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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姬昌的父亲季历是周国君主古公亶父的三儿子，为什么最终季历继承了国君之位，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诗经中的《大雅·大明》篇找到端倪。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诗经记录的是太任从大邑商嫁给古公亶父的三儿子季历的故事。古公亶父的规划
古公亶父，带领周族从豳（bīn）迁到岐山下的周原，开基建国。带领周从商朝西北边陲的蕞尔小邦，逐渐发展强大。摆脱了西戎的侵扰，国力日渐强盛的古公亶父，开始琢磨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无论什么发展方向，都得和当时的东亚大陆最强势力——大商打交道，只是怎么打交道的问题，是臣服融入呢还是打仗抢劫。 
古公采用了最明智的做法，向强者学习，学习他，融入他，再超越他！ 除了积极向大商进贡，积极参与到大商扫荡西戎的战争以外，要想快速拉近关系，结亲是最便捷，最有效的手段。如果能够与大商顶级的贵族结亲，那就标志着周已经获得了“大邑商”的接纳和认可。如果能娶大商王族的女子当然最好，但是以当时“小邦周”的地位，古公亶父想也不敢想，实属懒蛤蟆想吃天鹅肉。在古公亶父时期，周虽然被封为侯，但在大商统治体系内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就是一个远离大商统治核心的边远小国。商朝都城的大商贵族们看周国，大概相当于后世大明朝北京的权贵们看待云贵的土司一样。可想而知，古公亶父求亲之路有多艰难，幸好季历相貌出众，周国国力也蒸蒸日上，商朝高层贵族中总还是有眼光独到的人。挚仲氏是大商畿内的诸侯，看中了季历的能力和周国发展的潜力，同意了与周的联姻。太任从大邑商嫁到周国，就像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一样，丰厚的嫁妆，先进的理念，给边陲小国周带来了显著的改变。若干年后，大周的后人深情歌颂了这段婚姻，和太任的“维德之行”，并记录到了《诗经》里：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太任是挚国任家姑娘，来自大邑商。她远嫁来到我们周原，在京都做了王季（季历）新娘。太任和王季一起，推行德政有着好主张。古公亶父有三个嫡子：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少子季历。按照周国实行的嫡长子继承制，应由长子太伯继承国君之位。太任是大邑商贵胄之后，家教良好，知书达理，加上她娘家势力给周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很快就得到古公亶父夫妻俩的宠爱。爱屋及乌，连带着季历，在父母那里也变得有地位起来。怀孕后的太任，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据《史记》记载：“太任有妊，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秽言，食不进异(辛、辣、苦、涩)味”。要说这大家闺秀就是会来事，周族鄙国寡民，哪里见过这个阵势，都佩服的五体投地。等到太任生周文王姬昌时，又出现祥瑞了。有一只红色的小鸟飞来，它衔一封丹书，一直飞到姬昌出生的房门前，放下丹书又飞走了。丹书上写了很多“恭敬上天，仁义道德的人才能得天下，才能传百世”的话。等到姬昌一生下来，人们还发现了他的与众不同的地方，长着四个乳头。这明显是生理缺陷，但是古人认为圣人都是生来与众不同的。这些祥瑞可把古公亶父高兴坏了，说：“难道兴盛我们周人的，就是这个刚刚出生的小男孩么？”于是给取名姬昌，意为昌盛大周之意。其实这祥瑞事件搞不好就是太任自己搞出来的，毕竟是“巫祝之国”大邑商长大的贵族子女。
更为难得的是姬昌“生而圣明，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天资聪明，学习时能够“举一反三”。姬昌超凡脱俗的表现，更加打动古公亶父。其实啊，冷静分析一下，小小的幼婴真的能有什么“圣瑞”?如果我们抛开品质、德性的迷雾，而从出身方面看这一问题，便知称昌为“圣子”、有“圣瑞”的真正原因。这就是季历的妻子、文王的母亲太任来自殷商，季历因妻而显赫，姬昌因母而显贵。姬昌虽小却有“圣”号，与他出身有关，因他是“大邑”商族的外孙，在小邦周这么个小国有着巨大的光环。因为太任，抬高了季历在周族中的地位，加上有姬昌这个“好圣孙”，古公亶父在选嗣位人时不能不考虑这些重要因素。据《史记》记载，“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太伯、虞仲知道古公欲立季历，然后将国君之位传给姬昌，怕父亲为难，于是就出走荆蛮之地，为了杜绝父亲和弟弟找寻自己，主动断发纹身，表示再也不回到周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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