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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门战斗准备工作中的失策 刚解放的厦门，像所有刚解放的大中城市一样，乱麻一团。厦门市委无从措手，二十万人的供应问题很突出。 由于闽南地区人多地少，当时全军收成粮食只能维持四五个月，本来就十分紧缺。 开春以来，六七万国民党军溃退到泉、漳、厦，横征暴敛，更加缺粮少草，贫苦百姓连糠菜也吃不上。 这地区刚得解放，残匪还没有肃清，社会秩序还不稳定。我们虽已建立地、县政权，刚刚挂出牌子，一时还很难发挥作用，自顾不暇，难以支援厦门。何况厦门市委也无权指挥泉州、漳州两个地委，“民以食为天”，厦门存粮匮乏，粮食又运不来，接济不七，吃不上饭，人心不稳。特别是燃料更成问题，甚至出现了拆地板当柴烧的现象。 情况的确严重，我只好应厦门市委的要求，把兵团指挥所由同安移驻厦门，主持接管工作。当时燃眉之急是解决粮食、燃料问题。 我责成兵团后勤部在十月底前筹措大米四百万斤、柴草六百万斤，保证部队和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并通知泉州、漳州两地委全力支援厦门。 事后表明，金门尚未解放之时我即将兵团部移驻厦门，这是一个失策，因为这影响了解放金门的准备工作。 当时我如果派十兵团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同志去厦门协助市委主持接管工作，我和兵团部仍驻同安，掌握全局，两方面就可以兼顾了。 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失误呢？这是因为轻视了金门，认为金门没有什么工事，金门守敌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即李良荣兵团，实际只有两万多人，而且都是残兵败将；厦门是有永久性设防工事的要塞，守军是汤恩伯集团，兵力充足，已被攻克了，则认为攻取金门问题不大。 厦门是通商口岸，如果接管工作不搞好，发生混乱，影响很大，对海外都有影响。所以我才做出将兵团指挥部移驻厦门、协助厦门市委主持接管工作的决定，而把解放金门的任务交给二十八军执行，本来预定作战方案也是由该军担任攻取金门的任务的。 二十八军部署于莲河、大嶝岛、小嶝岛、石井一线，进行攻击金门的准备工作。 该军是山东部队，没有海岛登陆作战经验。福州战役结束后，我兵团南下时，有意让这支部队受些海上航行作战的锻炼，由海上进军，首先攻占福州以南的平潭岛等沿海岛屿。 二十八军平潭登陆作战比较顺利。平潭岛上有我党领导的游击队，五月间曾一度攻入平潭县城，群众条件较好，登陆部队有游击队员带路，登陆顺利是有特殊条件的。 二十八军于九月十二日开始发起解放平潭的登陆作战，首先攻占平潭外围的大练岛、小练岛、草屿，十五日晚总攻平潭本岛。 平潭敌守军一个师，我军登陆后就把敌人打垮，大部分敌军被我俘虏，只有一个团守在一个小岛上。 第二天，台风就来了，我军的船只都刮散了，好在敌人的船只也被刮散了。我军后续部队虽然上不去，但是敌人也无法增援。我军登陆的部队已有一个师部、二个团，终于全歼守敌。 二十八军这次登陆作战前后，都没有遭到敌机轰炸。本来这一仗的经验教训还是不少的，但是打了胜仗后，就不注意总结经验教训了。 当时在沿海登陆作战，关键在于船只，没有船只，部队根本就无法渡海登陆作战。 这个经验在渡江作战时就有了，但是，渡海作战和渡江作战毕竟不同，例如台风和潮汐的问题，我们当时没有这个经验，后来吃了大亏。 我军占领了泉州、漳州之后，三十一军位于漳州，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位于泉州，分配了三个军征集船只的任务，准备渡海攻取厦门、金门。 预定作战方案是同时在厦门、金门登陆，二十九军、三十一军两军攻取厦门，二十八军攻取金门。 我军由福州南下是分海陆两路进军的，二十八军取道福州、泉州沿海，走海路南下。 该军在攻占平潭时，就已在福州搜集了不少船只。但是，由于台风侵袭，因此失散了大部分船只，当到达泉州湾集结时，船只已不多了。 我即令该军在泉州湾征集船只补充，以备渡海登陆作战之用。三十一军在漳州征集船只。二十九军因位于泉州、同安之线，所以也在泉州湾征集船只。二十八、二十九两军在泉州湾争相征集，受了很大影响，进展迟缓。 由于船只不够使用，因而渡海作战时间一延再延。直到二十九、三十一两军船只已搜集差不多了，可以启渡登陆作战了，二十八军船只还没有征集好，只好决定先攻取厦门，待二十八军准备好船只，再攻击金门。 我军由福州南下时，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同志、军政治委员陈美藻同志都因病留在福州治疗休养，因此二十八军只由副军长和军政治部主任负责指挥。 我在离开同安进入厦门时，专门找了这两位同志来兵团指挥所交代攻击金门的任务。 我向他们详细介绍了登陆作战解放厦门的经验教训，提醒他们要注意敌机轰炸船只，船只要疏散、伪装、隐蔽；告诉他们，登陆作战胜败的关键在于首先登陆攻占滩头阵地，然后迅速构筑工事，准备击破敌人反扑，巩固登陆滩头阵地，待后续部队全部登陆集结之后，才展开向敌纵深发展。我并且提醒他们，要充分准备击破敌人几次反扑。 攻取金门，我军只能在一个方向上登陆，不能在其他方向登陆以牵制、调动敌人，敌人就可以集中全力进行反扑，所以要充分准备击破敌人二次至三次反扑，巩固登陆滩头阵地，等后续第二梯队登陆集结后，才能向纵深发展。 鉴于二十八军留一个师在福州，决定抽调二十九军的主力师归他们指挥，担任攻金任务。并要他们力争在一个星期之内，作好一切准备工作，以免时间拖得太久，情况发生变化。我和两位同志谈了两三个小时，他们表示坚决按我的指示办。 二十八军领导确也努力做了攻击金门的准备工作。在西迄厦门湾，北至泉州湾的一线上，协同当地党政机关搜集船只，但因航程较远，风浪很大，再加上敌机袭扰，船只集中不易。以致迫不得已，一再推迟发起战斗的时间。 厦门战役结束后，因为船只不够，我决定将三十一军的船只拨交二十八军使用，集中船只先攻取大金门，并将攻击时间延至十月二十日。后因船只仍不够用，再延至二十三日。为了做好准备工作，又推迟一天时间，改于二十四日夜发起战斗。 战机，战机，作战一定要抓住时机，战场情况转瞬万变，错过时机，整个形势也就可能发生变化。 大、小金门原有守敌为李良荣的二十二兵团，共约二万余人。除五军防守小金门外，大部分兵力守备大金门。 大金门的守备重点在西半岛，位于厦门以东约十公里，北距大陆约九公里。岛长二十公里，宽十四公里，形似哑铃，分东、西两部。东半部多高山，西半部多丘陵，北岸琼林至古宁头段大部为沙质硬滩，礁石较少，易于登陆。 敌军是遭受我打击过的部队，所谓五军已不是邱清泉的那个五军，而是重建的。由于我军神速解放厦门，更使他们丧胆，看来胜利是有把握的。 二，金门失利的经过 我到厦门后，主要精力用于解决厦门的供应问题，把攻取金门的任务交给二十八军去执行。 约十天以后，十月二十四日中午，二十八军电报报告当晚要向金门发动进攻。时间紧迫，我马上召集兵团作战处长、情报处长和有关人员开会，分析情况。 当时我们已经知道国民党军十二兵团（胡琏兵团）已乘船撤出潮汕，去向不明。 我查问胡琏兵团是否已到达金门？参谋人员回答说，胡琏兵团在海上徘徊，尚未到达金门。 就在这时，机要人员送来一份情报，是胡琏向台湾蒋介石请求撤回台湾。可惜这份电报是昨天的！蒋介石的回电是严令胡琏按照命令执行。但蒋介石的这份回电，我们当时没有截到。 我分析胡琏兵团的行动有两个可能，一是增援金门，一是撤回台湾；可能是蒋介石命令胡琏增援金门，而胡琏不愿意，所以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撤回台湾，因而在海上徘徊。 趁胡琏尚未到达金门之时，发起登陆，攻取金门，是最后的一个战机，如再延误，金门情况就可能发生变化。 我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批准了二十八军开始攻击金门的战斗。 当天黄昏，二十八军发起战斗。二十八军得到二十九军一个主力师的加强，攻击兵力是足够的，但是到这时搜集到的船只仍然不够使用，一次只能运载三个团。 二十八军先头登陆部队二个团和二十九军一个团于二十五日二时前后，在约十公里的正面上，顺利登陆，夺取了古宁头滩头阵地。我接到登陆成功的报告，也就放心了。 谁知登陆后就发生了问题。二十八军一个团于兰厝至龙口段登陆，另一个团于湖尾乡登陆，二十九军一个团于古宁头及其以东地段登陆，但是，没有一名师的指挥员随同登陆指挥。 登陆部队也没有按照我事先交代的行动，没有先巩固滩头阵地，只留一个营兵力控制古宁头滩头阵地，就分两路向敌纵深猛插，把纵深敌人李良荣兵团击溃，一直向料罗湾方向追击。 这时，胡琏在蒋介石的严令之下已经进到了料罗湾，并且已有二个团在料罗湾登陆，其余部队正下船向料罗湾集结中。我登陆部队脱离古宁头滩头阵地已达十多里路。 胡琏看到这情况，不能不拼命了。他下死命令将该兵团主力十八军投入战斗，来了个反包围，又派迂回部队占领了我军古宁头滩头阵地，切断了我军后路。 我登陆部队使用的船只因潮水退落，在古宁头海滩上搁浅，被敌人全部击毁。 二十五日晨，敌以第二O-师、四十五师及第十八军等部，在飞机、军舰火力支援及坦克伴随下，向我登陆部队施行连续反击。我各部同敌人激战终日，伤亡很大。 二十八军手里还有四个团，靠得很近，但没有船，过不了海，无法增援。我二十九、三十一两军也没有船，无法增援，真是痛心疾首。 原来预计当夜第?次运送第一梯队三个团登陆，船只返航后再运载后续第二梯队。 但是，第一梯队所用船只因潮水退落，在海滩上搁浅，无法返航，遭敌海空军扫射轰炸，全部损失。第二梯队无法增援！ 我登陆部队英勇苦战，二十六日晨仍在双乳山、乳山激战。 兵团部为解登陆部队之危，下令紧急动员船只，但毕竟由于时间太紧和老百姓手上的船只太少，仅仅征集到能运送将近二个营的船只。 二十六日三时，运送四个连于湖尾乡登陆，歼敌一部。但因众寡悬殊，遭敌包围于滩头阵地，苦战终夜。到这时，我们手上一条船也没有，只能隔海眼睁睁地看着部队在敌众我寡的苦斗情况下奋力坚持而又束手无策。当时的沉痛心情真是难以描述。 二十七日，我军与岛上部队完全失去联系。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岛上枪声沉寂。我登陆部队英勇顽强，苦战三天三夜，伤亡殆尽，无一人投降，被俘的都是伤员。壮烈牺牲的同志拼死精神令人敬佩！ 二十八军不愧是久经考验的部队，却因我们指挥的失误遭到重大损失，真是惨痛的教训啊！ 敌人的伤亡更为惨重，胡琏向蒋介石报告，伤亡九千余人。 蒋经国战后上金门“劳军”，也不禁哀叹：“俯瞰全岛，触目凄凉，车至汤总部途中，尸横遍野，血肉模糊。” 三，攻击金门失利的经验教训 攻金失利，全军震动。 第二天，二十八军副军长和政治部主任两位同志来厦门见我，面色惨白，失声痛哭。 我说：“哭什么！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你们应该振作精神，鼓励士气，准备再攻金门。这次攻金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由我负责，你们同去吧。” 他俩回去后，我就起草电报，报告华东军区陈毅同志并报中央军委，请求给我处分。 陈毅同志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处分什么人的问题，而是接受经验教训。” 中央军委也没有给我处分，命令我准备再攻金门。 金门失利，中央军委和华东军区虽没有给我处分，但我思想包袱很重，只有积极准备再攻金门，立功赎罪。 一九五O年，美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中央、毛主席来电，解除福建前线再攻金门的任务，集中全力剿匪，限期肃清福建境内一切成股土匪。这样，我就失去了再攻金门、立功赎罪的机会，思想包袱更重了。 我再次直接打电报给中央、毛主席，请求给我处分。 我隐约听到军内有人议论此事，但毛主席说：“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 那么，攻击金门失利的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呢？ 最重要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当时国民党军有海军，有空军，在解放战争中基本没有被消灭，而我军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渡海登陆作战仅仅使用木帆船，空中没有掩护，海上也没有海军支援。 渡海攻取厦门之战，第一批登陆部队使用足够装载八个团兵力的船只，在敌空军轰炸下，损失相当大，已经非常危险，幸而克服了这个危险，顺利攻克厦门。 好事往往会变成坏事，我们因攻取厦门的胜利，而没有重视渡海作战中的困难，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结果在攻击金门中碰了钉子。所以，指挥员尤其是我的轻敌，是金门失利最根本的原因。 从这一战斗的具体组织指挥来说： 攻金失利战斗组织的第一个教训是船只不够，只能一次运载三个团，而这么少的这样宝贵船只又在第一批登陆后搁浅在海滩上，全部丧失，以致后续第二梯队完全无法登陆。渡海登陆作战没有船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丧失战斗力。 战斗指挥上的第二个重要教训，就是违背了渡海登陆作战的规律。渡海登陆作战，无论你兵力多大，首先要夺取和巩固登陆滩头阵地，然后才可以向纵深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军队诺曼底战役成功的经验，就是首先夺取了诺曼底滩头阵地，并巩固了这个滩头阵地，这是渡海登陆作战的规律。金门失利恰恰是违背了这个规律。 二十八军登陆，首先夺取了金门古宁头滩头阵地，这是对的；但是，第一梯队登陆部队没有立即构筑工事，巩固滩头阵地，后续第二梯队尚未到达，只以一个营兵力控制古宁头，就向纵深发展，又犯了违背渡海登陆作战的规律，犯了兵家之大忌。 攻金失利的第三个教训就是，第一梯队三个团的兵力登陆，竟然没有一名师指挥员随同登陆统一指挥，这也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战斗指挥中的问题也不都是前线指挥员的责任，兵团指挥机关和我也有责任。 当二十八军报告当晚要发起登陆金门作战时，我只是关心胡琏是否已到达金门，没有要二十八军呈报作战命令审核，就批准他们发起战斗。这是当时我的疏忽，参谋机关也疏忽了此事，这是一大教训。 我们接受经验教训不能仅限于此，不能仅从微观上接受教训，还应该从宏观上体会这次教训的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没有制海权、制空权，要实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是非常困难的。 五十年代初，在我海、空军还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要仅仅靠木帆船横跨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现在来看，恐怕是会吃比攻金失利更大的苦头的。金门失利之后，接受了教训，头脑清醒起来。接受攻金失利的经验教训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金门战后，台湾国民党当局接连几天为这个“辉煌战绩”进行“祝捷活动”。国民党报纸也大肆吹嘘，说什么“金门大捷，是反共复国的转折点”。据说以后还拍摄了电影。历史的车轮碾碎了这种痴人说梦。 当时东南的战事已告收场，局势的集点集中西南。胡宗南、宋希濂两集团数十万兵马败走四川，蒋介石还在忘想以此为本钱，“偏安西南，再图中原”哩！因此蒋氏父子，仆仆风尘，自台北飞重庆，又飞成都。而跟随他们的却是人民解放军胜利前进的步伐，蒋氏父子只能匆匆逃回台湾。 胡宋兵马溃散，川滇将领起义，大西南插遍解放的红旗。一九四九年的最后一天，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决定国家（应是蒋家王朝）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今夜过去了！” 当然，没有攻下金门岛，对我来说始终是一大遗憾。后来中央、毛主席电令解除福建前线再攻金门的任务，我悟不出其中的奥妙。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美国政府与蒋介石集团签订所谓《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为是否“保卫”金门、马祖发生矛盾，因此而发生了一些磨擦。这使我看出了金门在我方、蒋方、美方三角斗争中的地位，但也仅此而已。懂得毛主席“绞索政策”的奥妙，那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规模炮击金门之后。这都是后话了。 叶飞同志简介：原名叶启亨。福建南安人。1914年出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政治委员。领导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3支队6团团长，江南抗日救国军副指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1师1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第1师副师长，第l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浙军区副司令员。指挥或参与指挥郭村保卫战、黄桥战役、车桥战役、新登战役和天日山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省省长，中共福建省委第1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1政治委员，国家交通部部长，海军第1政治委员、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66年递补)，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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