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兵夜渡松花江——女战士邢德范回忆东北北满抗联烽火岁月

瓦房战斗一直到天黑才结束

一九三八年七月的一天，大概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同志们来到了事战士。

我们抗联三军一师师部和一个连队原来有七十人，现在连轻重伤员只剩下九人了。

部队除了部分被冲散或者被俘之外，其余大部分在激战中壮烈牺牲了。

这个料想不到的严重损失，使得师长和我们几个侥幸留下来的同志，万分悲痛。

次日，天刚蒙蒙亮，常师长领着我们，把战友们的尸体掩埋起来，围着新筑起的坟墓，肃穆地站着流着泪。

常师长声调十分低沉地说：“这些战友们没有实现'跨过松花江，打到岭西去’的愿望，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踏着烈士们的血迹，跨过江去，参加西征大军，到小兴安岭西去开辟新的游击区，消灭日寇，为烈士们报仇!”

我们沉痛地向烈士们行了最后的告别礼，随即按照军部的命令，赶往江北西征指挥部。

天阴得很重，大概早上七点多钟了，还没见到太阳。然而，七月的北满正值盛夏，即使太阳被厚厚的乌云遮住，天气也还是很热的。

常师长领着于参谋、赵分队长等九人，轻伤扶着重伤，没受伤的背着战友们的枪弹，背包加上在战场上割下来的死马肉，每人负重足有七八十斤，一歪一跛地在荆棘中向松花江下游的罗罗密渡口奔去。

天热，伤痛，负载重，路难走，加上劳累和饥渴，我们走上十来分钟，就要停下来喘喘，喝点塘子里的污水，再支撑着前进。

常师长腰部负伤，流了很多血，又一再拒绝别人扶他走，渐渐地支持不住，昏倒了。

当时我还不满十七岁，刚上队四个多月，也许真的是因为“女孩子家心肠软，感情脆弱”的缘故，见到师长处于这么危险的状态，我哭了，不加控制地哭了!

我背向着师长蹲在一旁，边哭边想：常师长是抗联三军的创始人之一，七八年的反满抗日斗争，在他健壮的身躯上，留下了二十余处可怕的弹痕，十个脚趾被打掉七个。但是，这丝毫也没动摇他的意志，削弱他的锐气。

他常自豪地对同志们说：“我常有钧虽然脚瘸了，残废了，但是我的心永远不会残废的!”十几分钟之后，由于同志们的抢救，常师长总算清醒过来了。

为了争取在规定的时间内渡江，他又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天越阴越重，我们又走了一段路，便下起了倾盆大雨。这是在远离人烟的森林里，我们只有把伤员同志背到大树下去躲雨。谁都知道树是挡不了多少雨的。

我和“大力士”赵分队长，赶忙扒下几大块树皮给伤员盖上伤口。

雨，整整下了一个下午，天黑时才转晴。大伙已经一天半没吃东西了，连累带饿，真是寸步难行。

常师长便下令就地宿营搞些吃的。我们已经没有一粒粮食，只好把死马肉放在钢盔里煮煮当饭吃。没有干柴，火燃不起焰，同志们便啃起半生不熟的马肉来。

负伤，淋雨，吃不熟的死马肉，喝生水，蚊虫叮咬……种种的折磨，使得师长和所有伤员染上了疟疾，行军无法继续了。

常师长只好派赵分队长和通信员到罗罗密渡口去找接应我们渡江的冯仲云主任带领的部队。

赵分队长和通信员走了三天还没回来，同志们的伤病越发恶化，更严重的是马肉已经吃光，而且只剩我一个人没生病。

于是，我到处去采野白菜、老山芹煮给伤员们吃，晚上就烧水给他们洗伤口。

忽然伤口溃烂最厉害的伤员老刘同志猛坐起来，右手握紧师长的手，左手抓挠着自己的胸膛，央求道：“不要为顾及我而影响革命事业，我请求您一我的好首长，您就舍给我一颗子弹吧！”

老刘同志要求师长打死他，这使人多伤心呀！我们几个人抱头大哭起来。

就在我们伤心地哭泣时，我无意中抬头看见于参谋正在用剃头刀子，一块块削去自己胳臂上因负伤而溃烂的腐肉。

他咬紧牙齿，睁大了眼，皱紧眉头，满头汗水，但是一声不响。

我心疼加上害怕，立即闭上泪如泉涌的两眼，用肘头抵了抵师长，艰难地向师长说：“你看……于参谋!”

师长和老刘同志同时把脸转向于参谋，投去惊讶和敬佩的目光。

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共产党员于参谋，在血肉模糊的伤口上，抹上点草药膏，顺手扯下一块衣襟包扎上，然后才抬起头来，望着常师长和我们，微微点点头。

师长扶着老刘，在于参谋身边坐下来，两眼凝视着老刘。然后，他一只手按着于参谋的肩头，另一手握紧老刘同志的手，两眼望着远方，语调深沉，但是充满着力量地说：“同志！我们共产党员，就要像于参谋这样经得起残酷的考验!我的好同志!让我们坚持活着吧!活着，我们就能消灭敌人!活着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能够胜利!”

然而，我们的老刘同志刚刚点点头，表示对师长的感激，就昏过去了。

我急忙把仅有的不几十毫升的急救水，给老刘同志灌进几滴，又用沾凉水的毛巾给他敷敷前额，他才又慢慢清醒过来。天又黑了，赵分队长仍然杳无音信。

常师长小声对我说：“赵分队长一定是遇到了不幸，如果今天夜里他还不来，小张(当时我改姓张)，那你就得出差了!”

“我!哪去?”

我问，“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到瓦房去拾几匹马来，那里一定还有活着的马。”

师长叹了口气说，“只要你回来得快，我们的生命就有保障!”

已经是深夜了，月亮被一片夜云遮住，不明不暗。同志们都迷迷糊糊地躺着，只有师长不安静地翻来覆去。

我拿着手枪坐在师长身旁，警惕地张望着，听着周围的动静。忽然，有脚步声由远渐近。

我急忙推了一下师长，告诉他：“你听，脚步声!是赵分队长回来了吧?”

“很可能!”师长振奋起来，但他却又马上警惕地说，“不过小张你要当心，这也可能是敌人的'讨伐’队呀!”

随着脚步声的逼近，我发现来者并不像人，而是一个体大如牛的黑糊糊的东西。

常师长一眼就认出这是个“黑瞎子”(熊)。他以发布战斗命令的口吻向我说：“快把子弹推上膛去，这东西祸害人!”

常师长在森林里过了七八年，他不但有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而且也有与野兽交锋的高强本领。

他和“黑瞎子”围着大树转了两圈，便机灵地向着另一株大树后面一躲闪，乘“黑瞎子”向他迎面追来，对准“黑瞎子”的脑门“砰砰砰砰”连开数枪，这只大得使人心惊肉跳的黑熊倒在地上了。

我们和“黑瞎子”的这场紧张的搏斗刚结束，忽然又听到有马蹄声由远渐近。

我说：“这回可能是赵分队长带人来了吧!”

“不!”师长很肯定地摇摇头说，“这才可能是敌人呢!我们刚才打'黑瞎子’，让敌人听到了枪声。”

他当机立断：“转移!”

我很快地把伤员一个个背到溪边的深草丛中藏起来。当我来背最后一个伤员时，来人离我只有几十步远了，并且喝令我“站住!”“站住!”

来人又喊叫一声。我听得出是赵分队长的声音，却又不敢相信是他。

我看反正是逃不脱了，就把伤员放下来，把枪握在手里，准备着万一要是敌人，就先干掉几个，然后再给自己一枪。

我刚站住，就听来人说道：“我们是抗联，你赶快放下我们的人!”

“是赵分队长!”我激动地自语着。

“你是小张?”

赵分队长跳下马来，抓住我的手问：“为什么刚才有枪声?师长他们哪里去了?”

我哪里还能说出话来呢！只用手指了指那个被打死的“黑瞎子”，然后，不声不响地把他带到师长和伤员隐蔽的地方去。

第二天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围在一起吃着又肥又香的黑熊肉。赵分队长向师长报告侦察的情形。

他说：“我们不分昼夜地跑到了罗罗密，找来找去，连部队的影子也没发现，但是，发现一棵树上刻着'此处虎穴，不宜久留!’字样，接着又有几棵树上刻着'侦察人员对这是不外行的’。我判断这是自己人在告诉我们，罗罗密渡口一带很危险，他们已被迫离去，并要我们到了后，也万不可待得太久！我们又继续从林子向江边走去，在一个小木房旁边，我们发现一个手拄拐杖的五十来岁的独腿老人，关于这个人师长您是非常熟悉他的。”

“对!他是我们的联络员，姓何。”师长又问，“他怎么样了?”

接着赵分队长把老汉告诉他的关于罗罗密一带的情形详细地叙述一遍。

原来，我们从罗罗密渡口过江的消息，在五天前的瓦房战斗时，敌人就已知道了。于是，他们就从佳木斯开来一艘军舰，并有两三百敌军，堵住了这个我们必经的渡口。

赵分队长说：“老何头信心百倍地让我们赶快把常师长和同志们领来，说一定设法让你们过江！”

“这马是何老爷子送的吗?”我也插嘴问了一句。

“不！老汉独自住在那远离人烟的江边林子里，他哪里有这马给我们呢?”

赵分队长说，“我们很快从老何头家里往回走，在路上我想起你们没吃的，伤病一定也更加恶化了，即使我们先到这儿来，也不能马上让同志们摆脱危险的处境，于是便跑到瓦房战场上去，从战场上捡到了这马。”

他喘了一口气说：“不光捡到了马，而且还捡来不少的药品呢!”

听说有药，大家都高兴得几乎忘掉了伤痛。

师长对药是不外行的，他一瓶瓶一包包拿在手里说：“嗬!可真全呀!碘酒、红汞、盘尼西林、急救水、奎宁和治疗枪伤的黑药膏……全是日本货！这回同志们算有救了。”

我们赶到江边林子里，在老何头的草垛里躲了整整十天。

虽然闷热的盛夏，捂在草垛里不是滋味，但由于吃得饱、睡得着，伤病有药治疗，晚上还能出来透透风，所以同志们的病很快治愈，伤口也接近痊愈。

七月二十七日晚上，月白风清。何老爷子拄着拐杖从几十里以外的屯子赶回来。

已是晚上九点多了，但他仍和往常一样，不顾劳累地为我们张罗吃的。待他把一切收拾停当，已是深夜十一点左右了。

按照他的安排，只要一遇上阴天下雨的黑夜，我们就要渡江了。

这天晚上，何老爷子怀着惜别的心情，和我们一直唠到凌晨一点。

最后，他加重语气告诉我们说：“我们革命者活着的最大希望，就是想亲眼看到日本鬼子从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滚出去。”

我们控制着激动的心情向老汉保证：“我们一定积极勇敢地打击日本鬼子，让您很快就看到胜利!”

“我谢谢同志们!”何老汉宽慰地点点头。

恰巧第二天就是大阴天，夜里十二点左右风雨大作。不一会儿，两个渔民老乡便把小渔船划到了渡口。我们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握紧何老爷子的手，向他告别。

常师长还和他紧紧地拥抱，告诉他：“不要多久，我们就会回来看你的!”

老爷子也高兴地回答：“我一定等着你们，祝你们西征胜利！”

这只船只能载六人，现在连渔民老乡已经十一人了，为了使小船负载减轻，划行速度尽量快些，我们只让一位船主给我们掌舵，另一位留在何老爷子家里等候。

大概是凌晨一点钟，雨虽小了些，风却愈来愈大，我们的渡江小船出发了。

小船刚到江心，敌人的小巡逻艇就出动了。我们拼命地向着和敌舰偏斜三里的岸边划去。

只听到敌人在何老爷子家附近“砰砰”打了两枪。不一会儿，敌人小巡逻艇便朝着我们的小船驶来。

为了减轻小船的负载，加快滑速，会凫水的同志，都跳进江里向岸边游去。

这时，伤势太重的老刘，两手支撑着右腿蹲在舢板上，看看追敌已经不远，他大声喊道：“为了不拖累大家，同志们，永别了!”

随着喊声扑进滚滚的江流，被松花江无情的巨浪卷走了！此刻我们离江岸不足百米远，船上因为人少，也划得更快了。

待敌艇逼近并向我们开枪的时候，我们已经钻到江边山林子里去了。

恰好这里有接应我们过江的一师的另一部分部队，他们和追敌接上了火。

战斗只十几分钟就结束了。接应我们的部队，把一个刚从江里上来的人带过来，原来他就是那位留在何老爷子家等候的渔民老乡。

常师长焦急地问：“何老爷子呢?”“他……”

渔民抹去眼泪说，“敌人在何老爷子家发现你们丢下的东西，就毒打了他几巴掌。老何头遂破口大骂日寇和汉奸，并且举起拐杖狠狠地揍了那个打他耳光的敌人。敌人就开枪打死了他。我是乘机跳进江里逃过来的。”

这时常师长和同志们都站起来，脱掉帽子，看着滚滚的松花江水，望向何老爷子那座立在松花江边的木房子，很久很久默默无语。

邢德范，抗联三军被服厂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