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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平石经研究三题 高明峰 摘要：本文针对熹平石经（即汉石经）有关史料作出考证，辑考出王念孙佚文《跋孙承泽本汉石经残字》及江藩佚文《跋文选楼汉石经残字》；并指出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将宋代重刻汉石经的胡元质误作胡宗愈，对其致误之由也作了分析。 关键词：熹平石经；王念孙；顾炎武；考释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清代扬州学派文献整理与研究”（编号14JZD035）。
熹平石经，即汉石经，又称一字石经、一体石经，“熹平四年，（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1]不久即毁于战乱。宋代以来陆续有残石出土，洪适、石邦哲等据以重刻【1】，拓本亦不绝如缕。至清代，则有宋拓本三种，即孙承泽本、黄易本以及阮元文选楼本《汉石经残字》流传于世。笔者探研汉石经及其拓本，偶有所得，考论于后，以供学界参考。 一、王念孙佚文《跋孙承泽本汉石经残字》辑释 孙承泽本《汉石经残字》，由孙承泽藏，朱彝尊、林佶、张燕昌等人题跋其上，后经王鸿绪转归孙星衍，翁方纲、王念孙、王引之、孙星衍等人复题跋或题诗其上。这些题跋或题诗多属佚文，尚有未发之覆。尤其是王念孙跋文，未收入王氏著述，故不惮辞费，载录如下并略作考释： 渊如观察得孙氏退谷研山斋所藏汉石经残字《尚书·盘庚》篇凡六行，《论语·为政》《尧曰》二篇凡十二行，其《盘庚》篇比之翁阁学摹刻本多一行，乃“凶德绥绩”四字。“绥”字左畔残缺，“绩”字则衹存右畔，此即何氏屺瞻所云越州石氏摹本，洵人间至宝也。 其《尚书》《论语》字与今异者，诸家论之已详，惟说“孝于惟孝”句，尚有未安，且皇侃《义疏》已失其指。案《释文》云“孝于，如字，一本作孝乎”，皇侃《疏》及山井鼎《论语考文》所载古本、足利本皆作“孝于”，足与石经相证矣。但训“于”为“於”，而与“友于兄弟”一例解之，则不可。皇《疏》云：“于，於也。惟孝谓惟令尽於孝也。”又云：“友于兄弟，是善於兄弟。则孝于惟孝，是善於父母也。父母既云孝于惟孝，则兄弟亦宜云友于惟友，所以互见之也。”此侃不得其解而为之辞耳。孝于父母，岂得言“孝于惟孝”乎？《释文》“于”读如字，亦与皇《疏》同误。今案：“于”即“乎”字也。《吕氏春秋·审应》篇魏昭王谓田诎曰：“然则先生圣于”。高注云：“于，乎也。”《庄子·人间世》篇：“不为社者且几有翦乎？”《释文》云：“乎，本又作'于’。”《周穆王》篇：“王乃叹曰：'於于！’”《释文》云：“于，又作'乎’。”是“乎”与“于”古同声而通用。《北魏中书令郑义碑》：“其细已甚矣而能久于”，“于”即“乎”字。是北魏时“乎”字尚通作“于”。“于”与“乎”通，故一本作“乎”。晋夏侯湛《昆弟诰》、潘岳《闲居赋序》并云“孝乎惟孝”，与一本同也。“孝乎惟孝”者，重美之之辞，犹《孝经》言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也。故包咸《章句》云：“孝于惟孝，美孝之辞。”（《论语考文》所载古本、足利学校本如此，今本则作“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辞”。）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然则两“于”字之不同义审矣。即友于兄弟，亦可训为友乎兄弟。然同训为“乎”，而“友乎兄弟”之“乎”与“孝乎惟孝”之“乎”当必有辨也。嘉庆十一年季冬之廿四日，高邮王念孙书。（钤“字怀祖号石臞”朱文方印）[2] 据跋尾，可知此文作于嘉庆十一年（1806）冬。是年，孙星衍刚从历下（属山东济南）王鸿绪后人处购得此孙承泽本，详参星衍跋文。王念孙对该本《汉石经残字》作了高度评价，并考辨了“孝于惟孝”句的文字与释义。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论语·为政》“孝乎惟孝”，石经作“孝于惟孝”。王念孙广征载籍，指出皇侃《论语义疏》及山井鼎《论语考文》所载古本、足利本皆作“孝于”，足与石经相证；复指摘前人训“于”为“於”，不当与“友于兄弟”作同一解释。王氏认为：“于”即“乎”字，“于”“乎”同声而通用；“孝于惟孝”（或“孝乎惟孝”）乃重美之辞，此处之“于”（或“乎”），与“友于兄弟”（或“友乎兄弟”）之“于”（或“乎”）并非同义，不可混为一谈。可谓论证博洽，足成一家之言。姑录于此，以备研读经文及王氏著述者参阅。
二、江藩佚文《跋文选楼本汉石经残字》辑释 阮元文选楼本《汉石经残字》，上有江藩、阮元、杨守敬等题跋多则，另钤费念慈等鉴印数枚。民国年间，上海有正书局将之影印行世，今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图书馆有藏。江藩题跋颇有价值，兹转录于下： 熹平石经予所见者三本：一为孙退谷【2】藏本，旧藏华亭王氏【3】，今归孙渊如【4】先生；一为吾郡玲珑山馆马氏【5】]藏本，后归黄氏小松【6】；一为蔡松原所藏本，伯元【7】文选楼珍秘即此本也。考宋时重刻有二本，会稽洪文惠【8】刻于蓬莱阁，石熙明【9】刻于越州。何义门【10】、徐坛长【11】皆云朱竹坨【12】见退翁所藏，不察为石氏原刻，误为中郎原石。此说予以为不然。今以三本互勘，小松本《盘庚》篇无“凶德绥绩”四字，与孙、蔡本不同，安知非文惠所刻耶？越州石氏刻石名《博古堂帖》，退翁《闲者轩帖考【13】》既载《博古堂帖》矣，而《庚子销夏记》又载《石经残字》，且于碑尾手记数语，则非石氏帖无疑。退翁精于鉴赏，岂家藏是帖，漶漫不省耶？此册与退翁本点画波磔一一相同，虽非洛阳旧迹，并为蓬莱阁本，盖可知矣。蔡松原名嘉，丹徒人，能诗善画，亦玲珑山馆座上之客也，附书于后。嘉庆戊寅秋九月甘泉江藩跋。（钤“子屏”阳文方印） 按，江藩酷嗜金石，且颇有造诣，考释文字甚多，其《半毡斋题跋》卷下收录《五凤二年十三字碑》《礼器碑》《北海淳于长夏君碑》《武梁祠堂画像》《天发神谶碑》《南宋石经》等，漆永祥辑《炳烛室杂文续补》收录《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序》《周太傅铜鬲释文》《陈逆甫释文》等，而阮元、赵魏等金石名家尝引江藩为同道，且多有嘉许【14】。江藩在该跋文中指出所见的三本熹平石经，亦即当时流传的主要拓本，并一一解说其递藏源流，要言不烦，可见其熟稔。由跋文可知，此时蔡嘉藏本已归阮元文选楼。江藩指出宋代重刻汉石经有两本，一为洪适刻于蓬莱阁，一为石邦哲刻于越州。可作出补充的是，另有胡元质刻石经于成都，其《石经跋》云：“兹来少城，得坠刻于一二故家，虽间断不齐，然残圭裂璧，亦可宝也。因以镵之锦官西楼，庶几补古之缺文云尔。”[3]惜由于战火，胡氏刻石及拓本均亡佚不存，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曰：“成都兵火之后，此石恐已不存，亦未见拓本。”[4]32 江藩还对何焯（义门）、徐用钖（坛长）之说提出质疑，通过详细比对此三本，并援引退翁之记载，指出此册文字与退翁本点画相同，虽非洛阳旧迹，并为洪适蓬莱阁本。关于清代流传的拓本到底出自蔡邕原石，还是宋人洪适或石邦哲所拓，时人多有争讼，但多倾向于宋人所拓，至于是洪适还是石邦哲，则难以定论。金石名家翁方纲曾赏鉴过黄易本和孙承泽本，他说： 何义门云孙退谷所藏《汉石经》是越州石氏摹本，愚案《隶续》云稽山石邦哲熙明聚碑颇富，今亡矣，假之其子祖礼，故能成书于越。又案越州石氏刻帖之目见于《宝刻丛编》，《汉石经》在焉。其摹刻岁月虽不可考，大约与洪氏蓬莱之刻其时当不相远。又适在越州，则恐即是洪氏之本耳。乙巳腊月摹此以示秋盦鉴之，因识。北平翁方纲。（钤“翁方纲”、“覃溪”阴文方印）[5] 翁方纲认为越州石氏本恐即洪适之本，则孙承泽本亦可视为洪氏之本，持论可与江藩相呼应。 江藩在跋尾还对蔡嘉的生平作了介绍，并题署作跋时间是嘉庆戊寅秋九月，即嘉庆二十三年（1818），时江藩正应两广总督阮元之聘入幕修《广东通志》。 此外，文选楼本《汉石经残字》另有江藩题记一则： 是册为赐卿所藏，道光四年六月重观于两粤节署。当时松原先生用不全宋本纸剪付装池，所以丁“聘义”二字也。江藩又记。 赐卿，即阮元三子阮福（1801-1875），受业于江藩。江藩《尔雅小笺序目》云：“嘉庆二十五年，为阮生赐卿说《毛诗》，肄业及之。”[6]可知江藩馆阮元幕府期间，曾为阮福讲学。故而，道光四年有重观是帖之举。“为赐卿所藏”表明此时拓本已移交阮福收藏。此帖多处镌刻“聘义”阳文长印，江藩对此作了解释，认为是蔡嘉用不全宋本纸剪付装池，故钤印“聘义”。
三、胡宗愈抑或胡元质——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纠缪一则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一《石经·八分书·熹平四年》云：“按宋胡宗愈《重刻汉石经记》曰：'兹来少城，得坠刻于一二故家，因以镵之锦官西楼。’宇文绍奕跋言：'给事内翰胡公旁搜博访，合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经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书释之；又得古文、篆、隶三体石经遗字八百一十九，并镵诸石。’夫字至四千二百七十有七，三体之文又八百一十九，可谓多矣。而成都兵火之后，此石恐已不存，亦未见拓本。”[4]32 考宋代重刻汉石经者为胡元质，且亲自撰《记》，故此处胡宗愈应作胡元质。按胡元质（1127-1189），字长文，南宋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官秘书正字、给事中、建康知府等，以正奉大夫、敷文阁学士致仕，封吴郡侯。卒赠金紫光禄大夫加赠少师，谥献惠。曾于孝宗淳熙二年（1175）至七年间，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时常建言献策为朝廷所采，颇有政绩。著有《左氏摘奇》《成都古今丁记》《牡丹谱》等。而胡宗愈（1029-1094），字完夫，北宋晋陵（今江苏常州）人。仁宗嘉祐四年（1059）进士，官给事中、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曾于元祐五年（1090）任成都知府一年。南宋范成大《石经始末记》云：“锦官西楼有胡元质所镵石经数板，盖公得五代时坠刻于一二故家，残圭裂璧亦可宝也。凡蔡中郎石经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及古文、篆、隶三体石经遗字八百一十九。”[7]3明言胡元质重刻石经，确凿可据。另外，胡元质自撰《石经跋》（或作《重刻汉石经记》）及同时人宇文绍奕《石经跋》亦皆可为证。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八十九著录《胡氏重刻汉石经》，引录胡元质《记》、宇文绍奕《跋》，准确无误。 顾氏致误之由，亦有线索可考。胡元质与胡宗愈二人皆官给事中、成都知府，且宗愈亦尝作石经堂以贮母昭裔所刻后蜀石经，后世遂混为一谈或张冠李戴。按《经义考》卷二百八十九著录《后蜀石经》，引雷叔闻曰：“伪蜀广政七年，其相母邱（按：当作“昭”）裔按雍都旧本《九经》，命平泉令张德钊书而刻诸石。是岁实晋开运甲辰也。蜀守胡宗愈作堂以贮石经，席益增葺为记。”又节略引录席益《记》（按：全称为《成都学石经堂图籍记》）云：“伪蜀广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按雍都旧本《九经》，命平泉令张徳钊书而刻诸石……蜀帅尚书右丞胡公宗愈作堂于殿之东南隅，以贮石经。”[8]席益《记》真实可靠，后人却载述有误，将胡元质与胡宗愈混为一谈。如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引《成都记》（按即席益《成都学石经堂图籍记》）云：“伪蜀孟昶有国，其相母昭裔刻《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毛诗》《仪礼》《礼记》《左传》凡十经于石，其书丹则张徳钊、杨钧、张绍文、孙逢吉、朋吉、周徳贞也。石凡千数，尽依太和旧本，历八年乃成。《公》《榖》则有宋田元均所刻，《古文尚书》则晁公武所补也。胡元质宗愈作堂以贮之，名石经堂，在府学。”[7]11-12顾炎武《石经考》亦引《成都记》，一字不差。这些都反映出明清以来人们已将元质、宗愈混为一谈。由此，遂致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及顾蔼吉《隶辨》等失考，将重刻汉石经的胡元质误作胡宗愈。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5：1990. [2]王念孙.跋孙承泽本汉石经残字[O]//汉石经残字.拓印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3]杨慎.全蜀艺文志：卷五九[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2. [4]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一[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5]翁方纲.跋黄易本汉石经残字[O]//汉石经残字.拓印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6]江藩.炳烛斋杂文[M].同治、光绪间潘祖荫刻《滂喜斋丛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26. [7]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8]朱彝尊.经义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8：1483. 注释： 【1】洪适刻于会稽，石邦哲刻于越州。 【2】孙退谷，即孙承泽（1593-1676），字耳北，一作耳伯，号北海，又号退谷、退翁，顺天府上林苑（今河北大兴）人。富收藏，精书画鉴别，著有《研山斋集》《庚子消夏记》等。 【3】华亭王氏，指王鸿绪(1645-1723)，字季友，号俨斋，又号横云山人，华亭人。官工部尚书，有《横云山人集》等。 【4】“如”字原缺，据文意补，指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号伯渊，阳湖（今江苏武进）人，有《周易集解》《芳茂山人诗录》等。 【5】马氏，指马曰璐、马曰琯兄弟，号“扬州二马”，有小玲珑山馆，富藏书。 【6】黄氏小松，即黄易（1744-1802），字大易，号小松、秋盦，又号秋影庵主、散花滩人。浙江钱塘人。擅篆刻，与丁敬都并称“丁黄”，为“西泠八家”之一。 【7】伯元，指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一作芸台，江苏仪征人。官体仁阁大学士。著有《诗书古训》《揅经室集》，主编有《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经籍籑诂》等。 【8】洪文惠，指洪适（1117-1184），字景伯，又字温伯、景温，号盘州，谥号文惠，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有《隶释》等。 【9】石熙明，即石邦哲，字熙明，新昌人。高宗绍兴初为大理评事。嗜书博雅，尤精鉴赏，筑博古堂，藏书逾二万卷，所收碑帖亦多。 【10】何义门，指何焯（1661-1722），字润千，改字屺瞻，号义门，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有《义门读书记》等。 【11】徐坛长，指徐用钖，字昼堂，又字坛长，宿迁人，官翰林侍讲，有《徐坛长稿》。 【12】朱竹坨，指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市）人，有《经义考》等。 【13】“考”前本衍一“者”字，今删。 【14】参见冯登府《闽中金石志》卷一“虢叔大林钟”下阮元、赵魏跋语，《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民国刘氏希古楼刻本，第912册，第339-340页。 【作者简介】 高明峰（1977-），江苏无锡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访问学者。现任辽宁师范大学教授，文学院副院长，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导师。入选辽宁省高校创新人才、大连市高层次人才，优秀教学团队负责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古委会项目等10项，出版《北宋经学史论》《北宋经学与文学》《江藩研究》《昭明文选新探》等著作8部，在《文学遗产》《北京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多次荣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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