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铸劝说我留在武汉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设在汉口的一座小楼里,在这里我见到了党中央派驻武汉的代表董必武。董老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我这次却是第一次见面。 其实,当时他才50多岁,以现在的标准说,算中年,尊其为“老”是因为在革命队伍 中,他终究比其他同志年龄大些,可能还因为他有两撇八字须,待人接物又颇具长者之风的缘故吧!董老和蔼可亲,让出了他的后房给我住,见到他,我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 一到武汉办事处,我立即写了一张便条, 告诉陶铸我已到此,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处长李涛派人送到武昌。 大约晚上8点,陶铸风风火火地来了,一边喘着气一边嘟嘟嘟说个不停,根本不容我插一句:“上午看到你的信,喜出望外,恨不得马上过江来,可是下午有会,我真有点坐不住,直到6点才赶到码头,又遇大风,轮渡不肯开,我急得要命。后来轮渡终于冒险开了,谢天谢地,差点过不来了!”忽然,他打住了话头,双眸充满了柔情,音调也好似降低了八度: “我还饿着肚子呢,我们找个馆子吃饭去吧!” 我微笑着默默地听他倾诉,心里又甜又酸,百感交集。他瘦得要命,四年的铁窗生涯弄得他脸色苍白、两颊深陷,越发显得眉重眼大,一件对襟盘扣夹袄,套在一身骨头架子上,晃里晃荡。这哪里像个28岁的青年!说40岁差不多。然而听他说话、看他眼神,却依然还是那个热情奔放、犀利敏锐、火一样的陶铸。  我们走上街头,他不停地侧过脸来上上下下打量我,像是不认识,像是看不够。我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嗔他:“你发神经啦!”他笑了:“真的是你吗?不是做梦吧?”他高兴得简直像个孩子。他说:“我出狱的当天就给你写了信,是寄到你母亲那儿转的,20多天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可把我急坏了。谁 料想此刻你已在身边了,真像做梦。”他仿佛又想起了什么,哈哈笑道:“我们正开会,忽然收到你的条子,我就有些坐不住了。钱瑛”大姐开我的玩笑, 说:'曾志来了,看把陶铸高兴得全身的寒毛都飞起来啦!” 在一家小饭馆里,我们边吃边小声说了别后的遭遇经历。他告诉我,他现任中共湖北省工委(省临委及省委的前身)委员,分管宣传、青运和文化工作。目前正组织群众,筹备保卫大武汉的游行,并在发动献金运动,联系上层人士,忙得不亦乐乎。我对他说,我是 路过武汉的,过两天就要随交通员去延安。他斩钉截铁地说:“你不要走了, 留下来吧!”我很矛盾,从感情上说我 是愿意留下的,毕竟我们已分别四年半了,但延安是心仪已久的革命圣地,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于是我不置可否 地说:“上海党组织是介绍我去延安的。”他恳切地对我说:“还是留下吧,我跟郭述申同志(省工委书记)说去!” 我们谈到夜半时分。陶铸说：“现在过不了江了,就在你这里住下吧!”第二天一早他又回了武昌。 第三天早晨我刚起床,郭述申来了,说:“你是曾志同志吧?昨天陶铸同志跟我说了,我们都欢迎你留在湖北工作。把你的介绍信给我吧,由我们向中央组织部报告,你就放心好了。”见他这么热情,我只好把介绍信交给了他,其实我心里还是十分矛盾。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做地下工作,要时时具备两副面孔,很憋气,我早就厌烦了;而延安是我们的天地,公开生活，自由呼吸,心情一定十分舒畅,在那样的条件下工作学习该有多幸福啊! 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愿扫陶铸的兴,再说,我也不是个怕死的人——谁都知道在国统区工作,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我就没再坚持要走。 经组织同意,我终于留在武汉了,省工委安排我任省妇委书记。 陶铸与李克农,闹了一出“三岔口” 陶铸和我在汉口租了一间楼上的房子,厨房却在楼下,是与别人共用的。房子里家具很简单,都是租来的,不过一张棕床、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而已,价钱也不贵,每月一块银元。我们再添置些锅碗瓢盆,家就安起来了。我们都是早出晚归,各干各的工作,却也其乐融融,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有一天半夜2点了,陶铸还没有回来。去什么地方了呢?会不会被国民党特务抓走了呢?想想不太可能,因为国共两党刚刚合作,团结的呼声很高。那么总是忙工作吧!大约2点半了,才有人在楼下敲门,我赶紧下楼开门，陶铸一声不吭,气冲冲地上了楼。我走上前正要问他,却发现他额头上鼓起核桃大的一个包。“是被特务打了吗?”我急忙问他。他“哼”了一声，气呼呼地说:“我跟长江局的李克农打架了!”我吓了一跳: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我与陶铸都知道,李克农在营救陶铸等人出狱过程中是出了大力的。 国共两党合作后,虽然两党达成了释放政治犯的默契,但国民党方面却关押着许多我党重要干部,如若我们拿不出真凭实据,他们是一律不会承认,更不会放人的。在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等同志的领导下,李克农同国民党特务进行了一场智慧和勇气的较量,多方位、多渠道地巧妙收集我党被押干部的名单和关押地点。陶铸等人的材料,就是从一个秘密渠道送到八路 军南京办事处的。接到情报,李克农即让人弄来几套国民党的将校军服,他自己穿了少将那套,让另外几位同志“当”了少校,几个人大模大样地来到国民党的司法部门和监狱,向他们要人。至此,国民党当局已没有理由再推 脱,所以最终就把陶铸他们营救出来了。 对李克农的大智大勇,陶铸十分敬佩,出狱后曾去办事处,想见李克农,以表示谢意,但恰逢李克农外出而没有见着。这样两人便一直不认识。这天,陶铸有事去长江局找周恩来。他向来性子急,所以是“登登登” 跑上的,这时突然从楼梯口闪出一人,大声喝道:“什么人?站住!”陶铸见他挺凶,哪里受得了,便回说:“你这官僚主义,嚷什么!”一面继续跑上楼。说话间,上面那人已经给了陶铸一拳。陶铸哪怕这个,也顺手给了他一巴掌,把那人的眼镜打落在地并且摔碎了。于是两人打作一团,从梯上打到楼下的客厅, 仍不歇手。周恩来闻声赶忙出来,厉声大叫: “你们干什么!”那人气呼呼地说:“不知什么人,硬闯上楼!”周恩来一看:“他是陶铸!” 又对陶铸说:“他是李克农!”两人这才住手。住了手还不服气,一个说:“是他不报姓名!”一个说:“是他先动手打人!” 两个血气方刚的高级干部上演的这一幕好戏, 在55年后被《陶铸传》的作者谑称为“三岔口”。 以后,陶铸和李克农只要一见面,说起此事都会乐得合不拢嘴。 我们在武汉的住房很小,不过十平方来左右。伙食也很简单:早餐买吃、中午与晚上自己做,不过一菜一饭,吃饱就算。但我们非常快乐，生活很幸福。就陶铸而言,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了近五年,居然得到了自由、有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而我漂泊不定,辗转千里,也历经了艰险磨难。现在终于团聚了,这比什么锦衣玉食都好,我们怎能不快乐、不幸福呢?!现在回忆起那小房子里短短几个月的生活,仍感到是那样温馨 甜蜜。陶铸对我体贴人微,关怀备至。尽管我们的钱很少,但即使只有橘子,他也只吃一半,要留半个给我。他常在我耳边轻轻说:“你真是我的好人儿。对党你是努力工作的好同志,对我你是温良贤惠的好妻子,我真有福气噢!” 在武汉的那段日子里,我和陶铸还抽空去寻访了他的同乡又是儿时好友的徐任吾,并由此弄清楚了一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徐任吾是旧知识分子,曾参加过共产党,大革命失败时又自动脱党,但没有自首,后来便在一个果园里管果树,住在汉阳的鹦鹉洲。这也是陶铸 1933年调上海另行分配工作离开福州时,留给我的永久转信地址。 我们去鹦鹉洲找他,他已不在果园做事,而在汉口为一个也是同乡的国民党官僚看管一座很大的空房子。找到徐任吾,谈话中,我问起1935年我 通过鹦鹉洲果园地址托他给南京监狱陶铸转信的事。徐任吾叹了口气说: “唉,这还要从陶耐存(陶铸的胞兄)说起!” 原来,1934年陶耐存在福建被国民党逮捕后就变节了,后因其书、文俱佳而被国民党福州警备团长看中留做了团长的书记官,陶耐存当书记官后又写信把徐任吾叫去做了司书。徐任吾到福州后,我寄往鹦鹉洲果园托他代转 的信也被转寄到了福州,徐任吾接信后便及时转到了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陶铸的手上。但事后他却把此事告诉了陶耐存,陶耐存又顺口告诉了叛徒周剑心。周剑心一听此事便立即带上特务赶到南京监狱,搜到了这封信,又按信上的地址到广州李端处抓我,结果把李端抓走了。 终于真相大白了!陶铸说:“原来如此!我就奇怪,怎么单单把曾志的来信搜走了?当时我还以为是李端那头出了问题,之后便再不敢给李端写信、同时也没有再收到曾志的信。” 此后不久,陶耐存也来到了武汉,住在徐任吾处,传话来说想见见我们。陶耐存在国民党里做官儿,而且是自首变节之人,按理我们不应理睬 他、但是他并没有出卖同志,而且又是专程来看我们的,所以还是决定去见他一面。 见面地点在徐任吾那里,徐任吾请我们吃了一顿便饭,就说些家常,便散了。我们离开徐任吾住处时,陶耐存见陶铸衣服单薄,就把自己穿的一件毛料衣服脱下给了陶铸。回来后陶铸把那衣服顺手挂在了墙壁的钉子上,许久没再动它。有一天,他拿这件衣服去晒,掏掏口袋却发现了一张字条,打开一看是特务组织蓝衣社的便笺。陶铸很气愤,对我说:“耐存这家伙还参加了蓝衣社,真是可恨!今后不要再理他!”从这以后直到全国解放我们再跟他有过来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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