东会见那件事一样，我本该坚持自己的意见；现在我们付出代价了。 我们刚刚到杭州，罗杰斯国务卿——正象在柏林谈判以后一样一就对总统说公报不理想。他交给总统一份他的工作人员准备的单子，列举着应进行修改的地方，既多又琐碎。例如，他的专家们对“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提出了异议。他们觉得这句话太绝对了，或许有一些中国人不这样认为呢。他们建议把“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我这个没经过训练的头脑实在难以理解其中的差别。另一个建议是要去掉“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句中的“立场”二字。如此这般重要的修改大约有十五处，其中包括一个 合理的建议，即在英文文本中，美国的立场声明放在前面，而在中文文本中，应当把顺序颠倒过来。(这是传统的外交惯例。) 尼克松气得发疯了。他认识到自已在政治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那些保守派支持者对访华的反应已经搞得他够紧张的了;他害怕这些右派会攻击公报。他预见到，关于国务院对美国所作的让步不满的传闻，很可能成为导火线。他也知道，在已经告诉中国人他同意公报之后又要求重新讨论，很可能使此行变得很不愉快一特别是，要解释这些修改建议的重要性简直是不可能的。他穿着睡衣，烦恼得在杭州漂亮的宾馆里气呼呼地来回走动。 他威胁说，一有机会，他就要“收拾一下”国务院——从很多年前我在皮埃尔饭店第一次和他见面以来，每隔一段时间，他总要重复一次这种威胁，然而他从未说过到底要做什么，而且也从未付诸实施。他一会儿说他说话算话，过一会儿又说他不能带着一个分裂的代表团回国。我建议在饭后由我再找乔冠华谈谈，尽管这很难启齿。如果中国人坚持原来的草案，我们只得遵守我们的承诺。 中国方面还是答应了，除了台湾方面内容不再进行修改外，乔准备我们的其他建议，看看是否有可取之处。于是，我们又开了一次夜车。中国人在放了不少“空炮”之后，同意了对公报中台湾部分以外的大多数文字修改。凌晨二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次日清晨，获得了这种批准。星期日中午，在上海，乔和我又用了两个半小时检查新完成的文本。我们逐字逐句读了一遍，甚至核对了标点符号，并做了一点文体上的改动。 中方背景信息，基乔会谈、毛泽东：台湾问题不容谈判 中国答应美方临时修改已经确认公报请求的决策过程 基乔会谈” 2月22日，两人逐行审查公报现存草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双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2月23日，主要由基辛格介绍美国准备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协议，并提出了美国的新方案。 2月24日，基乔之间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人针锋相对，争吵激烈。 2月25日，下午，在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之后，乔冠华提出，只要提到全部撤出驻台的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方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双方都做了让步，提出了新方案，基乔会谈已取得突破。当天下午，周参加了部分会谈，并做了讲话。 2月25日，晚宴后即22：30会谈，仅仅15分钟敲定了台湾问题关键措辞。（参考前面那一段文字） 2月25日，双方将台湾段落部分报经最高领导审批后，进入贸易、交流问题的会谈，很快结束了，时间已经到了2月26日凌晨两点了。 2月26日凌晨两点，公报文本基本落实。后来，周将文本报请毛泽东和政治局批准。 2月26日，上午美国代表团去杭州参观，但美国方面因内部没有沟通好，出现不同意见，要求重新修订部分内容。中国方面答应见面会谈，时间定在晚上10：20，直到2月27日凌晨2点搞定。 2月26日22：20——2月27日凌晨2点详细过程回顾： 晚上10时20分，基乔两人再次会晤。 基辛格说：“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主张，还未能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乔，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 “你拐了一个大弯子，是想说贵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文本有意见，要修改，是吗？” 乔问道。 “是的。是这个意思。”基辛格诚恳地说：“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 乔冠华暂停了会谈，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周恩来要乔冠华谈谈自己的看法。 乔冠华气呼呼地说：“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呀。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 周恩来说：“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意。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 乔冠华恍然大悟：“总理，我明白了。” 周恩来又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修改公报文本的事，还要请示主席。” 周恩来当即拿起了红色直通电话。 毛泽东听了汇报，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主席停顿了片刻，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
然后，我向乔冠华扼要介绍了当天下午我准备就公报对记者发表的谈话。双方决不要自称取得胜利，也不要自作聪明地进行解释。这是对干练的(而且时常是对工作有帮助的)章文晋部长助理的一个不很隐讳的告诚，他区分意思上细微差别的能力很了不起。我的主要目的是让乔明白，在对记者的谈话中，我要重申美国对台湾防务承担的义务。我希望中国方面对此不要作出什么反应。乔回答说，他指望我会处理得很好。 他（编者：指尼克松）读到一个评论家的批评，说在上海公报里中国立场的陈述比我们的更为咄咄逼人。于是，尼克松三月九日送给我一份备忘录，让我对新闻界说明，我们“决定”用温和的语气阐述我们的立场，是经过深入的思考和分析的。尼克松说，他喜欢这种做法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已开始，当时他在苏联做了一次讲话，这篇讲话载在他的《六次危机》一书中，他要我去读一读。其实，是周恩来最早提出了我们分别陈述不同观点的想法：那一段的大部分是周和我在一九七一年十月起草的，没有请示华盛顿；而且，尼克松只是在我返回美国之后才得知了我们采用的方法和起草的内容。虽然如此，他还是要我向新闻界说明一我想他 也使自己相信了一这都是他想出来的。尼克松在备忘录里写道：
上海公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成功地指导了两个大国间的关系达七年之久，从来没有对公报的解释发生争议，直到一九七九年它为中美正式建交所取代。公报没有秘密条款或补充条款。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文字，而且在于它背后的含义。公报的重点并不是台湾问题或双边交流(尽管新闻界作了这样的强调)，而在于国际秩序。公报把两个曾经彼此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并不是因为它们想解决双边问题一这些问题再推迟个时期也无妨一一而是要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来处理普遍关心的安全问题。 23 关于中国人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也不骄做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 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甚至连江青也不例外，当我对她说她的芭蕾舞给我多么深刻的印象时，她也说，“我高兴地知道你觉得它还可以，但是请你讲一讲有哪些地方要改进。” 周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吹牛皮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 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这样来看待自己，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然而，我发现自己对这些严肃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发生了好感。帕特和我游览紫禁城时，陪同我们的是七十二岁高龄的国防部长叶剑英元帅。 日记 他是一个有巨大内在力量的极其可爱的人。他讲了一-句有趣的话，说美国音乐和中国音乐似乎能够互相配合，美国记者和中国记者也合得来。我觉得他这个看法很对，特别是那些比较深沉和敏感的美国人，而不是那种好闹磨擦的大嗓门57的美国人，这后一种人是使中国人感到反感的。我们的关系有一个好处，今天的美国人不象十九世纪末叶的美国人，同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人大不相同。我们不骄傲一我们近乎天真地诚心诚意喜欢别人，想同他们融洽相处。我们往往不够细密，不过再有几个世纪的文明，我们就会好一点。正是中国人的细密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我听人说过，也在书籍和引语申读到过中国人的这种细密。当然，周恩来不仅有中国人的细密，而且还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广泛的经验。 我们在北京逗留的第三个晚上,他们请帕特和我去观看一场体操和乒乓球表演。 日记体操表演丰富多采，蔚为壮观，和昨天晚上的芭蕾舞一样，自始至终贯彻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的性。他们搬出体育器械的方式和高举红旗的入场式显示了惊人的力量。男女运动员的外表，当然还有那精采的乒乓球表演，不仅给人以持久的印象，而且还给人以不祥的预感。
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各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敌。 那天晚上我上床以后久久不能入睡。到五点钟，我起来洗了一一个热水澡。我回到床上后，点燃了一支主人体贴地提供的中国制“长城牌”雪茄烟。我坐在床上一面吸烟，一面记下这一星期里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24 去杭州，边玩边谈判 2月26日星期六，我们和周一起坐他的飞机去华东的杭州。这时，我们两人交谈起来已经很随便了。
日记 周恩来和我在驱车前往北京机场途中作过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他提到毛在阔别三十二年之后重返故乡时填的一首词。他再次提到他常常谈到的一点，逆境是个好教员。我联想到一般的逆境， 指出在选举中失败比打仗受伤还要痛苦。后者伤的是身体，前者伤的是精神。另方面，在选举中失败可以助长力量和砥砺品格，这对迎接将来的战斗是必要的。我对周说，我发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胜利中学到的还多，我唯一的希望是一生中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次。 我还举了戴高乐的例子，他在野的那几年是有助于锻炼他的性格的一一个因素。他重返政坛以后认为毕生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坚强的性格。 周说，我在上次祝酒词中讲到我们不可能在一星期之内搭起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的桥梁，说我的这种想法就象毛主席的一样,富有诗意。当然，毛的诗词充满了丰富多彩的、生动的譬喻。 他再次提到他钦佩我的《六次危机》。我开玩笑地说，他不应该全信报纸上说我的坏话，我也不会全信报纸上说他的坏话。 杭州是环绕着大湖和花园建筑起来的。过去的皇帝把杭州当作避暑的地方，它当时就以中国最美丽的城市著称。
我知道毛喜欢在杭州度假，住在一座由精美的古代宫殿改建的政府宾馆里。虽然我们去杭州的时候不是游览季节，天气阴沉，但还是容易看出毛为什么被这座城市所吸引。远处有烟雾笼罩的高山，湖里长满了荷花。宾馆象一座宝塔，有很陡的绿瓦屋顶，它坐落在名为“三坛印月”的湖中小岛上。宾馆有一股霉味，但极其整洁。后来帕特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在杭州的逗留是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我同周举行了超过十五小时的正式会谈，讨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和想法。由于我们在这次访问期间的全部讨论都很坦率，中国人自然对泄密的可能性感到不安。
我相信周不难想象克里姆林宫将会怎样利用我们的会谈记录大做宣传文章。在谈到印巴战争期间美国国内有人反对我的一些决定时， 周提到杰克.安德森泄露机密的事件。 他面带冷笑地说，“你三次开会的记录都公布出去了，因为你请了各种各样的人参加。”在他开玩笑的语气背后，我感到一种真正的关切。 事实上，当我们从机场驱车去北京的途中进行第一次谈话时，周就提到中国人非常重视我们这次交往的保密问题，毛主席在和我会晤时也着重讲了这一点。 为了使周放心，我告诉他我们打算采取哪些严格程序来使双方今后的接触能够做到保密。“总理也许认为我们过于谨慎,，”我说，“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上一届政府遇到了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而本届政府又遇到了安德森文件泄密事件。 基辛格博士和我决心使这类事情在同贵国政府建立的新关系中永远不会发生。”我说，当事情关系到我们两国的命运，甚至可能关系到世界的命运时，我决心使我们能够在保密的条件下对话。 在我们开始讨论中东局势时，周开玩笑说，“连基辛格博士也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怕人家怀疑他。” 我说，“关于中东问题，我所关心的要比以色列大得多。基辛格也一样，因为他固然是犹太人，却首先是美国人。我们认为苏联正在向那个地区伸手。这必须加以阻遏。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比如说在约旦危机中便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向苏联人提出警告，如果他们在那个地区进逼，我们就要认为我们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 我强调说明，两党都支持我的这次访问，今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完全可以前来访问了。“正如我对总理说过的，不论明年谁坐在这把椅子上，必须保证使政策得以延续下去，”我说。“根据我们的制度，我明年可能会在位，也可能不会。我一定要有确实把握，不论那时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担任总统，我们的这个开端能够继续下去。这一点比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重要。它关系到今后许多年的命运。” 由于我们越来越自在和彼此更加熟悉，我们的谈话有时相当轻松，甚至富于幽默。 25 关于时间不多的紧迫感 有一次在我们驱车去机场的途中，周讲了在我的中国之行宣布前几个月毛主席会见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情况。毛主席征求老皇帝的意见，问他“社会主义魔鬼" (毛用这个词开玩笑地指他自已)是不是应该同“资本主义魔鬼"坐下来谈判。 我说，“我想你的许多同事一定认为，我这次来没有戴帽子，是因为我头上长角，戴不了帽子。” 在我们的交谈中，年龄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话题。正如马尔罗说过的，使中国领导人发愁的一个问题是：有那么多工作要做，而留给他们的时间却那么少了。 日记 周恩来有两三次谈到年龄问题。我说，我真佩服他的精力这样旺盛，并且说，其实年龄并不是指一个人活了多少年，而是指他在那些年里经历了多少事。我隐约感到，他认为一个人参与大事就能保持活跃和年轻。但同时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暗影，那就是他感到现在的领导班子已经日子不长了，而要做的事还那么多。 我们见过的中国领导人无不对美国整个代表团比较年轻特别感到惊讶。 在我们第一次会谈时，周专门点到德怀特.查平，他只有三十一岁,看上去甚至还要年轻一些。“我们的领导人中，老年人太多了。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他说。“我发现你们有许多年轻人;查平先生很年轻，格林先生也不算老。”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是五十六岁。 尽管我比毛泽东儿乎小四分之世纪， 我是把这次访问当作我能为中美关系出力的最后一次机会来看待的。 我回国后不久在口述我的日记时曾说，“其实我大概比他们还要老，我只有十个月的(政治)生命，充其量也只有四年零十个月，我必须在目前就取得成果。因此，眼下对我来说，甚至比对他们来说更是关键的时刻，尽管在通常的意义上他们比我年纪大。” 一天下午，我们谈到解决问题要有耐心，这时周说，“我等不了十年。你可以等十年。总统先生也许会第三次当选。” “这是违反宪法的，”基辛格插话说。 周说，“等四年，你可以再竞选嘛。你的年龄准许你这样做。但是，对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来说，这是做不到的。我们太老了。”“总理先生，”我回答说，"美国的前任总统象英国国王一样，责任大，但没有权。我指的是卸了职的总统。” 周说，“可是你的经历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你两次担任副总统，接着在选举中失败，后来却又赢了一次。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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