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北京作为首都劣势明显，朱棣为何仍执意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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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灭亡后，中原王朝在首都选址问题上，基本和关中、洛阳说“再见”了，五代、北宋选择了开封，明朝先选择金陵，后在明成祖的决策下迁都北京，直到两百多年后李自成进京，崇祯帝殉国。朱棣为什么要选择北平作为帝国的首都呢？它存在哪些明显的优势与劣势？

其实话说回来，明朝初年迁都并非只是朱棣一个人的意思，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就已经有类似想法，这是国家形势使然，稍微有点远见的统治者都会考虑。明太祖刚刚登基时，就在谨身殿对群臣说：“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虏，而运棹东南，比南京如何？”询问迁都北平的可能性，然而群臣们都持反对意见：“胡元起自朔漠，立国在燕，今已百年，地气已尽，不可因也。今东南兴王之地，宫阙已完，不可改图。传曰在德不在险。”

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个是元朝定都北平已经百年了，山川土地赋予的灵气早已耗尽，所以我们不适合过去。这存粹是玄学层面的，没有实际的意义，但古人相信这些；

第二个说明朝起源于江南，是大本营，宫殿什么的都已经造好了，如果迁都，会劳民伤财，这是很客观的，洪武年间，天下刚刚经历战乱，百废待兴，应该让人民休养生息，而不是大兴土木。

第三个说统治国家的关键在于修德，获取百姓的支持，国都的选址并不重要，赵光义当年就是用这句话，阻止宋太祖迁都洛阳。平心而论，第二条最重要，第三条是可以解释的，获取人民支持与选择好的地方建都并不矛盾，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完全可以同步进行。

所以到洪武后期，经过二十多年的励精图治，国家元气有所恢复，朱元璋再次考虑迁都。御史胡子祺曾向他推荐四块宝地，分别为河东、汴梁、洛阳、关中。但河东苦寒，汴梁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洛阳的山川之险不如关中，所以“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向朱元璋大力推荐关中，希望他效仿汉唐，定都长安。

朱元璋很感兴趣，派朱标北上，到开封、关中等地考察，看看哪座城市最适合建都，“天下山川惟秦地号为险固，汝往以省观风俗，慰劳秦父老子弟”，谁曾想朱标回来后竟一病不起，很快就去世了，在患病期间，还“上言经略建都事”，对爸爸交给自己的任务放心不下。最终朱元璋哪都没去成，不仅仅因为太子薨逝、自身年老，还在于关中、汴梁都已不适合作为首都。

先说开封，虽然有着无险可守的劣势，但因为身处北方，且漕运便利，成为朱温、石敬瑭、郭威、柴荣、赵匡胤等大佬重视的帝王之宅。首都有皇室、官员、政府机构，还有上百万的京军、百姓，任何一个地方凭借自己的力量，都无法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况且皇族、高级官员生活奢靡、挥霍无度，对物资的数量、质量都有极高要求。因此，必须通过漕运，从外地运输钱粮保证供给。安史之乱后，北民大量南迁，经济重心南移，太湖流域是粮食、税收最高的地方，天下仰给东南，财赋也半取自东南，“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所以漕运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把经济重心的资源输送给政治中心。

可是到明朝，连接开封与江南地区的汴河早已废弃，这个过程在北宋灭亡后就已经开始了。宋孝宗乾道年间，大臣楼錀出使金国，亲眼目睹汴水部分河道已经干涸，有的地方变成了车马通行的道路，有的地方变成了房屋的地基，到宿州时，还看见有人在原先的河床上种植小麦。

北宋时期，汴河的作用是沟通南北，把淮南、苏湖地区的粮食运送至开封等地，靖康之变后，金国当然不会再投入人力物力维护运河，因为淮南是宋金双方对峙的前线，江南地区更是牢牢控制在南宋手里，即使汴河畅通，金人也无粮可运。如果明朝定都开封，必须把早已废置的汴河重新开凿、疏浚，成本过高，而且开封离黄河太近，常常爆发洪水，威胁城市安全，朱标北上前的洪武二十三年七月，洪水再一次光顾了汴梁，朝廷不得不下令赈灾。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想要根治水患是不可能的，说不定哪天大明君臣就被淹死了。

开封不行，关中就更不行了，山川之险尽管在战争年代是有帮助的，但以关中地区的经济、区位条件，还没等敌人兵临城下，君臣百姓就已经饿死了。早在隋唐时期，经过长时间的过度开发，关中植被破坏，土壤贫瘠，经济凋敝，民生艰困，开元年间，长安百分之九十的钱粮物资需要从外地运输，一旦漕运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必然人心不稳，政权岌岌可危。从地理位置看，长安比开封还要偏西，离经济重心更远，又有三门峡砥柱之险，漕运益发不便，这在隋唐时期就已多次证明。

开封不适合做首都，长安就更不适合。因此，“又遣懿文太子入秦相夺地势，卒以漕运不便而止”“河决开封”是朱元璋乃至朱棣放弃长安、洛阳、开封的主要原因。无论水患还是漕运，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生存，没有粮食、银子活不下去，遭遇自然灾害也活不下，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怎么定都呢？

那不迁都行不行？南京就在江南地区，实现了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统一，漕运的成本比较低，不需要在物流方面花费巨大代价，可定都金陵有个致命弱点，离王朝的主要军事威胁太远了！朱棣登基时，有哪些力量可以威胁他的统治？内部就是朱元璋册封的那些藩王，朱棣自己就是这样上台的；外部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包括蒙古和女真。内部的好解决，建文帝、朱棣都削藩，使王爷们不具备挑战中央的实力，可游牧民族的铁骑就不好对付了，必须在长城沿线驻扎大量军队。士兵们既是朝廷利用的对象，也是皇帝防范的对象，他们可以把枪口对准敌人，也可以反过来发动叛乱，军队的调动权、指挥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否则安史之乱又要重演。

只是南京离边关太远，收到军事情报后再下达调令，委派将领，一来一回很容易误事，这边蒙古人都已经深入了，占领了很多城池，南京那边的命令才刚刚发出；如果把调度部队、任命主帅的权力也交给地方将领，便宜行事，又会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无论防备敌人，还是防范自己人，首都必须选在北方，离长城更近的位置。正如明朝人郑晓所言“国家定都金陵，本兴王之地。然江南形势，终不能控制西北”，国防形势要求朱元璋、朱棣必须把首都北迁。

既然要迁都，北方哪个地方合适呢？传统的长安、洛阳、开封都不行，朱棣和大臣们讨论了几个月，认为北平最合适。首先，这是他做燕王的地方，是自己的老巢，知根知底，有个人情感在里面；第二，元朝对京杭大运河做过调整，从江南直接通往大都，不需要像原来一样先去洛阳，再北上燕京，明朝可以在元朝的基础上加以疏浚，重新恢复元代运河的作用，而不是重新开凿一条。

第三，北平就在边防线上，距离辽东、蓟州、宣府、大同都非常近，如果蒙古南下，无论是调动地方部队，还是直接出动京军，都十分的方便、快捷。同时它又处在蒙古和女真两大威胁的交界点上，征讨哪一方都很便利。第四，北京有足够的地理屏障，永乐十四年十一月，群臣上书说：“伏维北京圣王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西面有居庸关、太行山，北面有燕山，东面有山海关扼守辽西走廊。

朱棣上台后没多久，便开始疏浚运河，迁移百姓，运输钱粮，为北京的营建提供劳动力和各项物资。命令下达后，反对的声音不少，但明成祖没有动摇过。直到永乐十九年，北京的三座宫殿因雷击遭遇火灾，反对派的嗓门再一次高了起来。此时三座宫殿建成仅百日，时间很短，又因为自然原因而起火焚毁，信奉天人感应的大臣当然会借题发挥，朱棣内心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反对的理由主要是两条，修建如此浩大的工程，耗费的民力物力财力太多，加上地方官横征暴敛，贪污腐败，使民不聊生，统治危机加剧。人们不得不吃草根，嚼树皮，卖儿卖女，苟全性命。为了建造宫殿，官府在北京城内大肆强拆，部分百姓露宿街头，流离失所，好不容易找到安顿的地方，官府又上门强拆，有的人竟然被强拆了好几次，苦不堪言。营建都城需要很多建筑材料，中央自己没有，就向各地强行摊派，也不管这个省到底产不产这些物资，反正到时间必须足额上交。地方没有办法，只好花大价钱去别的地方采买，官员伺机虚报价格，中饱私囊。由于朝廷的专制、蛮横、腐败，使千千万万的百姓深受其害。

然后就是漕运成本的问题，北京离边关虽然近了，离经济重心江南却远了，京城每年消耗五百万石粮食，漕运每年输送三百多石仍然不够，随着人口增长，运输总量提高到四五百万石，导致负责漕运的地区疲于奔命，维护运河的官民痛苦不堪。朱高炽刚刚登基，原户部尚书夏原吉立即上奏：“当今江南民力困于漕运，请还都南京，以省供亿”，明仁宗非常认可，决定把京师迁回南京，可惜在位时间太短，没能如愿。他在遗诏中写道：“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南京，斯亦吾之素心，君国子民宜从众志”，漕运过程中的巨大消耗、劳民伤财，使朱高炽宁愿搬离父皇苦心营建的北京，让皇室、文武百官、京军重新回到南方。

北京还有一个很大的劣势，在王朝军力衰落时，容易出现敌人兵临城下，朝廷即将覆亡的危机，这一点，黄宗羲总结的比较透彻：“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 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尽管有着漕运之难、兵锋之险，明宣宗及后来的历任皇帝，都没有把都城迁回南京，因为和这些困难比，保证边境安全、保证朝廷对边军的绝对控制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大明王朝才有活路，不被蒙古人、女真人或者叛乱的将领推翻。以当时的条件，在经济重心与军事重心分离的背景下，想要寻找一个完美的首都是不现实的，只有权衡利弊，选择最优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