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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长城一部分利用了前代长城，一部分为新修筑。在北部和东北部，长城以修缮沿用前代长城为主，时间主要集中在汉武帝对匈奴大规模用兵之前。西北部为新修筑的长城，主要集中在对匈战争胜利后的汉武帝时期。长城防御体系的建设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西汉长城防御体系的大规模建设，绝大部分发生在国力最为强盛、对外战略最具主动性的时期，这一时期大规模新建的长城主要有汉外长城、西塞、居延塞，是西汉王朝开疆扩土的重要战略工具，修建目的有明显的进攻倾向。
从西汉长城修筑范围和修筑时间两方面，可以发现长城建设与西汉军事扩张的关系。一方面，西汉新建长城的地理范围，均随着西汉疆域拓展而延伸。西汉疆土范围显著扩张的两个区域，是西域地区和蒙古高原南部。向西域的统治范围扩张，与河西汉塞的建设几乎同时进行；向蒙古高原的吞并，同样伴随着两道汉外长城的修建。 几次大规模征战，大军所至之处，都留下了相应区域的长城及其沿线城障工事。对于这些原本并不属于西汉王朝的疆域，修筑长城，显然不是为了保障在此地的西汉人民安全——在西汉力量到达之前，不论西域还是阴山北部，生活的主要民族均不是华夏农耕民族——而是为了确保在占领新的领土后，被驱逐的异族不会反扑侵扰。 在修筑军事工事同时推进徙民实边，以中原华夏人口充实原本的外邦占领区，使得徙民人口同样成为包围新领地的军事力量。
因此，表面上看，在新占领区域修建的长城，是为了保卫这一区域内西汉人民与土地，但究其根本，新占领区域的军事工事、徙民、屯田、其实共同成为防止被驱逐的异族反扑的军事力量。 另一方面，从每个修建长城的时间段来看，大规模长城建设，常伴随在某一重要战役之前或之后进行。新建长城的时间段与大规模对外出兵的步调一致。
“令居塞”是为配合击西羌叛乱的军事行动；酒泉至玉门关的边塞是为了巩固在西域的战果，保障直通大宛的交通线；居延塞是为防止在西征大宛时，匈奴趁机进入河西走廊；汉外长城是为守卫在向阴山以北扩张时占领的领地。 战役之前修建长城，是为了给己方部队提供防守、供给的军事基地，以边地为“后方”，便于战争逐步推进；大战之后的修筑工程，则是为了及时固守新占领的势力范围，且战且建，且建且战。换言之，西汉王朝将长城防御体系的建设，纳入了西汉对敌作战的总体战略步骤的一部分。
如果将西汉长城与其他朝代长城的修建进行对比，则西汉长城防御体系这种“攻”的特征更加明显。这里以明代长城为例进行比较。明代长城大规模修建集中在正统至嘉靖年间，这一时期，由于土木堡之战，明政府对蒙古转为消极防守战略。 将西汉修建长城的阶段及其历史背景，与明代修建长城的阶段和历史背景进行并置对比，可以发现这两个朝代，尽管都曾经大规模修建贯通疆域北部的长城，但其修建长城时国家对北部游牧民族的战略政策有所不同。从修建长城时的历史背景和王朝战略倾向，可以看出当时修筑长城的动机。
明代城的大规模修建多在大规模战争之后，如洪武永乐年间、正统和成化年间、嘉靖和万历年间，其直接目的在于修复在战争中损坏的防御工事，或对防御薄弱部分增强防守能力。 长城的大规模新建，集中在土木堡战役之后的正统至嘉靖年间，此阶段明朝元气大伤，军事实力弱于蒙古，对瓦剌、鞑靼的战略，由明初的积极用兵转为消极防守，大规模的修建一方面是由于正统年间瓦剌入侵摧毁了大量长城边塞，急需补修；一方面是处于紧锁北部边界的防御需求。其功能是防御。也就是说，明代长城防御体系在功能上以防守为要务。
对比之下，西汉时期的长城新建，集中在西汉对北部游牧民族，采取战略进攻政策的时期。彼时中原王朝实力强于游牧民族实力，西汉频繁对匈奴和西域出兵征伐，大大扩张了其势力范围。 这些新筑的长城塞段主要出发点，都不是为了固守原本的汉匈边界，而是在划分新的边界。使得长城及其沿线各级军事工事，成为汉对外出兵的的前线军事阵地，成为西汉军事扩张的重要步骤。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西汉时期的长城防御体系功能上，更侧重于对进攻的支持，性质上具备一种积极的战略倾向，反应了当时王朝开拓进取的姿态和强盛的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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