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斯科特：如何理解农民社会？

作    者：詹姆斯·C. 斯科特

来    源：勿食我黍

本文共计7602字数，阅读约需要13-15分钟。

'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R. H. 托尼：《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力》）

这是托尼对1931年中国农村状况的描述，但他没有把这一生动描述推延至20世纪初位于印度支那的上缅甸、东京和安南，或者东爪哇、中爪哇地区的农民状况。这些地方也是如此，小片土地、古老的耕作技艺、变幻莫测的气候以及国家强征的徭役、贡金、贡品，每个村头都可见到饥饿的幽灵，有时还发生饥荒。

东南亚地区一部分农民特有的生态小环境使他们面临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上缅甸的干旱地带，始终受制于老天爷的不可预测的降雨量。英国人征服下缅甸不久，上缅甸的这一地区遭受了1856—1857年的特大饥荒。“雨水奇缺，田地里水稻枯萎，……人们死去。他们死状凄惨，有的在田地里啃着树皮时死去；有的在马路上四处寻找食物时死去；有的死在家中。”在泰国东北的安南和其他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大多数成年人都经历过——并且至今记忆犹新——不止一次的大荒年：体弱者、年幼者死掉了，剩下的人不得不吃耕畜、吃稻种，不得不靠通常用来喂耕畜的麸糠草料活命。

然而，1944—1945年越南北方农民所遭受的大饥荒，其严重程度使得20世纪这一地区的其他生存危机倒显得小多了。在最好的年景里，东京的可耕地也只能勉强养活当地人口。但是，日本人及其维希同盟，把许多稻田改种黄麻和其他军用农作物。1943年10月收获季节之后，占领军真正地武装清洗了乡村，没收了大量谷物。1944年5月到9月的一连串台风，摧毁了堤坝，淹没了东京的许多稻田，毁灭了10月份的收成。于是，一场准饥荒变成了完全的大饥荒。连小米、马铃薯和米糠都吃光了，剩下的只有马铃薯叶、芭蕉根、青草和树皮。设法种了点马铃薯的人也许会发现，它们已经在夜间被人扒出来吃掉了。1944年10月和1945年春收之前，发生了大饥荒，多达200万的越南人饿死了。

大多数东南亚人的生存危机和饥荒的规模一直都比较小：局部的旱涝，导致大批耕畜死亡的瘟疫，收获季节毁坏粮食的风灾雨灾，或者是毁坏庄稼的鸟、鼠和毛虱。食物匮乏也许仅限于这样的家庭：其土地不是太高太干就是太低太湿，其主要劳力在插秧或收获季节病倒了，其子女太多而土地太少。即便收成充裕，外部人的索取——地租和税收——也会使粮食不足。

如果说30年代的大萧条给整个一代美国人的恐惧感、价值观和习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那么，我们能够想像出周期性的食物危机对季风气候下的亚洲稻农的恐惧感、价值观和习惯所产生的影响吗？

在大多数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里，对食物短缺的恐惧，产生了“生存伦理”——这种说法可能比较恰当。这种东南亚农民同19世纪法国、俄国、意大利共有的道德，是生活在边缘地带的结果。糟糕的收成不仅意味着食物短缺；而且，为了吃饭而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严重依赖他人的羞辱感，或者是变卖土地耕畜而减少来年收获足够食物的机会。农民家庭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要生产足够的大米以养家糊口，要买一些盐、布等必需品，还要满足外部人的不可减少的索取。一个家庭能生产多少大米，部分地取决于运区；但种子的品种、种植技术和耕作时间的地方传统，是经历了几百年的试验和挫折才形成的，使得在特定环境下能有最稳定、最可靠的产量。这些都是由农民发展起来的技术安排，用以消除“使人陷入灭顶之灾的细浪”。还有许多社会安排也服务于同样的目的。互惠模式、强制性捐助、公用土地、分摊出工等等都有助于弥补家庭资源的欠缺；否则，这种资源欠缺就会使他们跌入生存线之下。这些技术和社会安排已确认的价值，大概恰恰使得农民在来自首府城市的、帮助他们的农学家和社会工作者面前，表现出布莱希特式的固执。

下文论述的目的，就是要把生存伦理置于分析农民的政治活动的中心。论述本身始自于我对30年代大萧条时期席卷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几次大规模农民反叛的持久研究。对其中的两次起义，即缅甸的沙耶山起义和越南中部的被称为“义（安）—（河）静苏维埃”的起义，我要作详细分析。

从东南亚殖民地史的角度看，这些反叛活动以及其他类似活动可以被视为历史上的附带现象，尽管对于在反叛战斗中死去的人们来说，这些活动决不是小事一桩。两次起义最终都被镇压了，两者都未能实现农民的任何目标，两者都被认为是政治戏剧的次要情节——这场政治戏剧越来越受民族主义者和殖民者之间的斗争所主导。从另一层更深远的历史意义上看，这些活动是边缘性的。在不可抗拒的中央集权化和商品化世界上，他们寻求封闭的、自治的农民乌托邦。它们或多或少属于自发起义，打着农民地方主义的一切招牌。在农民地方主义的世界里，世俗民族主义的大部队是殖民地国家的惟一有效的反对力量。同其他向后看的农民运动或工匠运动一起，两次起义是——用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难免的牺牲品”。

然而，从另一种观点看来，我们可以从将近半个世纪前被打败的反叛者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如果我们理解激起他们不顾一切冒险的义愤的话，就能掌握我称之为他们的道义经济的东西：他们的经济公正观念及其对剥削的实用性定义——在他们看来，对他们的产品的哪些索要是难以忍受的，哪些索要是不可以忍受的。由于他们的道义经济在其他地方的农民中也有代表性——我能够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对农民政治活动的道德规范根源有更为充分的理解。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懂得殖民地时代的中央经济和政治的转变系统地违背了农民的社会平等观，我们就会认识到作为“低等阶级”的阶级何以比无产阶级更为经常地举起反叛和革命的旗帜。

这里要做个必要的说明。我的研究主要的不是分析农民革命的原因，这项任务已经由B.穆尔和E.R.沃尔夫很好地完成了。通过研究农民的道义经济，我们可以知道使他们愤怒的是什么，而在其他情况相同时，什么东西会引起爆炸性局势。但是，如果说对剥削的愤怒足以激起反叛的话，那么，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不仅仅是第三世界国家）就都会燃起反叛之火。认识到自己受剥削的农民是否确实造反，这取决于众多相关因素——诸如同其他阶级的联盟，统治者的镇压能力和农民自身的社会组织，对此，我们这里一带而过，不加讨论。我要论述的是，在农民社会里当受害者认识到剥削的时候，剥削的性质如何；什么东西会形成社会的爆炸性形势，而不讨论社会爆炸本身。（我把自己限制在这一讨论范围内，不仅是出于对穆尔和沃尔夫研究革命的杰出成果的尊重，以及对学术分工的认识；而且因为在我看来，比起革命战争来，没有反叛的剥削是十分正常的事态。）在本书最后一章，我要说明在没有反叛的情况下，对于受剥削的农民来说，悲剧性选择是什么。

我赖以立论的基本思想是简单的，但却是有力的，它产生于大多数农民家庭的主要的经济困境。由于生活在接近生存线的边缘，受制于气候的变幻莫测和别人的盘剥，农民家庭对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收益最大化，几乎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典型情况是，农民耕种者力图避免的是可能毁灭自己的歉收，并不想通过冒险而获得大成功、发横财。用决策语言来说，他的行为是不冒风险的；他要尽量缩小最大损失的主观概率。如果说把农民看做面向未来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忽略了他的主要的生存困境，那么，通常的权力最大化假设则没有公平地对待他的政治行为。首先考虑可靠的生存需要，把它当做农民耕种者的基本目标，然后考察他同邻居、精英阶层和国家的关系，看他们是援助还是阻碍他满足这一需要——这就要重新阐述许多问题。

这条“安全第一”原则，体现在前资本主义的农民秩序的许多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安排中。举两个例子，使用不止一类的种子以及在分散的条块地上的欧洲式传统耕作，就是为了避免过度风险的古典技术，而常常以减少平均回报为代价。一个村庄里的一大批社会安排，主要是为了确保住户的最低限度收入。定期地根据需要重新分配的公有土地，或是欧洲村庄的公地，其功能全在于此。此外，前资本主义村庄内的社会压力，也有某种再分配的功用：富裕农民要仁慈待人，主办较多的开销和较大的庆典，救助暂时穷困的亲戚邻居，慷慨地捐助当地的圣祠庙宇。正如M.利普顿所指出的：“许多看似古怪奇特的村庄活动，实际上具有隐蔽的保险功能。”

上述社会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社会的特色。但人们很容易把这些安排浪漫化、理想化，这是个严重错误。它们并不意味着绝对平均主义。相反，它们仅仅意味着一切人都有权利依靠本村资源而活着，而这种活着的取得，常常要以丧失身份和自主性为代价。这类社会安排的功能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流言蜚语和妒忌的腐蚀力，靠人们的这一共识：被抛弃的穷人很可能成为富裕村民的真正和现实的威胁。然而，这些适度而关键的再分配机制，确实为村民们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根据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证据，波拉尼认为，此类习俗在传统社会中是相当普遍的，而且是传统社会与市场经济社会相区别的标志之一。他的结论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没有个人挨饿的威胁，使得原始社会比市场经济更为人道，同时经济的考虑也更少。”

生存保险的提供并不局限于村庄内部，它还构建了同外部社会精英之关系中的道义经济。正如E.沃尔夫所指出的那样：

然而，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无论从长期看还是从短期看，社会平衡均取决于农民的剩余物资向统治者转移的某种平衡，取决于为耕种者提供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分享公共组织内部的资源，依赖于同强有力的保护人的联系，这些是农民为力求降低风险、加强生活稳定性而经常采取的措施，也得到政府的宽恕，甚至常常得到政府的支持。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提高警觉，不能冲动地把这些安排理想化。当它们起作用（但不一定总有作用）的时候，它们也并不必然地是利他主义的结果。在地多人少的地方，生存保险实质上是留住劳动力的惟一办法；在社会精英和国家所控制的强制手段十分有限的地方，对下层人员的需要表示出某种尊重是聪明的办法。

虽然生存保障的愿望出自耕种者的需要——出自农民的经济状况，但人们在社会上感受到的是一种类型的道德权利和道德期待。B.穆尔抓住了对这些期待的标准理解：

这种［在共同体内分担风险的］经验提供了培育农民的习俗和道德标准的温床，农民们正是用这些习俗和道德标准判断自己和别人的行为。这些标准的实质是朴素的平等观念，强调保障最低限量的土地［资源］对于实现基本的社会任务的公正性和必要性。这些标准通常具有某种宗教制裁力；而且，农民的道德良心不同于其他社会阶级的道德良心，也是这些标准所强调的重点。

违背这些标准，就会激起怨恨和抵抗——不但由于需要未被满足，而且由于权利受到了侵犯。

这样说来，生存伦理就是植根于农民社会的经济实践和社会交易之中的。作为道德原则，作为生存权利，我可以证明它是评价地主和政府盘剥农民剩余物的标准。基本问题是前者以后者的牺牲为代价去稳定自己的收益。既然佃户宁愿尽量减小灾难的概率而不是争取最大的平均利润，那么，在对租地使用权制度的评估方面，佃户生存收益的稳定和保障就比其平均利润或被地主取走的收获量都更具决定性。为佃户提供有保障的最低利润的租地制度，比起那种从佃户那里平均盘剥量较少、但忽视其基本消费需要的制度来，在佃户的体验中似乎剥削的程度较低。这一推理同样地适用于政府的索要权。政府的征收量是固定不变的，不因农民在特定年份的支付能力的不同而不同。这一制度，比起因收益不同而不同的国库负担来说，很可能被认为剥削程度更厉害。农民的检验标准极可能是“剩下多少”而不是“被拿走多少”。生存标准对待剥削的看法同仅仅基于被征收的剩余价值量的各种理论完全不同。后者在对国家征收方式分类方面可能有用，但我认为，生存标准比它们更可能成为农民经验的现象学的适当指导。这是因为，生存问题最直接地关系到农民生活的根本需要和忧虑。

东南亚殖民地时代的两次大转变，逐渐完全破坏了以前的社会保险模式，违背了生存规则的道义经济。这些转变是：第一，沃尔夫所说的“特殊的文化系统，即北大西洋的资本主义”的强制性；第二，在殖民者领导下的现代国家的相关发展。土地和劳动力（即自然和人力）之转化为商品，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村民们越来越失去对土地的控制，耕种者逐渐失去对土地的使用收益权而变为承租人或农业工资劳动者，农业产品的价值越来越受非人格化的市场波动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南亚发生的事情，正是马克思在欧洲所看到的区域性情况的概括。“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在下缅甸和湄公河三角洲的土地上，这些“新的自由人”面对着越来越苛刻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后者对农民收成的盘剥更大地随市场的指向而不是随土地承租人的需要而变化。在整个20世纪初期，随着世界经济萧条的到来，一直在恶化的形势，演变成了基于强制，同样也基于市场的“你得益，我受损”的斗争。农民尽其所能地抵抗，而一旦环境许可，便要进行反叛。

在这场戏剧中，政府和稀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扮演着同样的角色。政府不仅使用法律强制机器以确保契约得到遵守、市场经济得以维持，而且本身又是农民财富的盘剥者。政府的大部分管理职能在于为了税收的目的而清点和统计臣民及其土地数量。政府财政顾问的推理同地主是一样的：稳定的收益比波动的收益更为可取，因而固定的人头税和土地税率比根据实际收入征税更为可取。当发生经济危机时，政府的关税收入和其他可变性财源显著减少，于是它便大大加重最为稳定的税源——人头税。这种勒索进一步加重了本来就已经压力不轻的农民的税负，因而激起了抵抗和反叛。

从上述所有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里谈到的抵抗和反叛同欧洲早期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所激起的反抗，何其相似！在欧洲，生存收入问题也是由于市场力量和政府的过度侵入而加剧的。R. C. 科布通过对18世纪法国的民众抗议的深入研究，认为只有根据食物供应问题、短缺的威胁及其政治意义，才能理解民众抗议。

对供应不足的态度制约着对其他一切事物的大众态度，例如对政府、农村、生命和死亡、不平等、剥夺、道德、骄傲、羞耻、自尊等等的态度。供应不足是一切大众表达的中心论题。普通人并非生活在神话和莫名其妙的恐惧的世界上，因为供应不足和饥荒实际上是对其生存的最大的和惟一的威胁。

尽管有惊人的相似，但对于殖民地人民来说，转变的过程所带来的伤害更大。一个原因是，在英国或法国花了300年才实现的转变，在殖民地国家被缩短为仅仅几十年的强迫过程。而且，在欧洲，正如波拉尼所雄辩地指出的那样，将从完全的市场经济中失去许多东西的本土势力（有时包括君王，部分贵族，工匠，农民和工人），有时通过实行古老的道义经济，可以阻止或至少限制市场力量的作用范围。在德国和日本，强大的保守国家的创立，允许穆尔所说的“来自上层的革命”的发生，这种革命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尽可能多地不受损伤。结果，一方面为日后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对农民在短期内造成的伤害较轻。但在殖民地国家，想反对或限制市场经济的全面影响的政治势力，除了造反，没有什么力量或完全没有力量让社会承认自己。

从上述观点看来，在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转变时期，农民问题就是保障最低限度收入的问题。最低限度收入的确定当然有生理学方面的可靠根据，但也不能忽略其社会和文化的涵义。为了充分发挥自己作为乡村社会成员的作用，每家人都需要达到一定水平的财力，以便履行必要的礼仪和社会义务，同时吃饱肚子、继续耕作。倘若低于这一水平，那就不但有饿肚子的危险，还要遭受在社区内失去身份、地位的深远危害，也许从此永远陷入依赖性境地。

在某种意义上说，前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围绕这一最低限度收入问题组织起来的，旨在最大程度地减少其成员由于有限的技术和变幻无常的自然条件而必然遭遇的风险。传统形式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互惠主义与再分配机制可以认为就是由此产生的。诚然，一旦发生集体性灾难，装备极差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难以为其成员提供生计；但它通过精心设计的社会交换体系，确实提供了家庭社会保险以应付“正常”的农业风险。

当然，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国家本身承担起了通过逆向财政政策、失业补偿、福利计划、社会医疗和负所得税等机制保障最低限度收入的责任。顺便指出，这些保障措施的效果之一，就是使得个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更为合理了。

农民几乎完全没有最低限度的生活费保障，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又完全取消了各种传统的社会保险——这是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的殖民地时期的特征。殖民地政权完全不考虑市场波动对农民的打击；相反，为了维持税收数额，在经济衰退中更加压榨农民。结果出现了某种矛盾现象。一方面是迅速发展的出口经济，当地地主、官员和放债人的巨额财产，有时还有人均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对农村的负债和贫困状况以及对农民动乱的发展速度的高度关注。这同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贫困状况并无不同。这种矛盾现象形成的原因，植根于居民中的较贫困部分在生存收入方面的新的不安全感。尽管平均工资率也许很高，但失业的可能性很大；尽管农民出售产品的平均价格也许很高，但价格剧烈波动；尽管税收也许是适当的，但对于可变性极大的农民收入来说，这是一笔固定支出；尽管出口型经济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也集中了生产资源的所有权，同时侵蚀了古老的乡村经济中的平衡机制。

在贯穿这一时期的农民抗议的所有主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关生存准则的道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两大主题是：第一，当地主、放债人或政府侵害了被认为是由文化界定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水准时，他们对农民收入的盘剥决不是合理的；第二，分配土地产品的方式，应当确保一切人都处于适当的生存地位。在以往的任何情况下——在传统的社会实践中——几乎都有这种诉求，而我所论述的造反则被恰当地视为防御性反应。此类向后看的意图，现已成为从分析农民运动中得出的定论。正如穆尔引证托尼的观点所指出的：“农民激进分子会惊讶地听说他正在破坏社会的基础；他仅仅是想弄回长久以来公正地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且，造反实质上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的造反。除了在公有土地已经被地方名流占用了的地方，令人吃惊的是，对土地本身进行再分配的要求从未提出过。抗税抗租的要求，是根据他们的消费情况提出来的；在好年景可以接受的税租，在坏年景则不可接受。是剩下的数额少而不是被要走了多少（两者确有明显的联系，但决不等同）促使农民进行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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