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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省境内，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战国、秦代和西汉时期的简牍。出土这些简牍的地区，历史上曾为楚国所辖，在秦灭楚后至西汉早期仍不同程度地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大体上属于楚地的范畴*。楚地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年代比较明确，内容十分丰富。该批简牍的出土与公布开阔了人们的学术视野，是弥足珍贵的学术资源，当中的一些重大发现为相关的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对相关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简牍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如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秦简的发现与研究，为利用简牍开展秦汉史研究树立了典范，从真正意义上拉开了海内外学者共同参与、合力研究简牍文献的序幕。1986年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楚简的出土，掀起了战国文字研究的热潮，由此奠定了战国简牍在古文字研究领域的突出地位。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1号墓楚简的面世，促进了简牍文献研究的多学科交叉渗透、相互借鉴，彰显了简牍学作为国际显学的应有地位。 简牍具有编绳编连、竹木材质、沾墨书写等有别于其他出土文献的自身特征，也由此造成了简册易散乱、简片易断碎、字迹易模糊的状态。作为地下发掘出土的一类史料，相比传世文献，包括简牍在内的出土文献的文本复原是自然要面对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是我们正确理解出土文献内涵和以之为史料开展学术研究的必要前提。简牍资料整理的两大主要任务，即简序复原和文字考释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正如陈伟先生所说：“任何一批时代较早的出土文献，都会在原始资料公布之后有一个历时较长，由较多相关学者参加的讨论过程，才能在文本复原和内涵阐释上，达到较高的水平，形成大致的共识。对于用古文字写成的先秦竹简资料来说，由于文字辨识和简序排定上的难度，尤其如此。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愿望或期待，是很不切合实际的。”[1](P3) 简牍的再整理是指在简牍文献初始整理之后所开展的基于文本整理与内容解读的研究工作。严格地讲，简牍的再整理应是简牍初始整理的全面改进和深化，是在原整理基础之上吸收已有研究成果，最大限度地改进图像，完善考释，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文本内涵的综合研究，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科研工作。 近些年来，楚地出土战国、秦汉简牍的再整理工作在持续开展。自2003年始，在陈伟先生主持下，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联合湖北、河南、湖南、甘肃、四川等地多家文博单位和科研院所先后实施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和“秦简牍的综合整理与研究”。“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课题，是对在2003年以前已经刊布的简册资料基础上重加整理，并对楚简作了总体研究。纳入上述楚简攻关项目的简牍资料有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简牍、荆门郭店1号楚墓竹简、江陵望山1号、2号楚墓竹简、江陵九店56号、621号楚墓竹简、黄冈曹家岗5号楚墓竹简、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竹简、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竹简、新蔡葛陵1号楚墓竹简、湖南长沙仰天湖25号楚墓竹简、五里牌406号楚墓竹简、杨家湾6号楚墓竹简、常德夕阳坡2号楚墓竹简等14批，其成果《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与《楚地出土战国简册研究》(十卷)已相继出版[注]，带有图版的释文、注释本也将由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2](P76)。“秦简牍的综合整理与研究”课题，2008年立项，对历年出土的秦简牍7批，即睡虎地秦墓简牍(含睡虎地4号墓木牍和11号墓竹简)、龙岗秦墓简牍、郝家坪秦墓木牍、周家台秦墓简牍、岳山秦墓木牍、放马滩秦墓简牍等简册资料重新整理，这大致只是较早出土的几批，其成果《秦简牍合集》(4卷6册)和《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4册)亦相继出版面世[3]。这是迄今为止楚地战国和秦简牍最重要的两次较大规模的系统整理工作。楚地出土西汉简牍的再整理也有开展，如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司法文书简的再整理[4]。近期，我们在继续完成楚简攻关项目即包山楚简再整理的同时，也对随州孔家坡8号汉墓简牍、江陵凤凰山西汉墓简牍进行了再整理工作。以下我们结合上述简牍再整理的实践，就楚地战国、秦汉简牍再整理的工作经验、方法以及新获研究心得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再整理工作要有明确的研究目标 简牍文献再整理的基本目标是提升简牍文本整理与综合研究的水平，形成具有更高质量、更为完善和更加可靠的文本。不同简牍的再整理可能有不同的具体目标，有的侧重简牍内容的再研究，有的则是注重文本整理，还有的是两者兼顾。楚简、秦简攻关项目是将获取的最佳简牍图像作为项目简牍整理的一个重要目标，以保障文本整理尤其是文字释读工作拥有良好的基础资料。同时也还考虑到纳入研究的简牍文献出土历时较长，部分简牍的初始整理图版不清晰，相当一部分简牍受脱水等因素影响，保存现状不如当初，使得红外拍摄的效果打了折扣。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工作的开展才有针对性。为了能够获取最佳简牍图像，我们努力加强与简牍收藏单位及简牍整理报告出版、发表单位的密切合作，争取更多的支持。尽管在这一工作当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正因为制定并坚持这样一个目标任务，大家齐心协力，多方寻觅资料，在顺利开展红外简牍拍摄的同时，还十分难得地取得了绝大多数简牍最好版本的常规照片，应该说是较为圆满地达成了目标。 二、掌握初始整理的基础信息与研究现状，不断检验、完善和丰富再整理的内容 如何通过再整理工作完善之前文本整理的不足、纠正存在的错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初始整理的基本成果并跟踪后续研究进展，了解发掘报告中相关简牍的基础信息，尽可能接触简牍实物，带着课题意识投入到再整理工作的各个环节，不断检验、完善和丰富再整理的内容。 江陵九店56号楚墓《相宅》简45是该篇的首简，开头的四字“凡相坦树”，在原整理报告的图版中缺失了右半边。原整理者注释说：“竹简出土清理时右半尚存，释文是根据当时的记录释写的。”[5](P110)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九店楚简红外拍摄过程中就特别留意小片简，最终找到了图版缺失的右半边，将其缀合在大片里并拍照，弥补了原整理报告的缺憾[6](P318)。 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的简2-016、望山1号楚墓的简146，原整理者视之为竹简，一并与同墓其他竹简统一编号。实际上，通过仔细观察，它们都不是竹简，而是系于器物上的签牌[6](P286、382)，此外在曾侯乙简的再整理中还新发现了一枚签牌[6](P341)。将这些原本不当归入竹简的签牌鉴别出来，即厘清了竹简文本内容，也为签牌的研究增添了材料。近期，我们在对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的再整理中发现，该墓简130、134有对称切口，长度较短，当不属于竹简，而是两枚系在随葬的米袋上标明所盛稻米数量的签牌，其形制与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米囊签牌基本一致。 竹简背划线的问题是近来多有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业已公布的清华藏楚简、岳麓藏秦简、北大藏汉简的背划线资料已引发学界的广泛探讨。包山楚简整理者曾注意到包山卜筮祷祠及司法文书简的背划线，报告云：“有少量竹简背面有刻刀划出的斜线，或墨笔划出的墨线，相邻的简有的可据此依次相接，有的则互不相关。这两种线道可能是在编联之前做的某种记号。”[7](P267)近期，我们在湖北省博物馆保管部库房观测了包山卜筮祷祠简，54支卜筮祷祠简中除14支没有简背墨划线外，其余40支简的简背均有墨划线。原整理者编连有简209-211、简212-214、简216-217、简226-227、简230-231、简236-238、简242-244、简245-246等八组简，每组简的墨划线皆可依次相连，其竹节、契口亦可大致对齐。而剩余其他竹简中的相邻简背面的墨划线并不连贯。包山楚简是目前所见科学发掘楚简中背划线信息最为丰富的战国简，清华藏简的背划线属于书籍简，包山简背划线则属于文书简，将两者联系起来考察背划线的制作和用途，应当是有益的尝试。同时，包山卜筮祷祠简背划线或许能为卜筮祷祠简的重新编排提供新的线索。 在包山楚简再整理的工作过程中，我们比较注意竹简形制方面的检视。我们发现，全部卜筮祷祠简的契口并不是处于简的同等位置上，其中至少有两支简的契口明显与众不同，其竹节所在位置也与他简存在差异。有迹象表明，包山卜筮祷祠简不是编连一册的，存在竹简使用不一的现象，此或许说明这些卜筮祷祠简不是统一抄写好并随葬的，这些简有可能就是记录占事的原简，汇集在一起后随葬入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现存卜筮祷祠简的长度与原整理报告给出的数据有较大差距，一概都变短了，连带上下契口距离简首末端的尺寸也有缩小。如现存的简226实测长61.7、宽0.6厘米，上下契口分别距离简首末端17.8和16.1厘米，而发掘报告给出的数据则是简长68.4、宽0.8厘米，上下契口分别距离简首、末端19.2和17.5厘米。现存包山竹简已经过脱水处理，有一定收缩应是正常的，但长度方面有如此大的变化，似乎也不好用竹简脱水来解释。究竟何种原因导致这一现象还有待探察。 三、高度重视简牍红外线影像的摄取 大多数出土简牍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字迹漫泐不清而难以辨识的情况，个别简牍在出土后可能因为保护方面的疏漏等原因而收缩变形以致简文漆黑一片，这些都增加了简牍文字释读的困难。红外线有较强的穿透力，经红外线照射，一些肉眼不易分辨的墨迹很淡或杂乱成团的简文，便能够显现出相对清晰的笔画，从而达到复原字迹的效果。在楚简、秦简攻关项目中，我们利用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赠送的红外成像设备，极尽所能地投入人力，自始至终依靠红外线成像技术来最大限度地获取清晰的文字影像，进而通过多种图像资料的相互比对，辨识疑难字，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经项目改正的原未释、漏释或误释字有上百个，补充了部分缺失常规照片或常规照片无法利用的简牍的影像。简牍红外影像的获取对攻关项目较高质量的完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简牍红外拍摄是一项十分细致的工作。出于保护简牍的考虑，一般情况下，简牍的提取是需要文保人员来操作的，拍摄也基本要求一次完成，避免反复搬动简牍。因此，简牍的红外拍摄需要多人协作、专人拍摄、专人放置、专人回收。同时，工作人员还应当提前熟悉拍摄对象的基本状况以及需要重点关注的竹简或竹简局部。对重点部位可以采取微调多张拍摄以备选用。通常来讲，除关键性的疑难字外，较模糊的竹简端头、断口处的字迹以及重、合文等都是需要格外留意、加强拍摄的地方。例如，包山简牍中遣册的简260，起首字是“一”字，其几乎是挨着首端的边缘写的，又因为仅有一横笔，故容易因端头的析裂而褪去墨迹、模糊不清。事实上，在原整理报告的简牍图版中，这个“一”字基本看不清了，整理者释文也漏释，大概是认为此处无字。红外影像则让此处的“一”字原形毕露[6](P125)。 需要指出的是，经脱水处理的简牍，字迹会不同程度地变淡，有的本来墨迹就有脱落的文字在脱水后甚至字迹荡然无存，影响了红外摄取的效果。一些简牍在脱水处理后会出现破碎现象，这其中尤以秦简较为普遍。相比于时代在前的战国简牍以及其后的西汉简牍，秦简牍的制作不够精细、加工不到位，竹简既薄又窄，属不易保存的一类简牍。因此秦简牍的红外拍摄需要格外小心、细致，对于碎片状的竹简，拍摄时就需要耐心拼对，尽可能地维持原状。 当前，一些研究机构已经使用红外扫描设备。与以往红外数字拍摄成像有所不同，简牍红外扫描是通过对简牍实物的全覆盖扫描获取文字图像的。通常情况下，红外扫描获得的图像色调较均匀，清晰度也普遍较高，值得推广。当然，简牍实物的红外扫描也对简牍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切实加强简牍数据库的建设 数据库是简牍整理工作中十分得力的学术工具。简牍数据库的主要作用是提供简牍文字的字形和词、句的检索，为项目研究提供资料保障。在楚简、秦简攻关项目的开始阶段，相关的检索单字、辞例的数据库即基本完成，并已投入使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又设专人长期维护、扩充简牍字形辞例数据库。结果表明，它们对《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和《秦简牍合集》的完成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简牍再整理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外影像与数据库结合利用更加有助于疑难文字的辨析。例如包山楚简中的司法文书《廷志》简155的字迹相对其前后简较为模糊，简文“之行”之上两字，原整理者释为“襄陵”，我们曾怀疑是“敬陵”[6](P318)。“陵”前一字简文较模糊，红外影像相对清晰，但有些笔画不好确定。通过检索“楚简单字、辞例数据库”并仔细比对收录的“敬”“襄”及从“襄”之字，可以确定“陵”前一字从米从襄，字也见于仰天湖楚简34号，原释“襄陵”大体不误。简155又有一个出现多次的“只”字，原整理者释为“足”，同样依靠数据库检索“足”“只”字并对照该字的红外影像，不难认出应该就是“只”字。 目前，简牍数据库的建设越来越得到重视，有一定规模的简牍整理工作都会建有与之匹配的数据库。简牍数据库的切字、偏旁拆分、辞例编撰等都是很实在的工作，很锻炼人。因此，从实际出发，利用简牍数据库的建设来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提高学生的业务水平和科研能力，也是为未来我国出土简牍整理工作提供生力军和后备人才的重要途径，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如今，我国出土简帛的再整理大有如火如荼、不断扩大之势，西北地区有马圈湾汉简、居延新简，长江以南有马王堆汉墓简帛，黄淮地区有银雀山汉简等，但不可否认，在我国学术大繁荣、科技大进步的今天，大规模开展对已出土简帛的再整理工作，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近年实施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和“秦简牍的综合整理与研究”课题，可谓先行一步，不仅为上述现今已完成的或正在组织开展的再整理项目提供了范例，也对当今众多出土简帛的初始整理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现今我国出土简帛的再整理现象进行理论总结和深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陈伟.郭店竹书別释·绪言[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2]陈伟.楚简册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 [3]陈伟.秦简牍合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陈伟.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4]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M].北京：中华书局，2000. [6]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7]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出土简帛四古本《老子》综合研究”(项目编号：15ZDB006)的中期成果。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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