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8-11 00:20:33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
同时下的一些解读相反，这本书大概并不是一本要“告别革命”的保守主义著作，在前言中，有这么一个铿锵有力的句子：“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p32）此外，对托克维尔而言，革命也不是你能告别就能告别的了的，因为大革命有其结构性原因。一言以蔽之：旧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继承旧制度。
《旧制度与大革命》三编，大体按照对革命的抽象（宏观）判断、中观社会结构、微观诱因（政治、社会行动）来撰写，对大革命做一病理学的分析。
抽象层次：
对托克维尔而言，过去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反（教会）迷信、反暴政的说法，都只看到了这场革命的表象。从政治结构的角度讲，革命不是削弱了政府权力，而是极度加强了政府权力。“它在实质上是一场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托克维尔特意强调，它是对古老封建制遗迹的摧毁。
中观社会结构：
大革命所诞生于其中的“政治社会”结构是托克维尔特别关注的。他观察到了几个令人惊异的现象，比如说“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p64）他对比了德意志与法国，得出的结论是在德意志，农奴制的痕迹更重，桎梏更深。但发生革命的场所却是在法国而不是德意志。
这个观察不但让托克维尔惊讶，也让其他人感到有必要解答。其中一个解答是“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欺软怕硬的”。当然，一场革命通常是以一场社会与政治运动的面目出现的，而对于一场成功的社会与政治运动来说，资源、舆论准备、组织、政治机会是必不可少。而只有在一个较宽松的社会条件下，才具备这些条件。从这个角度上讲，革命确实欺软怕硬。
但是这么说忽略了另外一些东西，因为在稳定——革命光谱之外，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暴动”——当人们被逼到生存的死角，即使没有资源、没有组织、没有政治机会，同样会有行动，只不过这种行动通常以一种相当无序、无法预料又极含暴力色彩的方式出现。中原历代王朝的覆灭（除少数几个）难道是饥民“欺软怕硬”的结果吗。从这个角度讲，德意志为什么没有发生群众运动，不是因为它太硬，而是因为它还不够硬。
顺便说一句，对于法国桎梏较轻这个评论，其实托克维尔自己也有不同意见。《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十二章的题目就叫做《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仔细考察其内容，托克维尔是在讲，整个社会的进步是不均衡的，有些人，被远远抛到时代的后面，受到极其不公正的待遇。革命，远远不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么简单。
当然，托克维尔是想强调，大革命所发生的社会其实已经是一个中世纪制度衰微的社会（因此革命的发生同中世纪关联不大）。但是这种中世纪制度衰微是不是意味着封建制度不再起作用，不，不是的，封建制的保护功能萎缩，但束缚功能仍在。贵族的旧义务随旧权力而去，但仍保留了特权。
封建制的衰微自然是王权扩张的结果。十八世纪一位法国大臣纪尧姆曾说道：法王就是sovereign，对他而言，虽然不能为所欲为，但也不是不可能的。国王、御前会议、督察官(intendant)组成官僚机构联手统治着国家（顺便说一下，商务印书馆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将intendant这个职位翻译成总督，《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一书则指出总督governor另有其人，通常是由大贵族凭出身担任的，而intendant则由律师或职业行政人员组成，他们也是贵族，不过通常是新贵。总督位高权轻，督察官位卑而权重）。
自1705年以后，法国没有发生一次农民起义/暴动，老百姓倾向于将国王看成是保护者（他能控制日常生活物资的价格）。教会只要自己的特权得到尊重，也倾向于与国王合作。贵族已无实际控制地方的权力，其福利仰赖王室的恩惠。如果政府真要对贵族动刀，无人可以阻挠，路易十四要废除贵族的免税权也就废了。新贵和旧贵、富贵与穷贵、穿袍与佩剑、宫廷与乡村贵族之间的重重矛盾是贵族力量的致命伤。对政府威胁最大的是高等法院的法官（手握谏诤权、法律注册权、颁布行政法规之权），这些人的职位是政府卖官鬻爵而来。政府要罢免法官就要退还买官的花费，通常肉痛舍不得，也就造就了法官的独立性。但政府只要下决心整顿，比方说退还钱款、御临法庭、放逐法官（如果该法官太过批龙鳞），法院也不是不可以控制。
因此，在托克维尔的叙述中，旧制度就是中央集权制。这既表现在地方中央关系上，也表现在横向的权力关系上。省三级会议和市政会对督察官俯首听命。农村里的教区虽然有自治形式，如同美国村社，但托克维尔辛辣的讽刺道：“二者彼此相似，就像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相似一样。”（p89）换句话说，教区治理虽然有选举的形式，但被选举官员已变成国家的工具，而非自治机构成员（逻辑同我国农村治理。托克维尔在这里写道：“最专制的政府也能够与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几乎所有那些曾经摧毁自由的君主最初都想保持形式上的自由，他们自认为这样便可将只有专制力量才能给予的种种便利于公众认可的道德力量结合起来。”p90、p86）。托克维尔特别提醒，国王通过设立行政法院的方式剥夺了高等法院干涉行政的权力，官员自称：“因为普通法庭的原则与政府的原则从来都是不相容的。”（p96）
当这么一个旧制度体现出了对统计数字、审批、行政公文、政府法规的特殊嗜好的时候，可是一点都不让人惊奇。
这里出现了又一个奇怪的现象：托克维尔承认旧制度下的法国政府还是“发展”导向的，不是单纯为了统治而统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将手伸向一切社会实践领域，企图控制一切。但思想领域却被奇怪的遗之在外，“政府允许极其自由的讨论有关宗教、哲学、道德乃至政治种种普遍的和抽象的理论。只要人们不恶意评论政府的芝麻小官，政府甘愿容忍他们攻击社会当时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p103）托克维尔自己的解释是，“必须让法国人尝一点放纵的甜头，以慰藉他们所受的奴役……它以为那种事与它无关”，但原因应该比这个“统治者愚蠢短视”的解释要更复杂。因为路易十四的王室审查官对查禁书籍特别有兴趣，路易十五、十六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也在努力运作。但确实这种查禁从来没有上升到“焚书坑儒”的程度也是真的。可能的解释之一是：统治者内部的分裂——高等法院为了挽回颓势，需要从公众中寻找政治支持，政府方面也有此企图。但正如威廉多伊尔所说，“法国没有代议制，因此无论是谁，政府还是社会中的个人，都无从了解公众，也无从获知公众的观念。于是公共舆论常常被当做合法性的尺度，也常常被看做是民意的客观表述。每一个人都想拉拢公共舆论。”这样就没法向舆论领袖们痛下狠手。
旧制度下还有好些矛盾呢。比如说，一方面，在旧制度下，由于缺乏制衡与法律，也就缺乏克制的精神，在人民和政府双方都缺乏对“政治”的信任，官民冲突非常容易以暴力开、收场。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p107），由于无可凭藉，社会改良者们就把眼光集中于政府，对政府的作用寄予了过高的期许，甚至农夫也把改良耕作的希望寄托在中央派出巡视员身上。这种对权力执行者和制度的严重不信任，与对权力本身的期望，就构成了另外一对矛盾。（我想，这个矛盾非常容易造成一种“总体解决思路”。但是“个别解决思路”在旧制度下也多半是行不通的。旧制度每天都在产生绝望【绝望于用社会合作解决问题】，因为在社会生活的任何角落都受到政府这条或者那条条规，这个或那个政府部门的许可与否的制约。这个困局的解决办法之一可能是齐头并进的“总体——个别解决思路”：社会自身首先要组织起来，在尚未被权力管制的领域【必然是那些不重要的领域】活动，培育组织、养成习惯，等待“将军”。而“将军”的目的不是为了改造社会，反而是为了放弃此梦想。）
托克维尔指出，旧制度下的法国社会是一个原子化的社会。原子化，在这里可以做两种理解。第一重指的是个人间的组织能力。除了官僚集团，别无其他有组织力的集团。而这个以等级制构建起来的集团，也有因为内争、世俗导向而导致的组织涣散问题。换句话说，只有原子，没有分子。第二重指的是思想、习惯、精神和风尚方面的相似性。“正是独夫体制，天长日久，使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是独夫政体的必然后果”。（p120）
这里又出现了另外一处矛盾。这个原子般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阶级森严的社会（面对官府，人人原子化，面对各自，又自成集团）。托克维尔特意指出，阶级森严，在这里，指的并不是阶级门槛高、阶层固化。18世纪的法国贵族是一个开放的精英群体，任何有财力买得高官的人都能成为贵族。从1725年到1789年，大约有8000人因此获得贵族称号，如果算上其家人，那么就有四万人荣登贵族阶层。如果《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一书说的没错，那么18世纪的新贵族就要占整个贵族阶层的三分之二以上。那么，既然存在社会流动性，为什么还说是阶级森严呢？那是因为特权成为一道分隔贵族与平民的明显界限——一阶级与另一阶级的区隔标志不是经济收入，而是人为强加的政治特权。这种人为的政治区隔构成了法国所有阶层和集团的特色。托克维尔还提到，由于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所有的阶层、集团均无感觉与他者合作的必要，反而变成了分利集团（政府在不停的出售特权）。这种社会生活公共性的不断丧失，对这些集团中的个人来说，也带来了持久不断的焦虑（请回想我国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一方面种菜的不吃自己的菜，另一方面他（她）也在担心其他食品的安全）。这种区隔与隔膜到了极致，逆反反弹回来，就以社会共同体的面貌吞没一切集体。
“阶级分裂是旧王国的罪恶，并且后来成了它的托辞”（p144），我们怎么能不猜疑这是旧制度的有意所为！
托克维尔对旧制度下法国社会的另外一项重要观察是：被离弃的农村。旧制度把一切资源都集中在了巴黎，集中在了城市（托克维尔也提到了不公平的赋税制度的重要影响。富裕人士纷纷奔向城市企图购买一官半职从而摆脱公共负担）。无人领导，也无人负责，承受最重的赋税、徭役与歧视。对于这些被遗忘的人群，托克维尔给出警示：“绝不能轻信法国人在他们最大的痛苦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轻松愉快……给这些人打开一条出路吧，让他们摆脱他们似乎不介意的苦难，他们立即会朝那个方面飞快地跑去，势头暴烈，要是你挡住他们的道，他们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就从你的身上踏将过去。”（p169）长期被遗忘，成为爆炸点，是不会带来理性的思考与理性的行动的。在旧制度下，当贵族不再履行他的保护职能，当资产阶级变成分利集团，事到临头，谁也无法领导这支庞大的社会力量。
微观诱因：
我猜，任何一场革命乃至政治社会运动，大约都可以从形、势、术三个层面去把握。其形赋势，其势涵术。形，是长期结构性因素，如托克维尔念念不忘的政治社会结构，又或人口或地理因素；势，是这种结构性因素所带来的潜在的势能；术，则是人们所采用的政治、社会策略集合。术肯定是对势的利用，不过未必是有意识的。形、势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可以想象出并使用出何种策略。
在这一编里，托克维尔主要讲述的是势、术。
一、人们普遍缺乏政治经验
大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文人领导大革命的浪潮、以理论治国。这是托克维尔重点批评的内容之一。日后苏珊?邓恩在《姊妹革命》一书中也指出，领导美国革命的人士既受过高等教育，也都是从政多年的政治家，他们把知识分子的眼光同政治家的实践智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但在法国，是另外一回事。美国驻法国大使，也是国父之一，莫里斯，评判说法国革命领袖们想象力有余而知识、判断或者反思不足，法国“已经用天才取代理智作为他们的向导，以试验取代经验，因为他们喜欢闪电而不喜欢阳光，所以只能在黑暗中徘徊。”（p42）。另外一位大使，约翰亚当斯，也认为法国当时的思想家和革命领袖们对政府这门科学可以用“无知”两个字概括。
前些天有位端宏斌先生也写了一篇本书的读书笔记（为什么政府高层热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简单的把托克维尔这个观察理解成“公知误国”，让人怀疑他（她）到底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如果我们把这个理解继续延伸成“因为知识分子没有政治经验，不适合治国，所以还是应该让现有的治国者继续治国，因为他们有政治经验”，我想，就更加是个错误。
托克维尔指出，知识分子、人民、贵族和资产阶级长久以来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因此，对政治毫无经验。或者说，由于长久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所以神圣化政治。如前所述，旧制度也灌输了以权力解决社会问题的体验。
接下来的这个判断显示出了托克维尔深刻的洞察力，和旧制度之所以成为悲剧之所在。托克维尔写道，“长期以来，贵族和资产阶级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们表现出这种独特的缺乏经验并不使人惊异；但是更加使人惊异的是，正是那些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大臣、行政官、总督，毫无先见之明。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于本职工作的确都精明强干；他们洞悉当时政府的一切细微末节；但是，一涉及治国这门科学，这门教授如何理解社会普遍运动，如何判断群众精神动向并预见其后果的科学时，他们就和民众一样一窍不通。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p179）换句话说，在旧制度之下，无人有政治经验。知识分子没有，治国者本身也是没有的。
在这里，需要对“政治”和“政治经验”做一下说明，以便说明所谓政治经验同行政经验是两回事。政治，从非常技术的角度来讲，就是众人之事。一种良好的政治，是找出能够满足大多数人保守偏好的最不坏的决策。虽然政治和经济运行的方式有异（一个以个人选择的方式表达、聚合偏好，另外一个是以集体公共选择的方式表达、聚合偏好），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让个人自己来表达比其他人代为表达要有效的多。
原因之一同私有信息有关。正如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作用》一文中所表述的那样，“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的独特性恰恰是由于下面的事实形成的：我们必须加以利用的关于环境的知识，从来不会以集中的或整全的形态存在，而我们所见到的只能是由每一分立的个体分别掌握的零散的、不完整的知识。社会的经济问题就在于如何利用不能完整地由单个人掌握的知识的问题。”这个道理，政治和经济领域其实是一样的，治国的知识也是这样分散在个人手中的。这个人，作为城市新移民，可能对种种隐形的歧视有切身体会，那个人，作为小企业家，也许会对企业运行中同某地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潜规则比较熟悉，这些信息太琐碎、太个人、太随机，以至于难以形成正式知识被某个机构、个体统一掌握。如果他们都能够进行政治参与，这些信息就会被传递出去（尽管集体决策未必合他们的意）。综上，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是通过中央计划-命令方式长时态运行的，我们大概不会说这个国家的经济领导者富有“经济”经验，因为全部信息聚合到一个人手中且能理解之，然后做最优选择的事情，压根就做不到（而且，老实说，这个领导者有逐渐劣化的倾向）。在政治领域，如果缺乏公共政治生活的话，执政者本人对信息的掌握也是不全面、偏狭和存在误解的（有人给九常委讲过课，所有的讲课内容必须事先审核，以至于平淡无奇、毫无水准。写内参，通常也会变成为上级意志做论证——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的经验之谈。在我个人同某些政府官员的接触中，发现他们对技术细节有了解，但是对这些细节意味着什么，却有很大的盲区）。威廉三世相信自己是共济会统治世界阴谋的牺牲品，他治国近三十年了，政治经验何在？
原因之二同政治品德有关。政治的美德之一是克制，而克制意味着，主张自己的政治意见但知道这种政治意见的合理边界在何处，知道自己能走到哪一步不至于引发太强烈的反对，知道如何协商、妥协，有的时候还意味主动做出牺牲，以示善意或帮助共同体的其他团体或个体。克制在政治生活中是多么重要，几乎是不言自明的。而要能使人们具有这项美德，靠人品，大概会有点问题。要做到这点，就需要时不时发生的有轨道的政治对抗（这一点只有大众政治参与才能做到），让“敌对”的利益团体或个人了解对手的论点乃至实力，让他们有改良自己立场以吸引更多旁观者的动机，使他们能够“尊敬”自己的敌人。法国大革命同时代的英国人就很明白这个道理。比方说，对老百姓的闹事持模模糊糊的认可态度，视之为一种社会诉冤，可制约王权绅权。马萨诸塞殖民地是美国革命的起源地，该地的英国总督托马斯?哈钦森在1768年说道：“某种群众闹事，是合宪的。”美国革命后托马斯杰斐逊接到谢斯起义的消息后甚至说道：“我喜欢不时发生一次小小的叛乱。它好似大气中的暴风雨一样。”换句话说，他们了解低烈度政治对抗所产生的良性后果。他们明白，所谓政治经验并非只是知识性的，还是实践性的。在一个没有公共政治生活的地方，就很难有获得并实践“克制”的操练场。此外，对于治国者而言，如果没有这个操练场，他（她）也无法了解社会生态与各种社会力量的状态与诉求。托克维尔一针见血的指出，在革命前夕，路易十六仍将贵族视为王权的首要敌手，却把资产阶级和人民看做王室最可靠的支持者。路易十六的政治经验又在什么地方呢？
以上，政治经验是需要去了解、去触摸的，旧制度却做不到这一点。它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信息、遮蔽了实践，不仅有害于公众，最后也使得统治者本人也陷于盲目状态。它制造了一口压力锅，而通气孔却被堵住。
二、反自由的意识形态环境
托克维尔相当毒辣的指出，旧制度、大革命同社会主义改造理想之间存在关联性。在旧制度下面，一方面，王国的行动总是以公益的面目出现的，除此之外，它别无借口，它没办法说“这个决策就是一大票人争争吵吵协商妥协之后貌似勉强过得去的一个替代品”——在存在公共政治生活的地方，争争吵吵本身就为决策提供了合法性，它只能说“这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公益是什么总是模糊不清的，可以被做相当灵活的解释）”，它只能用决策的目的来为决策辩护。另一方面，面对旧制度的压迫，民间也反应性的利用“人民”、“国民”以自保。鉴于社会分裂严重，“废私向公”的呼声也相当的高。况且在没有实践的情况下，很难获得对政治的个人色彩的体认（要调和“公益”，就需要自我克制。但是人们往往急功近利的要求自由必须带来什么好处【而没有看到自由本身就是好处】，这也就没有给“自制”留下什么空间。托克维尔有点愤世嫉俗的评论道：“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p203）
换句话说，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之间存在一个接口：公益。在它们的眼中，都是只有“人民”（在君主那里就是“臣民”），而无“人”的。“公”无论是真是假，到了极致，就是强制。这种继承关系，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语言来说就是：“中央集权制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他们二者之间的相对关系是栽培的果实与野生幼树的关系。”（p199）
三、改革与革命的承继
使革命成为现实的，还有路易十六的改革本身。在他的改革下，旧制度的负担在减轻，而政府花在公共事业上的心思在日益增多。但是，这个改革却导致了革命。对此，托克维尔写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p210）后来Gurr用“相对剥夺”来形容这种现象，即在转型社会中人们的期望值上升幅度快于社会实现所要求价值的能力。
有一种“领导”看到这个判断后的思路是，既然人民倾向于“忘恩负义”，那还是坚持“专政”比较好。问题是，坚持专政就能避开革命了吗？1917年2月俄国革命难道是尼古拉二世放弃专政的后果吗？
我们还可以问，当坏政府开始改革的时刻，难道喷涌而出的首先是人民的革命冲动？大概不是的，从经验上看，人们首先会要求改革，当改革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才会走向革命。换句话说，曾经的坏政府在开始改革的时候，应该立即制定一个改革顺序时间表并公布于众，从而将这种改革洪流纳入到制度河道里。只是开个头中间却没有继承措施的改革才是危险的。这个说法，其实托克维尔后面有过提示：“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p213）这种改革反复，而不是开启改革本身，才是托克维尔心目中刺激革命产生的真正原因。
四、上层阶级和政府对人民的革命教育
对农民的同情和对农民的鄙视，一起出现在政府的公报和上层阶级的语言中。这是迈向革命的第一种教育。它描述了农民遭受的艰难处境并给出了（至少是看起来可行的）出路，同时又把自己同农民隔绝开来。
“政府自己早已努力向人民的头脑中灌输和树立若干后来称为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敌视个人，与个人权利对立，并且爱好暴力”（p221）。如前所述，“社会主义首先植根于国王专制制度。”（p222）以社会公益为名，旧制度建立了一整套践踏个人权利并以暴力解决争端的政治程序与机器。这是托克维尔指出的第二种革命教育。
五、有缺陷的1787-1788年改革
大革命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1787年-1788年路易十六推行的改革。由于政府的财政危机（赤字已达收入的四分之一），政府本身已丧失用举债或征税等简单技术性手段解决问题的信心，而准备解决自己的“宪政缺陷”。
基本改革措施之一就是在督察官旁边设立省议会。但是由于设计不周，很快就陷入了督察官与省议会之间的争权之中。托克维尔对省议会有很多批评意见，“这些新政府由于过分活跃和自信而犯错误；它们全都充满一股不安及骚乱的热情，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总之，它们本想改善一切，到头来却弄得一团糟。”（p230）整个社会动荡起来。这可以说是整个法国缺乏政治经验的后遗症。
以上是对法国革命形、势、术的笔记与分析。我想，这篇读书笔记的最后，还是以托克维尔自己的话做总结比较好，如下：“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p241）换言之，要想告别革命，请先告别旧制度。
同时下的一些解读相反，这本书大概并不是一本要“告别革命”的保守主义著作，在前言中，有这么一个铿锵有力的句子：“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p32）此外，对托克维尔而言，革命也不是你能告别就能告别的了的，因为大革命有其结构性原因。一言以蔽之：旧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继承旧制度。
《旧制度与大革命》三编，大体按照对革命的抽象（宏观）判断、中观社会结构、微观诱因（政治、社会行动）来撰写，对大革命做一病理学的分析。
抽象层次：
对托克维尔而言，过去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反（教会）迷信、反暴政的说法，都只看到了这场革命的表象。从政治结构的角度讲，革命不是削弱了政府权力，而是极度加强了政府权力。“它在实质上是一场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托克维尔特意强调，它是对古老封建制遗迹的摧毁。
中观社会结构：
大革命所诞生于其中的“政治社会”结构是托克维尔特别关注的。他观察到了几个令人惊异的现象，比如说“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p64）他对比了德意志与法国，得出的结论是在德意志，农奴制的痕迹更重，桎梏更深。但发生革命的场所却是在法国而不是德意志。
这个观察不但让托克维尔惊讶，也让其他人感到有必要解答。其中一个解答是“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欺软怕硬的”。当然，一场革命通常是以一场社会与政治运动的面目出现的，而对于一场成功的社会与政治运动来说，资源、舆论准备、组织、政治机会是必不可少。而只有在一个较宽松的社会条件下，才具备这些条件。从这个角度上讲，革命确实欺软怕硬。
但是这么说忽略了另外一些东西，因为在稳定——革命光谱之外，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暴动”——当人们被逼到生存的死角，即使没有资源、没有组织、没有政治机会，同样会有行动，只不过这种行动通常以一种相当无序、无法预料又极含暴力色彩的方式出现。中原历代王朝的覆灭（除少数几个）难道是饥民“欺软怕硬”的结果吗。从这个角度讲，德意志为什么没有发生群众运动，不是因为它太硬，而是因为它还不够硬。
顺便说一句，对于法国桎梏较轻这个评论，其实托克维尔自己也有不同意见。《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十二章的题目就叫做《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仔细考察其内容，托克维尔是在讲，整个社会的进步是不均衡的，有些人，被远远抛到时代的后面，受到极其不公正的待遇。革命，远远不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么简单。
当然，托克维尔是想强调，大革命所发生的社会其实已经是一个中世纪制度衰微的社会（因此革命的发生同中世纪关联不大）。但是这种中世纪制度衰微是不是意味着封建制度不再起作用，不，不是的，封建制的保护功能萎缩，但束缚功能仍在。贵族的旧义务随旧权力而去，但仍保留了特权。
封建制的衰微自然是王权扩张的结果。十八世纪一位法国大臣纪尧姆曾说道：法王就是sovereign，对他而言，虽然不能为所欲为，但也不是不可能的。国王、御前会议、督察官(intendant)组成官僚机构联手统治着国家（顺便说一下，商务印书馆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将intendant这个职位翻译成总督，《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一书则指出总督governor另有其人，通常是由大贵族凭出身担任的，而intendant则由律师或职业行政人员组成，他们也是贵族，不过通常是新贵。总督位高权轻，督察官位卑而权重）。
自1705年以后，法国没有发生一次农民起义/暴动，老百姓倾向于将国王看成是保护者（他能控制日常生活物资的价格）。教会只要自己的特权得到尊重，也倾向于与国王合作。贵族已无实际控制地方的权力，其福利仰赖王室的恩惠。如果政府真要对贵族动刀，无人可以阻挠，路易十四要废除贵族的免税权也就废了。新贵和旧贵、富贵与穷贵、穿袍与佩剑、宫廷与乡村贵族之间的重重矛盾是贵族力量的致命伤。对政府威胁最大的是高等法院的法官（手握谏诤权、法律注册权、颁布行政法规之权），这些人的职位是政府卖官鬻爵而来。政府要罢免法官就要退还买官的花费，通常肉痛舍不得，也就造就了法官的独立性。但政府只要下决心整顿，比方说退还钱款、御临法庭、放逐法官（如果该法官太过批龙鳞），法院也不是不可以控制。
因此，在托克维尔的叙述中，旧制度就是中央集权制。这既表现在地方中央关系上，也表现在横向的权力关系上。省三级会议和市政会对督察官俯首听命。农村里的教区虽然有自治形式，如同美国村社，但托克维尔辛辣的讽刺道：“二者彼此相似，就像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相似一样。”（p89）换句话说，教区治理虽然有选举的形式，但被选举官员已变成国家的工具，而非自治机构成员（逻辑同我国农村治理。托克维尔在这里写道：“最专制的政府也能够与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几乎所有那些曾经摧毁自由的君主最初都想保持形式上的自由，他们自认为这样便可将只有专制力量才能给予的种种便利于公众认可的道德力量结合起来。”p90、p86）。托克维尔特别提醒，国王通过设立行政法院的方式剥夺了高等法院干涉行政的权力，官员自称：“因为普通法庭的原则与政府的原则从来都是不相容的。”（p96）
当这么一个旧制度体现出了对统计数字、审批、行政公文、政府法规的特殊嗜好的时候，可是一点都不让人惊奇。
这里出现了又一个奇怪的现象：托克维尔承认旧制度下的法国政府还是“发展”导向的，不是单纯为了统治而统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将手伸向一切社会实践领域，企图控制一切。但思想领域却被奇怪的遗之在外，“政府允许极其自由的讨论有关宗教、哲学、道德乃至政治种种普遍的和抽象的理论。只要人们不恶意评论政府的芝麻小官，政府甘愿容忍他们攻击社会当时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p103）托克维尔自己的解释是，“必须让法国人尝一点放纵的甜头，以慰藉他们所受的奴役……它以为那种事与它无关”，但原因应该比这个“统治者愚蠢短视”的解释要更复杂。因为路易十四的王室审查官对查禁书籍特别有兴趣，路易十五、十六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也在努力运作。但确实这种查禁从来没有上升到“焚书坑儒”的程度也是真的。可能的解释之一是：统治者内部的分裂——高等法院为了挽回颓势，需要从公众中寻找政治支持，政府方面也有此企图。但正如威廉多伊尔所说，“法国没有代议制，因此无论是谁，政府还是社会中的个人，都无从了解公众，也无从获知公众的观念。于是公共舆论常常被当做合法性的尺度，也常常被看做是民意的客观表述。每一个人都想拉拢公共舆论。”这样就没法向舆论领袖们痛下狠手。
旧制度下还有好些矛盾呢。比如说，一方面，在旧制度下，由于缺乏制衡与法律，也就缺乏克制的精神，在人民和政府双方都缺乏对“政治”的信任，官民冲突非常容易以暴力开、收场。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p107），由于无可凭藉，社会改良者们就把眼光集中于政府，对政府的作用寄予了过高的期许，甚至农夫也把改良耕作的希望寄托在中央派出巡视员身上。这种对权力执行者和制度的严重不信任，与对权力本身的期望，就构成了另外一对矛盾。（我想，这个矛盾非常容易造成一种“总体解决思路”。但是“个别解决思路”在旧制度下也多半是行不通的。旧制度每天都在产生绝望【绝望于用社会合作解决问题】，因为在社会生活的任何角落都受到政府这条或者那条条规，这个或那个政府部门的许可与否的制约。这个困局的解决办法之一可能是齐头并进的“总体——个别解决思路”：社会自身首先要组织起来，在尚未被权力管制的领域【必然是那些不重要的领域】活动，培育组织、养成习惯，等待“将军”。而“将军”的目的不是为了改造社会，反而是为了放弃此梦想。）
托克维尔指出，旧制度下的法国社会是一个原子化的社会。原子化，在这里可以做两种理解。第一重指的是个人间的组织能力。除了官僚集团，别无其他有组织力的集团。而这个以等级制构建起来的集团，也有因为内争、世俗导向而导致的组织涣散问题。换句话说，只有原子，没有分子。第二重指的是思想、习惯、精神和风尚方面的相似性。“正是独夫体制，天长日久，使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是独夫政体的必然后果”。（p120）
这里又出现了另外一处矛盾。这个原子般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阶级森严的社会（面对官府，人人原子化，面对各自，又自成集团）。托克维尔特意指出，阶级森严，在这里，指的并不是阶级门槛高、阶层固化。18世纪的法国贵族是一个开放的精英群体，任何有财力买得高官的人都能成为贵族。从1725年到1789年，大约有8000人因此获得贵族称号，如果算上其家人，那么就有四万人荣登贵族阶层。如果《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一书说的没错，那么18世纪的新贵族就要占整个贵族阶层的三分之二以上。那么，既然存在社会流动性，为什么还说是阶级森严呢？那是因为特权成为一道分隔贵族与平民的明显界限——一阶级与另一阶级的区隔标志不是经济收入，而是人为强加的政治特权。这种人为的政治区隔构成了法国所有阶层和集团的特色。托克维尔还提到，由于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所有的阶层、集团均无感觉与他者合作的必要，反而变成了分利集团（政府在不停的出售特权）。这种社会生活公共性的不断丧失，对这些集团中的个人来说，也带来了持久不断的焦虑（请回想我国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一方面种菜的不吃自己的菜，另一方面他（她）也在担心其他食品的安全）。这种区隔与隔膜到了极致，逆反反弹回来，就以社会共同体的面貌吞没一切集体。
“阶级分裂是旧王国的罪恶，并且后来成了它的托辞”（p144），我们怎么能不猜疑这是旧制度的有意所为！
托克维尔对旧制度下法国社会的另外一项重要观察是：被离弃的农村。旧制度把一切资源都集中在了巴黎，集中在了城市（托克维尔也提到了不公平的赋税制度的重要影响。富裕人士纷纷奔向城市企图购买一官半职从而摆脱公共负担）。无人领导，也无人负责，承受最重的赋税、徭役与歧视。对于这些被遗忘的人群，托克维尔给出警示：“绝不能轻信法国人在他们最大的痛苦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轻松愉快……给这些人打开一条出路吧，让他们摆脱他们似乎不介意的苦难，他们立即会朝那个方面飞快地跑去，势头暴烈，要是你挡住他们的道，他们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就从你的身上踏将过去。”（p169）长期被遗忘，成为爆炸点，是不会带来理性的思考与理性的行动的。在旧制度下，当贵族不再履行他的保护职能，当资产阶级变成分利集团，事到临头，谁也无法领导这支庞大的社会力量。
微观诱因：
我猜，任何一场革命乃至政治社会运动，大约都可以从形、势、术三个层面去把握。其形赋势，其势涵术。形，是长期结构性因素，如托克维尔念念不忘的政治社会结构，又或人口或地理因素；势，是这种结构性因素所带来的潜在的势能；术，则是人们所采用的政治、社会策略集合。术肯定是对势的利用，不过未必是有意识的。形、势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可以想象出并使用出何种策略。
在这一编里，托克维尔主要讲述的是势、术。
一、人们普遍缺乏政治经验
大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文人领导大革命的浪潮、以理论治国。这是托克维尔重点批评的内容之一。日后苏珊?邓恩在《姊妹革命》一书中也指出，领导美国革命的人士既受过高等教育，也都是从政多年的政治家，他们把知识分子的眼光同政治家的实践智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但在法国，是另外一回事。美国驻法国大使，也是国父之一，莫里斯，评判说法国革命领袖们想象力有余而知识、判断或者反思不足，法国“已经用天才取代理智作为他们的向导，以试验取代经验，因为他们喜欢闪电而不喜欢阳光，所以只能在黑暗中徘徊。”（p42）。另外一位大使，约翰亚当斯，也认为法国当时的思想家和革命领袖们对政府这门科学可以用“无知”两个字概括。
前些天有位端宏斌先生也写了一篇本书的读书笔记（为什么政府高层热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简单的把托克维尔这个观察理解成“公知误国”，让人怀疑他（她）到底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如果我们把这个理解继续延伸成“因为知识分子没有政治经验，不适合治国，所以还是应该让现有的治国者继续治国，因为他们有政治经验”，我想，就更加是个错误。
托克维尔指出，知识分子、人民、贵族和资产阶级长久以来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因此，对政治毫无经验。或者说，由于长久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所以神圣化政治。如前所述，旧制度也灌输了以权力解决社会问题的体验。
接下来的这个判断显示出了托克维尔深刻的洞察力，和旧制度之所以成为悲剧之所在。托克维尔写道，“长期以来，贵族和资产阶级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们表现出这种独特的缺乏经验并不使人惊异；但是更加使人惊异的是，正是那些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大臣、行政官、总督，毫无先见之明。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于本职工作的确都精明强干；他们洞悉当时政府的一切细微末节；但是，一涉及治国这门科学，这门教授如何理解社会普遍运动，如何判断群众精神动向并预见其后果的科学时，他们就和民众一样一窍不通。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p179）换句话说，在旧制度之下，无人有政治经验。知识分子没有，治国者本身也是没有的。
在这里，需要对“政治”和“政治经验”做一下说明，以便说明所谓政治经验同行政经验是两回事。政治，从非常技术的角度来讲，就是众人之事。一种良好的政治，是找出能够满足大多数人保守偏好的最不坏的决策。虽然政治和经济运行的方式有异（一个以个人选择的方式表达、聚合偏好，另外一个是以集体公共选择的方式表达、聚合偏好），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让个人自己来表达比其他人代为表达要有效的多。
原因之一同私有信息有关。正如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作用》一文中所表述的那样，“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的独特性恰恰是由于下面的事实形成的：我们必须加以利用的关于环境的知识，从来不会以集中的或整全的形态存在，而我们所见到的只能是由每一分立的个体分别掌握的零散的、不完整的知识。社会的经济问题就在于如何利用不能完整地由单个人掌握的知识的问题。”这个道理，政治和经济领域其实是一样的，治国的知识也是这样分散在个人手中的。这个人，作为城市新移民，可能对种种隐形的歧视有切身体会，那个人，作为小企业家，也许会对企业运行中同某地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潜规则比较熟悉，这些信息太琐碎、太个人、太随机，以至于难以形成正式知识被某个机构、个体统一掌握。如果他们都能够进行政治参与，这些信息就会被传递出去（尽管集体决策未必合他们的意）。综上，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是通过中央计划-命令方式长时态运行的，我们大概不会说这个国家的经济领导者富有“经济”经验，因为全部信息聚合到一个人手中且能理解之，然后做最优选择的事情，压根就做不到（而且，老实说，这个领导者有逐渐劣化的倾向）。在政治领域，如果缺乏公共政治生活的话，执政者本人对信息的掌握也是不全面、偏狭和存在误解的（有人给九常委讲过课，所有的讲课内容必须事先审核，以至于平淡无奇、毫无水准。写内参，通常也会变成为上级意志做论证——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的经验之谈。在我个人同某些政府官员的接触中，发现他们对技术细节有了解，但是对这些细节意味着什么，却有很大的盲区）。威廉三世相信自己是共济会统治世界阴谋的牺牲品，他治国近三十年了，政治经验何在？
原因之二同政治品德有关。政治的美德之一是克制，而克制意味着，主张自己的政治意见但知道这种政治意见的合理边界在何处，知道自己能走到哪一步不至于引发太强烈的反对，知道如何协商、妥协，有的时候还意味主动做出牺牲，以示善意或帮助共同体的其他团体或个体。克制在政治生活中是多么重要，几乎是不言自明的。而要能使人们具有这项美德，靠人品，大概会有点问题。要做到这点，就需要时不时发生的有轨道的政治对抗（这一点只有大众政治参与才能做到），让“敌对”的利益团体或个人了解对手的论点乃至实力，让他们有改良自己立场以吸引更多旁观者的动机，使他们能够“尊敬”自己的敌人。法国大革命同时代的英国人就很明白这个道理。比方说，对老百姓的闹事持模模糊糊的认可态度，视之为一种社会诉冤，可制约王权绅权。马萨诸塞殖民地是美国革命的起源地，该地的英国总督托马斯?哈钦森在1768年说道：“某种群众闹事，是合宪的。”美国革命后托马斯杰斐逊接到谢斯起义的消息后甚至说道：“我喜欢不时发生一次小小的叛乱。它好似大气中的暴风雨一样。”换句话说，他们了解低烈度政治对抗所产生的良性后果。他们明白，所谓政治经验并非只是知识性的，还是实践性的。在一个没有公共政治生活的地方，就很难有获得并实践“克制”的操练场。此外，对于治国者而言，如果没有这个操练场，他（她）也无法了解社会生态与各种社会力量的状态与诉求。托克维尔一针见血的指出，在革命前夕，路易十六仍将贵族视为王权的首要敌手，却把资产阶级和人民看做王室最可靠的支持者。路易十六的政治经验又在什么地方呢？
以上，政治经验是需要去了解、去触摸的，旧制度却做不到这一点。它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信息、遮蔽了实践，不仅有害于公众，最后也使得统治者本人也陷于盲目状态。它制造了一口压力锅，而通气孔却被堵住。
二、反自由的意识形态环境
托克维尔相当毒辣的指出，旧制度、大革命同社会主义改造理想之间存在关联性。在旧制度下面，一方面，王国的行动总是以公益的面目出现的，除此之外，它别无借口，它没办法说“这个决策就是一大票人争争吵吵协商妥协之后貌似勉强过得去的一个替代品”——在存在公共政治生活的地方，争争吵吵本身就为决策提供了合法性，它只能说“这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公益是什么总是模糊不清的，可以被做相当灵活的解释）”，它只能用决策的目的来为决策辩护。另一方面，面对旧制度的压迫，民间也反应性的利用“人民”、“国民”以自保。鉴于社会分裂严重，“废私向公”的呼声也相当的高。况且在没有实践的情况下，很难获得对政治的个人色彩的体认（要调和“公益”，就需要自我克制。但是人们往往急功近利的要求自由必须带来什么好处【而没有看到自由本身就是好处】，这也就没有给“自制”留下什么空间。托克维尔有点愤世嫉俗的评论道：“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p203）
换句话说，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之间存在一个接口：公益。在它们的眼中，都是只有“人民”（在君主那里就是“臣民”），而无“人”的。“公”无论是真是假，到了极致，就是强制。这种继承关系，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语言来说就是：“中央集权制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他们二者之间的相对关系是栽培的果实与野生幼树的关系。”（p199）
三、改革与革命的承继
使革命成为现实的，还有路易十六的改革本身。在他的改革下，旧制度的负担在减轻，而政府花在公共事业上的心思在日益增多。但是，这个改革却导致了革命。对此，托克维尔写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p210）后来Gurr用“相对剥夺”来形容这种现象，即在转型社会中人们的期望值上升幅度快于社会实现所要求价值的能力。
有一种“领导”看到这个判断后的思路是，既然人民倾向于“忘恩负义”，那还是坚持“专政”比较好。问题是，坚持专政就能避开革命了吗？1917年2月俄国革命难道是尼古拉二世放弃专政的后果吗？
我们还可以问，当坏政府开始改革的时刻，难道喷涌而出的首先是人民的革命冲动？大概不是的，从经验上看，人们首先会要求改革，当改革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才会走向革命。换句话说，曾经的坏政府在开始改革的时候，应该立即制定一个改革顺序时间表并公布于众，从而将这种改革洪流纳入到制度河道里。只是开个头中间却没有继承措施的改革才是危险的。这个说法，其实托克维尔后面有过提示：“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p213）这种改革反复，而不是开启改革本身，才是托克维尔心目中刺激革命产生的真正原因。
四、上层阶级和政府对人民的革命教育
对农民的同情和对农民的鄙视，一起出现在政府的公报和上层阶级的语言中。这是迈向革命的第一种教育。它描述了农民遭受的艰难处境并给出了（至少是看起来可行的）出路，同时又把自己同农民隔绝开来。
“政府自己早已努力向人民的头脑中灌输和树立若干后来称为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敌视个人，与个人权利对立，并且爱好暴力”（p221）。如前所述，“社会主义首先植根于国王专制制度。”（p222）以社会公益为名，旧制度建立了一整套践踏个人权利并以暴力解决争端的政治程序与机器。这是托克维尔指出的第二种革命教育。
五、有缺陷的1787-1788年改革
大革命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1787年-1788年路易十六推行的改革。由于政府的财政危机（赤字已达收入的四分之一），政府本身已丧失用举债或征税等简单技术性手段解决问题的信心，而准备解决自己的“宪政缺陷”。
基本改革措施之一就是在督察官旁边设立省议会。但是由于设计不周，很快就陷入了督察官与省议会之间的争权之中。托克维尔对省议会有很多批评意见，“这些新政府由于过分活跃和自信而犯错误；它们全都充满一股不安及骚乱的热情，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总之，它们本想改善一切，到头来却弄得一团糟。”（p230）整个社会动荡起来。这可以说是整个法国缺乏政治经验的后遗症。
以上是对法国革命形、势、术的笔记与分析。我想，这篇读书笔记的最后，还是以托克维尔自己的话做总结比较好，如下：“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p241）换言之，要想告别革命，请先告别旧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