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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偶尔得知的一个德国女思想家，作家。论革命是她一系列惊人的政论中的一本。 在绪论中，她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只有当一个政府不会强大到经历一场战争还能持续下去，战争才可能避免。不论战争的目的是怎样的，光是战争所能导致的一切不可控后果，就足以说明战争行为的不道德性。 关于革命，阿伦特的观点也很明确——在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阶段，准确地说，从英国开拓北美殖民地开始，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行为产生。革命的关键，在于人对劳役状态的反思和觉醒，亦即亚当·斯密们提出劳动并非命运对贫困者的惩罚，劳动本身才是财富的来源开始，被统治的广大民众开始反思统治本身，才产生真正的革命行为。此前，不过如中国二千年的信史一般，无非是一姓换一姓的重复而已。 此前，生产力低下，人类对自然的掌控力不强，匮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安排，贫富差距是一种天然，劳役才成为一种必然。技术进步之后，匮乏成为可以避免的东西，人们才意识到劳动并非困苦的来源，而是相反。 阿伦特探讨了“自由”与“平等”这对冤家概念，平等一直以来与革命、解放等概念联合在一起，却被有意识地与自由这个概念对立起来。 一般认为，自由起源于自然状态，自然状态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如各类动物能力的差异，人的能力差异等，自由即是维系这种状态，不致产生人为的干扰。 阿伦特则通过词源学，梳理自古希腊的语词变化，发现自由这个概念本来就源于平等，因为希腊人所说的自由，就是基于基本权利对等的概念之上的自由。阿伦特认为，只要有绝对的差异在，就是不平等，而对于两个处于绝对差异间的个体而言，他们之间就不存在自由。
革命的概念也是一样。当代汉语的革命，才真具有我们所想象的革命的意义，英文原文中的革命，其本意恰好是相反的——revolve，是天文学中的用语，指的是天体沿既定轨道运动，所谓革命，就是把越轨的东西，恢复原状。 无独有偶，古汉语中的革命，也与英文革命有同样含义，即替天行道，革掉一个天命的载体（皇帝及其皇朝），让天道恢复循环。只是到了近现代白话文之后，革命才有了开启全新时代的意义。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所谓的革命，无非都是使政治动荡恢复既定的封建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也跟亚当斯密、威廉佩蒂们的观念一样，具有深刻的觉醒意义——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革命无非是恢复常态，之后，则是草民也能造反，取而代之；法国大革命之前，所有的哲学都只关注世界和宇宙，法国大革命之后，哲学开始关注人类自己，人类社会事务进入到了哲学的视野。由此发展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阿伦特也与其他学者一样认为，法国大革命不仅葬送了旧制度，旧观念，同时也葬送了新理想，自由立国的机会，甚至于葬送了革命群众本身。 她的独到之处在于，之所以这场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革命会遭受这样一个下场，在于革命激发出了最底层人们的反叛精神，最底层人们关于生命、生活的基本需求，也就是生物上的必然性，最终胜过了之前的所有主观能动性和精神性。 罗伯斯庇尔认为，人维持生命生活所需都必须是公有的，除此之外剩余的东西才可能是私有的，恰好与之前所有人的看法相反。这种底层的必然性，把有关人的自由、尊严等等价值都侵蚀掉了。底层的必然性，往往与苦难相关，因为一个人如果维持生命的要素都难以获取到，那么一定是极端困苦的状态，而这种困苦状态背后，孕育着一种压迫性的冲动力量。 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这种必然性的冲动力量战胜一切心灵要素的后果，被马克思吸收转化，他把法国大革命要解决的人的问题，转变成了解决必然性问题——社会问题，他看穿了人类历史上诸多种压迫、剥夺下导致的必然性困苦中，所蕴藏的力量，把政治要素引入到了本来处于哲学和历史意境中的人的革命中来，并且把自然意义中的经济问题，与政治相结合，创造了像政治经济学这种复杂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对法国大革命变质了的后果的理论化和放大。 马克思从他的价值立场上来讲，完全是逻辑一致的——处于必然性的底层阶级，把困苦转变为反叛，掌握经济力量，改变社会困苦现状，并且最终实现对人的精神价值重塑。马克思看重的，是法国大革命的过程，即必然性对所有价值的颠覆和践踏，具体化一点，就是暴力剥夺人的社会关系甚至生命。
列宁作为马克思的学生，延续了马克思的问题，没有跳出法国大革命的桎梏。列宁进一步把马克思处理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分离，经济上的贫困，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解决；政治上的平等自由问题，则可以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来解决。 在实践中，他通过党来实现这两个目的，他建立了苏维埃体制，同时发展起了工业经济。但却又发现，通过自由社会制度，很难在短期内把底层民众联合成一个巨大力量，因此他否定了自己的苏维埃制度，把党这个自由的专制力量不断扩大，最终侵蚀掉了所有的自由努力。 列宁的体制最终也蹈了法国大革命的覆辙。 实际上，马克思的独特性在于，他应该是第一个从理论视野上看到了穷人的社会力量的人，在此之前，穷人确实就是整个统治阶级乃至学术圈子都忽略掉的边缘人等。谁也不会注意这股人群，能成为精神乃至物质上的先行者。穷人之所以具备这股力量，在于穷人始终为生理需求奔忙，而生理需求乃是自然界最原始、最具活力的动力源，这种生理需求可以产生极大的冲动，因为穷人除了活命，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这种冲动，在法国大革命中很好地得到了展现——吞没掉了所有的一切，国王，权力，财富，等级，乃至革命者自己。 到这里，才逐渐意识到自己过去受的教育，确实限制了思想上的视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诞生不过两百年的新概念，其实已经深深烙在头脑里，此前去读希腊哲学史，读西方哲学史，读黑格尔、卢梭、康德，都没有真正从心灵上与他们同理过。换句话说，我并没有真正从西方古典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视角上，反思过自己现在所有的想法。 阿伦特最有创意的观点是，与法国大革命相比，被后世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夸赞太多的美国革命，更像是revolve而不是新革命，也就是说，美国革命更像是一个倒退，而非创新。为啥？ 法国大革命发生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乃是亚当斯密、威廉佩蒂们已经把广大底层劳动民众提升到历史视野中来之后，全社会已经无从忽视底层民众的苦难，因而由这种苦难所形成的冲动型反叛力量，才得以等上历史舞台。 美国恰好相反，一直到立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始终处于边缘状态。因此，美国的革命才是一帮富有的白人要求全副政治权利的革命，与广大民众其实并无多大关系。实际上，一直到1869年-1890年的镀金年代开始，美国的民权运动才正式登上舞台，对美国体制进行了平民化改良。（这一点，在后面对美国史的随笔里会详谈） 所以，美国立国的制度，也多是对权力冲动的限制，而非对民众平等需求的满足。也正因为美国没有经历过欧洲革命前的底层民众运动，因此美国的联邦集权乃至总统的权力，都大于欧洲民族国家。 论述完革命及政府构成之后，阿伦特探讨了宪法的问题。她认为起码有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宪法，其一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产生的宪法，这种宪法的来源是bill of rights，即人权宣言， 可以归纳为权利宪法，即大家约定俗成的所谓人的一些自然权利，对于这些权利，大家不仅要尊重和保护，政府也必须保护。因此，政府是用于保护宪法，保护公民权利的。 其二是美国革命时期产生的宪法，这个宪法的来源是孟德斯鸠，即宪法是对权力如何组成进行约定，实际上就是当权者们如何分享权力——三权分立。政府是宪法构造出来的，与人的权利无关系。 你可以归纳为，自上而下的宪法，和自下而上的宪法，一个是当权者分果果的宪法，一个是约定屌丝权利的宪法。 当然，大家现在基本都奉美国革命宪法为圭臬，——不仅因为大家更感兴趣如何分享胜利果实，也因为大革命宪法有一个天然的问题——你约定的人的权利，是指自然人的权利，或者说人的自然权利，如吃饭喝水等，还是指作为公民的人的权利，如选举、言论等？大革命宪法，包括之前两百年前的英国大宪章，貌似都没有明确，他们是把自然权利等同于公民权利了。由此又产生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问题。
相比之下，美国革命宪法则只需要面对权力的界限和制衡问题，要稍微好解决一些。美国宪法的关键首先是建立怎样一个联邦，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如何界定，再就是联邦内部的权力如何制衡。按照约翰·亚当斯的观点，如何制约权力，当然不是靠所谓的宪法和法律，只能以权力制衡权力，以利益制衡利益，以雄辩制衡雄辩。 后文阿伦特主要论述了苏维埃建国以及英美建国的比较。其实从这种比较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主与制度完善与否，可能与政府及权力的组织形式并没有多大的关系，那些认为良好的组织形式可以产生良好的权力运作方式的观点，倒像是倒果为因了。 比如，列宁一开始确实想建立基于工农兵联合会议的权力组织形式，但是这种大杂烩式的松散联盟，不论对于当时肃清外国入侵军队和国内土匪，还是对于组织经济建设解决温饱问题，都显得效率太低软弱无力，与布尔什维克党的严密组织根本就难以相提并论。 因而，苏维埃从与共产党合作，到与共产党产生矛盾，到最后干脆听命于共产党，逐步从最广泛的民主，蜕变成了橡皮图章。纵观这个过程，客观历史条件是主因。 反过来看美国革命或英国常常被我们嘲笑其像菜场的吵闹议会制，并没有发动最广泛的底层民众，他们始终就限制在社会的最顶层，因此，权力的各派系基本上势均力敌，不存在特别弱的一方，说实话，不论采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是两院制也好，内阁制也好，还是总统制也好，该制衡的就会发挥制衡作用，该限制的就会被限制。相对较弱的底层民众，根本就没有参与进去。 与其说是制度不同，还不如说是社会组织形式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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