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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鲁迅最早提出“乡土文学”的概念，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指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之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不存在的花园。”鲁迅关于“乡土文学”的叙述，已成为文学史的经典定义。侨寓者，远离故乡之谓也。侨寓之人对于故乡其实是疏离的，这些故乡的疏离者在大都市的飘荡中，已经吸纳了一套重新观照故乡的认知体系，待重新审视故乡之时，故乡的记忆已经模糊，故乡的美好已然破碎，甚至不堪起来。于是，他们用新的理想去改造这个“模糊”、“破碎”、“不堪”的故乡，或批判揭露并引起疗治的可能，或寄情于记忆中故乡的美好，加以描述保留，这大概就是乡土文学兴起的真正原因。一辈子没有离开故乡的人，是无法写出乡土文学的，因为，他无法在远离故乡的漂泊之路上，透过乡土之“镜”照见自我。我非常认同鲁迅对于乡土文学的观点，鲁迅也是乡土文学最早的开辟者和实践者。不过，我有一点小小疑惑，在关于故乡的种种意象中，为什么鲁迅单单拎出“花园”这个意象来加以描述呢？这其中，恐怕有着鲁迅个人的情结，源自他潜意识中的强烈冲动。
鲁迅出生于江南水乡绍兴，周氏家族在绍兴是名门望族，显赫一时。鲁迅小时候，家境是比较好的。宅后有花园，有养育他的奶妈长妈妈，还可以在三味书屋读私塾。还记得中学课本上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吗？这篇散文上过学的人都读过，因为入选语文课本，是必读书目。“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这一大段关于宅后花园的描写，当年的我可以出口成诵。故乡的百草园，曾经滋养过鲁迅妙趣横生的快乐童年。在百草园里捕鸟雀、捉蟋蟀、拔何首乌，聆听夏日里百虫争鸣，那是鲁迅童年最纯真恣意的时光，后来那个忧国忧民、严肃又严谨的先生，当年也曾是一个佻脱顽皮的抓虫孩童。这篇回忆性散文，鲁迅写于1926年，被收入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其时，这个周家花园已不复存在了。这一点文章开篇就交代了：“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淡淡叙述，情感克制，细细品读之下，却有一种回望旧时月色的不胜惆怅。百草园曾经占地近2000平方米，原来是绍兴新台门周氏宗族十来户周姓人家共有的一个菜园，种一些瓜果蔬菜，秋后用来晒谷。后来，鲁迅家族发生了一桩重大变故，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行贿被革职判刑，父亲周伯宜也被革去秀才身份。为了打点周福清的案子，家产几乎变卖殆尽。性格本来柔弱的周伯宜，遽然遭此变故，承受不了如此重大打击，染上沉疴，缠绵病榻，仅36岁而殁。家道败落后，新台门易主，作为“父亲的花园”的百草园，一变而成了“朱家花园”。一切都繁华不再、物是人非了。由于祖父的科场案，家人怕牵连孩子，周家子弟不得不离家避难。这是鲁迅第一次“出逃”，从他的内心来说，这是他人生中最无法抹去的印记。这次的逃亡结束了鲁迅快乐的童年，仿佛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从此以后，鲁迅一直在漂泊着生活。对于鲁迅来说，“百草园”是一个重要意象，不仅关乎童年时代的成长快乐，同时也是他人生经验的初始源头。鲁迅对“百草园”的追忆，其本质上就是对“故乡”的一种认同。乡土文学发源于乡愁，“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不存在的花园。”这的确是句句实话，发自肺腑，充满了失落和悲哀。
花园意象，除了是鲁迅心中感情纠葛之所在，同时也是典型的中国浪漫传统结构。花园是人们对生活最美好的遐想与寄托，花园是中国文学中重要的意象世界和意义空间。从《诗经》、《楚辞》、《西厢记》、《牡丹亭》到《金瓶梅》、《红楼梦》都有这一文学渊源。在戏曲、小说、诗词等文学体裁里，“花园”常常作为一个心物契合、情境交融的场景，既呈现出自然物象的风韵气质，也蕴藏着人们的情感寄托、审美体验和文化内涵。《红楼梦》曾以熟透的中国传统文化最高超的想象力，筹划过大观园中的人的本真存在，建构了一个完整而自足的想象的王国。如前人所言，“雪芹所记大观园，恍然一五柳先生所记之桃花源也”。这是一个与世俗社会对立的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青春花园”，那里无峨冠博带的揖让应酬，无功名仕进的营钻奔走，而是洋溢着自由欢乐的空气，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友爱，张扬个性，葆其天真，过着艺术化的高雅生活。这个美丽的乌托邦长留在此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在关于故乡万花筒般繁复的记忆中，鲁迅之所以择取了“花园”这一情感符号，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中国古代浪漫传统的一种不自觉的继承。《朝花夕拾》这部散文集写于1926年2月21日到11月18日，这九个月中，鲁迅一直处于流离状态。对于鲁迅而言，1926年是个不平凡的年份：疾病缠身、女师大风波、丢掉公职以及师生恋引发流言蜚语，不仅导致了他离京出走去异地谋生，同时更是他思想转型的关键节点。在鲁迅最彷徨、最绝望、最漂泊的这一年，在人世的种种烦恼，到了一种威胁到生命，震撼到灵魂的时候，他猛然发现，自己的内心其实总是存在着一个故乡的，而在这个故乡的尽头，有一座花园，满园春色，满树繁花。置身在这一片温柔的花园中，整个人仿佛也柔软下来了，得到了轻轻的、柔情的抚慰。在一百多年后，回望鲁迅对于乡土文学的定义，尤其是其中对于“花园”意象的描述，我深深理解了鲁迅借由花园之路的“精神返乡”。当侨寓之人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回忆的时候，他的记忆力显得那样的惊人，其实在某些时候，都是一种诗意的想象在作祟。花园，在一切物是人非中，是一种过去的、像幽灵一样盘旋的事物。幽灵般的花园，既近又远，若即若离。它不断邀请曾在这个花园长大的人，进入他期待已久的美好世界，但是，它又是悖谬而虚无的，因为它是属于过去的事物。这样的故乡，是记忆里重塑的故乡，真实与虚构、记忆和现实重叠交错。鲁迅的花园，既是他童年的花园，也是中国文化的花园，寄托着他对于美好理想的憧憬与追求。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回望那一个“荒废的花园”，那是民族的过去，他也在守望一个新生的花园，那是民族的未来。植根于花园之上的乡土文学，折射出文学的文化意义与情感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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