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部：路的尽头 仁宗，是改革的发起人。 没有他的强力支持，范仲淹、韩琦等人，只能继续在西北窝着，被李元昊牵着鼻子走，又哪来的庆历新政呢？ 不过，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仁宗出尔又反尔，失信于朝野，似乎不应是明君所为。这点，仁宗又岂能不知？不过，他也是没办法。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危机。 朋党之祸。 这也不是个新问题。有政权，就有政治。有政治，就有朋党。有朋党，就有争斗。有争斗，就有兴衰。自古亦然。 中晚唐的牛李党争，血淋淋的教训，让武将出生的宋太祖，都对党争忌惮不已。刚取了天下，太祖就下诏，禁止及第的举人、进士与主考官以师生相称。他给了这些人更响亮的名字，天子门生。这是在诏告天下，官员都是天子的臣属，唯有服从、服务于皇帝，而不可三五成群，结成一党。 这是大宋不成文的家法。后世为君者，莫不以为遵循。 再看庆历新政改革派的核心人物，以范仲淹为首，韩琦、富弼、欧阳修，还有蔡襄等，他们为了新世界，同仇敌忾、和衷共济，相互敬重、互为推崇，展现出了惊人的凝聚力。 这种力量，化成了新政的蓬勃动力。让改革生机勃勃，势不可挡。让反对的人，那些保守派，纷纷败北，溃不成军。 为了生存，保守派拼死向仁宗进言，试图阻止新政。可惜，说不到关键处，怎么都无济于事，也动摇不了仁宗。直到，他们亮出了杀手锏，朋党之论。此论一出，仁宗一怔。此论反复，仁宗狐疑。  再观改革派，面对保守派的杀手锏，始终不以为然。他们继续扛着新政和正义的大旗，攻城略地。改革派的重臣，蔡襄的好友欧阳修，还写了一篇流传千古的雄文《朋党论》。 不愧是大文豪，欧阳修的文章，洋洋洒洒数千言，纵论古今、旁征博引，就是告诉仁宗一句话： 我们就是朋党，但我们是君子之党，重用了我们，就会天下大治。 看的仁宗，倒吸一口凉气。居然，连起码的掩饰都没有。 你说，你们是君子，所结为君子之党。何以为证？ 人心隔肚皮啊。 白居易有诗：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未篡之时，都是周公；篡了之后，均是王莽。何况，还有一党。若在以前，还有吕夷简，他可以制约和牵制范仲淹等人。如今，改革派已无人可敌。 国家有弊，不过癣疥之疾；如果肘腋生变，就会天下倾覆。殷鉴不远。何况还有祖宗家法。仁宗焉能不狐疑？ 两害相权取其轻。仁宗动了悬崖勒马的心思。 皇帝的心思，当然会有人读出来。 仁宗只需一个理由，或者说一个借口，就可以改弦更张。很快，就有人递上了借口。 夏竦，李元昊在西北的手下败将，他及时向仁宗进言，说改革派重臣富弼欲行伊尹、霍光之事，私撰废立诏书。 夏竦的上书，杀气腾腾。行废立，就是谋反。说改革派要谋反，仁宗是肯定不信的。不过，作为借口，这个理由足够了。 关键时候，还是家法重要、祖宗江山最重要。 夏竦上书后，京城顿时流言四起。虽然仁宗没有做出反应，但范仲淹等人已惶恐不安，他以西夏扰边为由，请求外放。仁宗，则顺势下坡，准了范仲淹所请。接下来，富弼、韩琦、欧阳修等改革派重臣，先后被贬，陆续离开了东京城。 人亡政息。 人都走了，庆历新政彻底失败，新法也俱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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