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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也是一个兼容并蓄、善于吸收周边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时期。器物制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属艺术创作的范畴，体现了人的意志和精神，唐代金银器在造型、纹样风格上的独树一帜，与外来技艺的引进有着巨大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展现出外来文化的启迪给人们带来的思想观念的改变，并进而激发出丰富想象力的过程。在器物形制及装饰纹样方面，唐代金银器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来自粟特、萨珊、拜占庭等多种域外风格的影响。其中，尤以粟特地区的影响最为显著。 粟特工匠在唐朝制作的金银带把杯，杯体或成八个棱面，每个棱面各饰一深目高鼻、着窄袖翻领袍、手持乐器或作舞蹈状的胡人，其内容题材具有典型的域外风貌，但均以中国传统的铸造方法完成，故杯体显得十分厚重，与粟特本土采用锤揲技术制成的轻薄胎体全然不同。在装饰纹样上，有的带把杯的横向内折棱处饰有网格纹、钱纹和对置的叶瓣纹，而类似纹样是中国六朝时期墓砖的常见装饰。由此可见，无论是器物成型上的铸造工艺或者局部装饰纹样的渊源有自，都表明粟特工匠出于迎合唐人传统审美观的需要，在保留了粟特银器固有造型风格的前提下，同时也刻意模仿了中国民族工艺的特征。以杯把为例，目前所知粟特银器中，几乎都有带宽平指垫的环形把手，但唐朝仿器的把手则将银条做成环形安装在杯上，上端不与口沿平齐，指垫也不与口沿相连，而是直接从环把手上部向外伸出，并微向上翘，从而使把环与指垫形成“6”字形，这是粟特全然没有的样式，而在汉晋时期的饮器中，往往有环把作“6”字形者。可见，唐朝工匠仿造的粟特带把杯，至少在杯把形制的塑造上，是呈跳跃式地接受了中国古典样式，故其形制虽然看似翻新，但骨子里却是纯正的传统意蕴。  唐 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 高6.7厘米 口径6.9厘米-7.4厘米 足径4.4厘米 重285克 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杯体为八棱状，侈口，器壁稍内弧为圆底，下部由横向内折棱处内收，下接喇叭形圈足。圆环形把置于杯体上部，上部有指垫。指垫上装饰两个相背的深目高鼻、长髯的胡人头，呈浮雕状。环外侧有兽头，柄下里端出钩尾与环身焊接。杯身为八棱形，浇铸成型，地纹及人物细部仍采用平錾手法加工。杯身每面以錾出的联珠为栏界，内有执排箫、小铙、洞箫、曲颈琵琶的乐伎，另有抱壶、执杯及两名空手作舞者。人物均为深目高鼻、头戴卷檐尖顶或瓦楞帽的胡人，背景衬以忍冬卷草、山石、飞鸟、蝴蝶，鱼子纹地。杯底錾石榴状的忍冬花八朵。折棱处饰联珠纹。喇叭形圈足錾云曲纹，似为一朵侧视的小花，带四片简略的叶片，足底边为一周联珠。  唐 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 高5.4厘米 口径9.2厘米 足径4.2厘米 圈足高1.3厘米 重209克 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银杯呈八曲葵口，口沿錾刻一周联珠，杯腹上部以柳叶条作界分为八瓣，下腹锤揲出内凹外凸的八瓣仰莲以承托杯身，每瓣内饰一朵忍冬花，近圈足处饰一周荷花。杯底焊接着饰有四组两两相应的莲瓣纹的八棱角形圈足，足边錾刻一周联珠纹。在口沿下一侧焊接有多曲三角形指垫，指垫上凸起的圆片上刻着一只鹿，圆片周围饰有简单的花枝。指垫下焊接着外侧饰有联珠的环柄，环柄仅能容一手指。 在唐朝金银器中，来自粟特的金花银盘同样为人们所喜闻乐见。这种银盘流行盘心錾刻或模冲动物主体纹饰、周围留出空白的做法，纹饰上多镏金，使器物形成白底黄花、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唐代金花银盘目前在国内外已发现30余件，或圆口、葵口，或菱形、海棠形等等。但大多盘心所饰猞猁或虎状动物形象却并未在粟特银器中发现过，故亦不能排除是唐代工匠在粟特器风格影响下而糅入新意的仿制品。  唐 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 高19厘米 量大径22.5厘米 重322克 西安何家窖藏出土。盘呈相连双桃形，锤揲成型。窄沿、浅腹、平底。在盘底两桃中心处锤揲出一对相向而行的狐狸。一狐双耳抿于脑后，长嘴朝地，作回首俯视状。一狐头向上翻转，长嘴朝天，双目仰视。两狐互为顾盼，神态生动活泼。双狐颈部及腹股处錾刻细纹，周身施以镏金，在光洁锃亮的银盘衬托下熠熠生辉。 波斯萨珊银器对汉魏六朝时期中国的金银器制作产生过巨大影响，唐代银器中最具代表性的萨珊式器物是产生并流行于伊朗高原的一种椭圆形长杯，因其作四曲、八曲或十二曲不等的多曲花瓣状口，故又称多曲长杯。唐朝初年，造型奇异、制作精良的多曲长杯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涌入中国，促使唐朝工匠们学习效仿。但艺匠们在仿制出萨珊长杯那多曲和凸凹起伏特征的同时，又稍加改动，逐步扬弃那些不适合中国传统的部分，使曲瓣不像大多数萨珊器物那样极尽夸张般地鼓凸，从而展现出轻快活泼的特性。在此基础上，随着杯体部分的加深，下面的足也更高，呈喇叭形，中国式的叶纹样就这样与高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宛如盛开的花朵，自然流畅。至于萨珊的特征，已经淡化了许多，仅仅成为了一种痕迹。 唐朝金银工艺中的拜占庭文化因素同样十分突出。在拜占庭贵金属器玩对唐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中，高足杯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拜占庭地区的高足杯，其高足部分多带有类似算盘珠样的节状装饰，此种形制的高足杯，早在唐代以前的北魏时期就已传入中国。西安何家村窖藏及韩森寨纬十街所出土的唐代高足银杯，皆一如既往地沿袭了同样的形制，但却装饰了典型唐代中国式的动植物纹样，故可知唐代高足杯是受拜占庭器物形制的影响而制作的。  唐 狩猎纹高足银杯 通高7.3厘米 杯高4.9厘米 杯口径6厘米 足高2.4厘米 底径3.4厘米 壁厚0.9厘米 重100.8克 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杯由杯体、托盘、高足三部分组成。杯体为敞口、圆唇、筒形腹。腹下为一托盘托住杯体。高足上部较细，中间有算珠式的节，下部为喇叭形底座。杯身通体以鱼子纹为地，上部及下部均为波浪形缠枝纹，中部是器物的主题纹样狩猎图，描绘了两组狩猎场景。高足中部算盘珠式的节上錾刻一周联珠纹，下部的喇叭形底座表面饰四朵桃形花结，器底刻有“马舍”二字。 在中亚金银器影响下发展、完善起来的锤揲技术，将交织于唐代金银器上的中外工艺融为一体，使之更加华丽清新。观赏唐代金银器，能使人深深感受到唐人的博大胸怀和开放气魄。如果说早期唐代金银器上中外工艺的结合还稍显生硬突兀的话，那么到盛唐以后，这种结合已经变得水乳交融，了无痕迹。这是因为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金银器皿的制造在经历了百余年纳新固本的探索后，已经完成了其中国化的过程，形成了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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