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际，蒙古铁骑所向披靡，横扫欧亚，震撼世界。此时，南宋国土破碎，西部防线崩溃，蒙军恣意横行，形势岌岌可危。然而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里，蒙古军为了攻取南宋巴蜀之地，却不得不断断续续用兵长达半个世纪之久（1227—1279年）。这与历代王朝取蜀的进程，最多不超过一年的时间相比较，形成了强烈反差。例如彭磬泉辑《蜀故》卷二载：“秦伐蜀，十月取之。后唐平蜀王衍，七十五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云，北宋王全斌取蜀，自发兵到孟昶投降，“总共止六十六日。”其实这一军事奇迹的创造，正是四川军民建立的山城防御体系有力地阻止了蒙古骑兵的南侵，并为稳定长江上游战局，粉碎蒙军取蜀灭宋的战略计划，支撑南宋王朝半壁河山与延长国祚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认真研究南宋时期四川抗蒙山城防御体系，应是宋、辽、金、元时代军事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即此论述，以求识者不吝指正。
一、蒙宋军力优劣分析
两宋时期，中国北方各游牧民族中，蒙古兴起较晚而其影响却最大。蒙古军队全部是骑兵，其凶猛剽悍，举世闻名。据《元史·兵志三》曰：“元起朔方，欲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以取天下，古或未之有。盖其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黑鞑事略》则云：“鞑人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至秋，旦旦逐猎，乃其生涯，故无步卒，悉是骑军。”蒙古族这种亦军亦牧，全民皆兵的特点，使其军队在远征时，以掠夺、渔猎和随军的畜群为食，不靠后方补给。在后方联络线上，只设立一些驿站供传送信息之用。故每占领一地则肆行杀掠，以免有后顾之忧。而蒙古骑兵一般每人有马数匹，轮流换乘，所以长途奔驰，马不疲困，利于远征作战。因此，蒙古军队之所以能横行欧亚，所向无敌，就在于其发挥了游牧民族的优势，建立了一支机动性大，进退迅速，突击力强，能做大纵深突破和战略迂回、进行大骑兵集团作战的强大骑兵部队。1218年蒙军灭西辽，1227年又灭西夏，1234年再灭金，蒙军进攻南宋已成势所必然。
骑兵是封建时代的主要军事突击力量，其行程远、速度快、机动性强，适宜于平原旷野的远程作战，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故在冷兵器时代，没有强大的骑兵部队，就不可能巩固边防，也不可能成为军事强国。汉武帝伐匈奴，就依靠组建的强大骑兵集团军，方取得漠北战役的胜利；唐太宗对突厥作战，也是依靠骑兵大部队进攻而取得成功。这已是由历史证明的军事经验。
宋朝军队有陆军和水军两个军种。陆军则有步兵和骑兵两个兵种，而以步兵的数量最多。其因在于中唐以来，中原王朝就丧失了西北产马地区，骑兵的发展受到客观限制。尽管宋朝廷被迫以大量金帛向西北各民族买马，或设置监牧、繁殖马匹以及采取户马法、保马法（令富户养马，分配保甲养马）与实行马匹统购、“括买”（即籍民马而市之以给军）等政策，都不能满足军马的供应，经常出现兵多马少，部分骑兵无马之状况。如宋太宗时，曾“和市（议价购买）在京及诸州民间私马，于是得十七万三千五百七十九匹”；真宗时，却“牧马十余万”；至神宗熙宁年间，又下降到“天下应有马十五万三千六百三十四匹。”这与西汉汉武帝时厩马四十万匹、唐代极盛时牧养马常在七十万匹以上相比，其相差甚远。宋仁宗时，工部尚书宋祁上奏曰：“今天下马军，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神宗时，因“河北马军阙（缺）马，其令射弓一石者先给马，不及一石，令改习弩或枪刀。”宋哲宗时，骑兵部队一般缺马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甚至更多。南宋时期，由于丧失了陕西，通向西北买马之路断绝，只能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购买军马。然而西南马匹体型矮小且数量不多，故南宋军队缺马情况更甚于北宋。如左护军刘光世部五万二千余人，只有军马三千零一十九匹；右护军吴玠部七万人也仅有战马六千匹；殿前司的骑军约占总兵力的七分之一，应有战马一万零七百匹为额，却有五分之一多的骑兵无马；宋宁宗时，江州都统司兵力总额一万人，马却不及万匹。因此，南宋严重缺马的形势，致使骑兵的发展大受限制，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故与北方辽、金、夏的作战中，常常处于劣势而战败。辽、金、夏都是游牧民族，每一正军有马二至三匹，经常保持“蹄有余力”，战斗时才乘“新羁之马”与宋军厮杀，所以他们军队有高度的机动性，在战场上易于发挥其主动性和灵活性。如在与宋军作战时是“成列而不战，俟退而乘之”，“退败不耻，散而复聚。”即摆好阵列而不正面进攻，总是待机进行袭击；而宋军退却，他们就利用其骑兵的机动力，在运动中予宋军以致命之打击；如被宋军打败，也可利用战骑迅速退走，在较远的纵深内集聚重整队伍反扑。因此，宋军因马匹缺乏，不能集中优势骑兵兵力，长期沿用以步兵为主的传统战法，而把骑兵作为步兵的附属军种，分散隶属于各个战场，使骑兵经常处于劣势。故宋军在装备精良、机动灵活、战力持久的骑兵攻击下，往往只能是被动挨打，这是其军事上失败的重要原因。
宋军与北方游牧民族对阵，虽然缺乏马匹而在军事战场上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客观实际情况，但更重要的是宋朝一些目光短浅，毫无作战经验的士大夫阶层，主观上否定骑兵的重要性，提倡所谓“以步制骑”的谬论。甚至连范仲淹这样的名臣也说：“自古骑兵未必有利”，“沿边市马，岁几百万缗，罢之则绝戎人，行之则困中国。”所以尽管宋代一些有识之士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将领，主张“以骑制骑”的战略方针，如岳飞以战场缴获的金军战马组建骑兵（仅背嵬军的骑兵就有八千余匹马），岳云率背嵬军与游奕马军出击，与金军主力骑兵搏战而取得朱仙镇大捷的胜利。但“以骑制骑”的战略方针乃被一般文臣以建设骑兵耗资巨大为理由而加以反对，不能引起朝廷的重视。宋仁宗时，工部尚书宋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以步制骑”论的根源，是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其曰：“臣料朝廷与敌相攻，必不深入穷追，驱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则，不待马而步可用矣。”因此，宋代骑兵落后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真地把日益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民族矛盾，放在应有的战略地位上来予以考虑。
此外，南宋对蒙古军作战时，蒙古军控制的北方因推行“军户制”，在不到一百五十万户的人口中，却动员了二十万人的军队，平均每七户出兵一人；而南宋控制的南方，有一千一百余万户人口，采用“募兵制”，约十五到二十户出兵一人，军队七十余万人，双方户数为一比七，兵员却为一比三。南宋尽管占有人口优势，却没有能更有效地组织好数量更大的军队。而且南宋士兵的薪饷装备，甚至部分军属的生活费用，都要由政府支给，每逢作战，先要犒赏，军费负担极为沉重。相比之下，蒙军出征自置装备，军费负担甚少，故这也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原因之一。
然而，古代战场虽以骑兵实力为胜负的重要因素，但是这毕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凶猛剽悍、战无不胜的蒙古骑兵，进攻四川长达四、五十年而不能克，即有力地证明了四川军民所设置的山城防御体系能有效阻遏与抑制骑兵锋芒，并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留下一个辉煌的战例。
二、南宋四川地位与蒙军三次攻川经过
蒙古攻宋战略，早在成吉思汗举兵南进之初就有谋议。至窝阔台汗灭金之后，蒙宋直接对峙，但长江天堑难以飞渡，必须先取四川，顺流东下，才能直取江左，一举灭宋。因而位于长江上游、物博人稠的四川，已成为蒙宋必争之地。
宋代四川是全国最为发达的经济区之一。南宋嘉定年间，四川人口近二百六十万户，占南宋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人口密度超过两浙路和江南路。其丰富的人力资源，不仅促进了四川经济的发展，而且成为向国家提供赋役的重要基地。四川都江堰水利工程完善，灌溉面积较大，农业生产发达。南宋时，四川每年负担川陕驻军的军粮即达一百五十万石，占全国军粮总数的三分之一，是全国军粮最主要的供应地。宋代四川又是全国出产茶叶最多的地方，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年产量约三千万斤。南宋四川的茶利收入每年约二百万贯，为国家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收入。此外，四川成都府路是全国出产麻布最多的地区；成都和川中北地区则是全国著名的两个丝织中心，以及酿酒业的发展居于全国前茅，制糖业发展更是居于全国之冠，造纸业为全国最重要的基地等等，都说明了四川商业经济非常发达。而正因为四川在宋朝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在南宋时期，四川一隅之地不仅能负担川陕战场的全部军事费用，独撑宋朝西线抗金抗蒙战争一百余年之久，而且成为兵家战略的必争之地。
1234年蒙宋联合灭金后，蒙古与宋邻界，蒙古贵族立即发动了灭宋战争。蒙主窝阔台汗声言：“今中原（指金）、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唯东南一隅（指南宋）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由于四川地处长江上游、川蜀失守，则荆湖难保、江浙难存，四川因而成为蒙军灭宋首先要夺取的战略要地。
1235年窝阔台汗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对南宋的进攻，其灭宋战略计划以“先侵蜀，次侵襄阳，终侵光、黄”，“凭上游建瓴之势，以撼吾下；合两淮犄角之兵，以闯吾前。”窝阔台汗次子阔端率蒙军攻略四川，破成都、利州、潼川府三路等五十余州。然而蒙军锋芒所指，却遇到不畏强敌的四川军民的节节抵抗。他们弃平土，筑山城，开展攻防战，先后打退蒙军的多次进攻，迫使蒙军暂时放弃直接取蜀的计划，采取迂回包抄，开辟从云南攻入四川的战场。在四川军民的抵抗下，蒙军发动的第一次灭宋战争以失败告终。从1235年蒙军绕大渡河攻云南始，至1253年忽必烈平定大理止，长达十八年之久蒙军未能对宋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1258年蒙哥汗发动了第二次灭宋战争，仍然以先取巴蜀后再灭宋为进攻战略。蒙军由陕西入四川，经过激战，先后占领苦竹隘、长宁山、鹅顶堡、大获山、运山、青居山、大良坪等要隘，以及隆州、雅州等地也被攻占。至年底，“川蜀之地，三分我（蒙古）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数十州而已。”然入川的蒙军转战于孤城峭壁之间，逢山必争、遇城必战，苦战经年，疲惫不堪。次年二月，蒙军被四川军民阻遏在钓鱼城下寸步难行。1259年7月，蒙哥汗在攻钓鱼城时受伤而亡，蒙军败退。钓鱼城抗蒙战争的胜利，使十三世纪横扫欧亚大陆、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队遭到有史以来的最惨重的失败，在世界战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钓鱼城的胜利，扭转了宋蒙战场上整个战局。忽必烈在鄂州得知蒙哥汗战死后也被迫撤军，暂时放弃了灭亡南宋的企图，致使南宋王朝渡过危机，又延长了二十年的寿命。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鉴于四川军民两次粉碎蒙军进攻，被迫改变灭宋战略，将蒙军主力投入长江中下游，变先取蜀为偏师最后取蜀。1274年忽必烈指挥蒙军两路攻宋，东路军为牵制宋军主力从两淮进攻，西路军由襄阳沿汉水而下攻取鄂州，再顺江而下与东路军会合，直逼杭州。1276年蒙军进抵杭州城，宋恭帝不抵抗就纳表称降。而四川合州钓鱼城直至1279年正月才被蒙军占领，六月四川地区抗蒙斗争方被最后平定。这时，四川的抗蒙战争已经持续达半个世纪之久，成为南宋王朝抗蒙战争最坚强的堡垒和最后的基地。
三、四川山城防御体系之部署
秦汉以来，四川民间就有结寨自保的斗争传统。每遇历史上蜀乱不止，民众便纷纷聚居到地险势胜的山寨上，耕战自保，以避兵祸。有时甚至州郡衙门也随之搬迁上去，在山寨上设官置府。1231年宋人吴昌裔针对蒙军乘假道伐金之机，分兵蹂践蜀郡的现实教训，曾系统总结了历史上设险守蜀的经验。他从刘备等中兴名人在四川“敛众拒险”、“突围守险”、“立栅据险”，终于挫败敌人的历史事实得出结论曰：“自昔蜀之所恃，专在天险。……中兴诸臣，率承此制。盖以敌骑我步，敌众我寡，平原旷野，易于冲突，高山峻谷，难于仰攻。顿兵于万全之地则胜，致敌于坦平之处则败。”而蜀官吴泳则根据蒙宋两军长短，从四川防务战术角度总结了历史上的“制马良策”，如“以战车当其冲”，“以长斧攻其足”，“以竹筒盛熟豆乱其群”，“用麻扎刀以截其胫”，“或淤洳其田以为陂塘，或横其亩以为沟洫”等，并建议朝廷“宜及此时，专立一科”，专门收集各种制马良策。其实，宋人相度形势，设险守蜀的种种措施策划，其关键在于避短扬长，挫蒙军骑兵锋芒，以步制骑。宋军对金军、西夏骑兵作战中，所采取的野战筑垒与堡寨政策措施也是此类实践。
在蒙军第一次入侵巴蜀前后，四川军民结寨筑城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新筑城寨。如1233年都统孙臣，王坚新筑大获城（今苍溪县东南）；1239年泸州新筑合江榕山城于海拔900米的高山上；1239年江安新筑三江碛城；1240年合江修筑安乐山城于海拔700米的高山上；1240年都统甘润修筑钓鱼城；1242年梁山筑赤牛城等等。二、挈家筑寨。如端平、嘉熙年间，有铜梁人李十九郎挈家在县南泡水湾的福安寨避难自保；隆州井研人邓若水在县境“筑山砦，以兵捍卫乡井”，举家居住其上。三、搬迁府州治所于新城。如1236年遂宁府迁治所于蓬溪山砦，隆庆府徙治于小剑山苦竹隘，1242年夔州移治于白帝山城等等。四、加固增筑旧城。1237年泸州安抚使黎伯登重建府军治所，1240年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彭大雅兴筑重庆城，1241年陈隆之于成都、汉州等地“复立其城”，1242年知夔州赵武、将佐王信有“夔城版筑之劳”。这些形式的筑城活动，不仅有力地发动民众参加抗蒙斗争，而且为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川山城防御体系战略部署规划，是宋淳祐二年（1242年）宋理宗任命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入蜀措置防务后完成的。因为，分散为山城的寨堡够不成足以遏阻蒙骑奔突的可靠防线。只有建设一系列的起支柱作用的防御要点，然后将这些山城寨堡衔接起来，才能形成一个战略防御体系。余玠到任后，即采纳豪杰之士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议：“蜀口形势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贯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冉氏兄弟建议以距离重庆仅七十多公里的合州钓鱼山作为防御重点，是具有战略远见的计策。因为蒙军既然取道四川，作为战略进攻方向，则屏障长江中下游的四川夔门当系命脉之所在。而当四川制置司东移，重庆成为全川指挥中心以后，合州由于上通嘉陵、涪、渠三江，下达长江，便成为重庆的天然屏障；又由于它位于经过川东陆路以达夔门的必经孔道之上，因此它势必占有渝、夔藩篱和全蜀屏障的战略地位。
钓鱼山位于合州嘉陵江、涪江、渠江的汇合处，山势高陡，三面环水，地形极为险要。余玠在采纳冉氏兄弟建议的基础上，连筑钓鱼、青居、大获、天生、云顶等城。以钓鱼城为核心，合州郡治移入该城，其外围的青居城在嘉陵江东岸，为其屏障；大获城在苍溪县境掩护蜀口，其它各城也和钓鱼城形成犄角之势。从而逐渐建成以重庆作为中枢指挥部，以合州钓鱼城作为支柱，借助长江天堑作为依托，以大江南岸作为纵深，沿嘉陵江、渠江、涪江、沱江、岷江和长江两岸的雄峻山峰修筑了许多依山制江的据点，星罗棋布于四川境内，控扼水陆要道，构成了一个全面立体的防御体系。
余玠在任期间，共加固增筑与新建二十座山城。其所形成的山城防御体系战略布置如下：一、在前沿阵地，有得汉、小宁、平梁、大获、苦竹等城，主要作用为警戒，阻滞延缓蒙军进攻，为主力军赢得准备时间；二、主要防御地带，以合州的钓鱼城为支柱，有赤牛、运山、青居、蓬溪、铁峰、云顶等城，其中以号称“巴蜀要津”的钓鱼城作为防御要点，以控制渠江、嘉陵江、涪江而屏障重庆。三、后方阵地带，以指挥中枢和预备队控制地域的重庆为中心，东起夔门，西至嘉定，横贯长江沿线的有瞿塘、白帝、天生、多功、神臂、紫云等城。其中，“重庆为保蜀之根本，夔门为蔽吴之根本，嘉定为镇西之根本。”
这三条防线上的山寨城堡互相联系，前后支援，交相掩护。防线之间，有由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与长江组成的交通网络，联结各要点与指挥中枢重庆。“如臂使指，气势联络”，结构紧密，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点、线、面结合的山城防御体系。该体系能长期坚守，大量消耗进攻之敌，为赢得时间，调集机动部队实施反击创造了条件。这些山城堡塞后来的沦陷，大多是由于守将的叛降，真正被蒙军攻破的并不多。
余玠所主持构筑的四川山城防御体系，均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一、城塞都座落在“地险势胜”的山顶上，环山相围而有峭壁悬崖，通路少险、陡直、曲折、窄小，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正如《宋史·余玠传》云：所筑之城，“皆因山为垒”；《元史·张立传》曰：“宋人阻山为城，带江为池，恃以自固。”
二、城塞所在山顶宽平，周回数十百亩至数十里须有田土可耕，有林木可用，有泉水可饮，有利屯兵积粮长期居住，有利军民教养生息。
三、各山大多依凭江河，或居两江、三江之会，或座峻峡险滩之旁，或以水陆舟车可与大江相联，既能借助水势增加山险，更能依赖水运沟通外界往来，便于发挥宋军舟楫之利。
四、各城塞都在其附近山顶上，设有子城塞，彼此扼山带水，相互成犄角之势，此既便于战时的互相掩护策应与分散敌军进攻兵力，更有利平时的散居生活。
从四川山城防御体系战略角度分析，将防御阵地布置在具备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的山上，正好可以解决制止蒙军骑兵奔突冲击之势的问题，实为中国古代兵垒史上防御性质的军事体系的一大创举。
四、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的战略思想
宋蒙战争时期的四川山城防御体系，不仅在军事战场实践中堪称难以攻破的兵垒城塞，而且在其战略上也充分发挥地形优势，扬长避短，以步制骑的防御理论。
首先，官民结合，军民结合，平战结合，耕守结合是四川山城防御体系建立的坚实基础，随着蒙军不断深入侵犯与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四川境内的阶级关系趋于缓和，共同抗战成为四川军民同南宋朝廷之间的一致愿望。四川军政当局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檄募豪杰，榜集散亡，结约诸蛮，发动民众从事抗战。余玠在“集众思，广忠益”的口号下，开诚布公，选贤任能，亲自挑选了一批精明能干的官员，分赴各地去主持筑城徙治工作。而四川民众为反抗蒙军的民族屠杀与压迫，也表现了极高的爱国热情。如成都府路人民为支援蜀边，捐助“钱百以上万，绢十余万”，全在“为一路人请命”；而“蜀人所以助钱助粮者，只买一个不左祍。”防御体系中的山城要塞既是官民保聚之地，又是耕战结合的基本单位。其除了战时担负设险御敌，守境安民的任务外，平时更兼以耕种田野，聚粮养兵的责任。四川宣谕使孟珙在整饬蜀政时曰：“不择险要立砦栅，则难责民以以养兵。”山城要塞内部，不仅有供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行设施，而且还有学校孔殿、寺观神祠、亭榭园池以及仓库等。正如钓鱼城守将张珏所云，“外以兵护耕，内教民垦田积粟，未再期，公私兼足。”因此，正是这种“有城以御寇，又有寨以保民，则军民两利，而人心自安”的防御体系之战略基础，方能使“军得守而战，民安业而耕，士有处而学。”
其次，四川山城防御体系体现了军政结合，稳定军心民心的战略思想。其与古已有之的城防山塞不同，它既是防蒙军骑兵的军事要塞，也是战争环境里的政治中心。余玠在建设山城防御体系时，决定将平原丘陵地区一些无险可守的府州治所与居民都迁入附近的山城。其意不仅在于集中力量，加强有险可守地区的政治管辖，以便长期坚持抗战，而且更重要的是解决百姓传统习俗思想问题。在中国古代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社会里，百姓“安土重迁”，不肯轻易离乡背井，强迫反易激发事变。如宝庆二年（1227年）四川制置使郑损决定放弃五州，退保三关，强逼百姓迁移，以致“怨声盈路”，“皆聚为盗贼”。而余玠采用建筑山城搬迁官府，以及上述官民、军民、平战、耕守结合的措施办法，给民众的居住生计提供了保证，解决了百姓迁移的矛盾，并在经济上减轻赋税，使“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在这一过程中，再加军政结合，官府行政机构对筑城、搬迁、保聚起领导组织作用，加强了百姓的安全感与军民的凝聚力，军政民众众志成城、齐心合力、协同据守，山城防御体系才真正有了从物质到精神的保障。
再次，从地理形势上分析，山城防御阵地对抗骑兵，可充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利用地形地物克制对方。由于山城防御阵地构筑在大山深谷之间与激流险滩之旁等有险可恃的形胜之地，环境限制了骑兵的聚集、运动、进攻与速度。而宋军则可以充分利用易守难攻的地形来掩护保存力量，发挥步兵近身搏杀的特长，使蒙军陷于冒险仰攻、被动挨打的境地。同时山城以长期“必守为计”，屯兵聚粮、坚壁清野、生活物资准备充分，致使远道奔袭的蒙军“无虏掠以为资，无俘获以备役”，缺乏补给、兵老锋钝、势衰力竭。
其四，从军事态势上分析，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的精髓在于集中优势兵力守卫主要防御方向。蒙军入侵四川时，“每岁深入，步骑不下三数万。”而宋军“士马单弱，诸军虽各以万数，而能战者少。”据当时史料统计，蜀中军籍总共仅四万余人。蒙军骑兵进攻，兵力集中，专击一点；而宋军防区遍布全川，力量对比显然处于极不利地位。然余玠所建设的四川山城防御体系则解决了兵少戍地广的矛盾。其方案是放弃一些无险可守的防区，“聚小屯为大屯”，“集无城壁之小屯，合于渝城”，以此做到“势力浑全”“居重驭轻”。余玠在山城防御体系的正面防线，以“号为八柱”的八座山城（云顶、运山、大获、得汉、钓鱼、青居、苦竹、赤牛）为布防的重心、守御的要点，共配置约二万守军；居中驾驭的是驻在重庆的帅府帐下的三军（安西军、保定军、飞捷军）约有一万四千人，是策应各地的机动力量，而作为防备蒙骑侧翼的后方迂回的长江防线，仅布置不到七千人。集中优势兵力，御敌于主攻方向的战略，正是山城防御体系能经受住蒙军重兵猛攻的重要原因。
五、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结局分析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根据数十年几次征伐南宋先取四川而损兵折将军事惨败的经验教训，决定改变战略指导。忽必烈的战略部署是采取中央突破，首先夺取襄阳以扼制长江中游，截断东西交通，然后由汉水入江，直取临安，待平宋之后，再平定巴蜀。其战略企图为：一是可以集中主要力量对付南宋；二是牵制四川之兵东下援宋；三是对四川继续起招降作用；四是以待日后平定巴蜀。因此，当蒙军攻占襄阳时，在四川的降将汪惟正请求率军下江南，忽必烈却答复：“四川地重，非卿等莫守！”“四川事重，舍卿谁托！”由此可见，即将平宋之际，忽必烈还是十分重视四川重地，他只不过将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放到大局已定后才去收拾罢了。
坚守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四川山城防御体系最终被蒙军所攻破，其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从政治上分析，南宋朝廷积贫积弱，政治腐败，国势不振，朝廷混乱。面临强敌压境，南宋朝廷仍将帅不和，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在蒙宋战争的紧要关头，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的主帅余玠，即是被朝臣谗言，悲壮而死。因此，固若金汤的山城虽能支撑巴蜀江山于一时，也绝不能挽救腐败垂亡的南宋王朝。
其次，从军事上分析，南宋王朝在战略上保守被动，满足于朝廷偏安一隅，在军事上采取“以战求和”消极防御作战方针。因此在南宋王朝统治集团充满着“斥地求和”的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的悲观政策笼罩下，四川军民手脚也受到了束缚，强大的潜在力量不能发挥出来。故在军事上单纯防御的消极战略指导下，不能利用有利战机转入反攻，虽能坐守山城，但毕竟处于守而不出之挨打状态。因此，在南宋朝廷已被灭亡的这种战略局势下，四川山城防御体系也无力扭转最终失败的命运。
再次，1276年蒙军攻入临安，宋朝亡国。在这种大势所趋的战略格局下，四川山城虽然顽强屹立，但是军心人心浮动，已失去坚守的必胜的精神与政治意志。许多将领纷纷投降蒙军，致山城防御体系终被攻破。如1276年三月，蒙军共招降西蜀、重庆等处，得府三、州六、军一、监一、县十二、栅四十、蛮夷一；四月川将袁世安、杨文安投降蒙军，助其攻川；八月蒙军又招降铁檠、三宝两城；1278年川将阳立、张万、张起岩降蒙军；1279年正月合州安抚使王立降蒙，将为宋朝坚守36年、开创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守城时间最长战例的钓鱼城献归蒙军等等。由此而见，四川山城防御体系最后失败，并不是军事部署失措，而是败在国破家亡之际守军将领已无精神斗志与意志信心。
四川山城防御体系虽然最终还是被蒙军攻破了，但是四川抗蒙战争毕竟持续达半个世纪之久，成为南宋王朝抗蒙战争最坚强的堡垒和最后的基地，其军事功绩是不可没的。四川在延缓南宋王朝灭亡中所起的作用远非其它地区所能比拟，为此所付出的牺牲和代价也远比其它地区为大。仅人口一项，就由南宋前期的二百六十余万户，降到元朝初年的十余万户，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因此四川军民这种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精神必然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