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衰落,印章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逐渐变弱。到了民国时期,各界名人多以篆刻姓名印章来作为身份印证,印章的艺术收藏风起,印章发挥更多的是陶冶情趣和身份证明功能。 今天的故事,要从民国的两位名人,孙中山和宋庆龄这对革命夫妻说起。 孙中山和宋庆龄不仅是革命战友,灵魂伴侣,也是印章的收藏爱好者。孙中山喜爱书法,也同样嗜好研究篆刻艺术,仅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就保存着夫妻俩使用过的30多枚印章。 这些印章反映了特定的历史事件,是孙中山宋庆龄革命生涯的重要见证。 孙中山一生都在致力于民主事业,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有一枚使用最为频繁的私印——“孙”字火漆印。 火漆印又名封蜡,顾名思义,就是用熔蜡来完成密封的任务。火漆,以松脂、石蜡、焦油加颜料混合加热而制成。封粘时引燃火漆,等到火漆熔成稠状时,滴注于需要封粘之处,在凝固之前加盖火漆印,冷却后即可留下清晰的铃印图案。 使用火漆印,主要是用于机要信函的保护,为了防止信函被,。孙中山专用的火漆印刻字“孙”,铜制印面,为圆形, 面直径4厘米,通高8.3厘米。 存于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的 “孙”字火漆印 1922年至1923年间,孙中山与妻子宋庆龄一起居住在上海莫利爱路29号寓所。 其间,孙中山就讨伐陈炯明、国民党改组等问题,与国民党军政要员、各地军阀等频繁互通电报。这些电报都事关重大、涉及机密,所以在此期间发出的电报上面,基本都有这枚“孙”字火漆印。 在宋庆龄的诸多印章中,有一枚外观朴实无华刻有“SCL”字母的金戒指印章,虽不引人注意,却意义深远。 这枚金戒指印章是宋庆龄在抗战时期使用的一枚特殊印章,主要用于抗战募捐活动,加盖于捐赠者收据之上。 宋庆龄追随丈夫孙中山,发起和参与诸多慈善募捐救助活动,为了感谢大家的捐助,宋庆龄亲自复信答谢,并随信附上收据。 1938年6月,为团结国际进步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前身),向海内外募集资金和医药物资,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在宋庆龄的有力号召下,许多中外团体和正义友好人士慷慨解囊。在“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之后的短短一年中,就募集到约25万元港币,这些捐款大多用于购买医疗物资送往内陆。 而宋庆龄也认真对待每一笔捐款,不论数额大小,她都会在收据上亲笔题字。后来,宋庆龄就专门定做了这枚刻有自己英文姓名缩写“SCL”的金戒指印章,她将金戒指印章随身携带,以便随时随地都可以给捐赠者的收据盖章。 这枚小小的金戒指印章,不仅见证了那一段烽火硝烟的岁月,更见证了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为中国抗战做出的特殊贡献。 除了上述见证革命和抗战历史的印章,还有两枚意义非凡的印章——“逸仙”印和“宋庆龄”印,这两枚印章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见证者,这两枚私人印章象征着他们的浪漫爱情。 1915年10月25日,相识仅两年的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日本东京政府办理了结婚手续,他们委托日本律师和田瑞作为见证人,在办完登记手续后签署了一份流传后世的婚姻誓约书。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结婚照 该誓约书的大概内容是:两人将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促进幸福,若一方违反誓约内容,在受到法律制裁、社会制约时不得有任何异议。 孙中山与宋庆龄婚姻誓约书(日文) 按理,孙中山、宋庆龄和见证人和田瑞,都应该在誓约书上签字盖章,证明该誓约书的认可性与合法性。遗憾的是,当时宋庆龄刚从美国到日本,没有携带印章,所以誓约书上唯独没有留下宋庆龄的印迹。 当时,孙中山在誓约书上的用印即为“逸仙”印,“逸仙”为孙中山雅号,该号是牧师依据孙中山教名“日新”的粤语谐音所改。该印为石质,狮形钮,纵9.5、横6、高2.3厘米,目前这枚印章存于江西省博物馆。 原本誓约书一式三份,孙中山和宋庆龄各持一份,见证人和田瑞持一份。但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期,孙中山与宋庆龄的两份誓约书在战乱中丢失。直到196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征集到一份,经宋庆龄本人鉴定为原件。 198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又将这份誓约书原件送到宋庆龄北京住宅,请她题字。时隔40多年,宋庆龄再次见到当年她和丈夫签订的婚姻誓约书,百感交集。于是提笔在卷尾题写了“此系真品”四个字,并在签名处盖上了“宋庆龄”印章。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誓约书,是他们真挚情感的见证,而誓约书中的印章更印证了两人爱情的矢志不渝。加盖的印章,不仅表达了宋庆龄对逝去丈夫的思念,也给这份不朽誓约书落上了一个完美句号。 “孙”字火漆印、宋庆龄金戒指等印章,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更彰显着先辈们在艰苦卓绝中为祖国无私奉献的民族精神。而“逸仙”印和“宋庆龄”印等私印,则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美好爱情的独特印证情。 方寸之间,历史流淌。这些珍贵的印章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那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以及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美好爱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