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驰于“荆、当、远” 虽然国民党已经加快了与共产党“摩擦”的步伐,但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暴露真实身份,第33集团军中的反共分子暂时还没有对我们下手,所以中心 的各项工作仍然进展较快。中心县委成立仅个把月,党员就发展到500余名，共建立了一个县委、十个区委、十多个特别支部。 党的秘密工作,除了已开辟荆门、当阳、远安三县外,又发展到南漳、宜城和钟祥诸县。比如我们在南潭附近就建立了多个工作点,中心县委派了一个负责同志在那一带领导工作。我们在六个县的广大农村中积极串联老苏区的党员干部,并把贫雇农组织起来,还成立了一些秘密武装,工作搞得很活跃,把群众爱国抗日的热情鼓动得很高。 这里的地理条件十分优越,地广、山险而川富。沿着山脉,这里东接鄂中大洪山游击区,西靠广袤的神农架大森林并与武当山南麓的保康、房县相望,北又与鄂北相贯通,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且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活动,确是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 1939年2月以后,根据区党委的指示,中心县委决定:一、整顿党的组织,开办训练班分期分批轮训新党员。二、通过各种途径,掌握武装,做好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准备。三、利用合法形式,建立群众组织,争取开明士绅,掌握地方政权。 在整党工作中,中心县委推广了当阳县委的经验,在轮训中对新党员着重进行了秘密工作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规定党员之间,未经组织允许,不 准发生横向联系。对觉悟低、工作消极、产生动摇的人,有计划地实行隔离,并根据不同情况做出适当处理。外来党员一律寻找公开职业做掩护,在一个地方搞“红”了的党员要设法调离。通过整党,“荆、当、远”地区绝大部分党员的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党的组织更加纯洁、巩固,为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党的公开工作仍以开办各类冠以“军民合作”之名的商店为主,用以接近军队、接触上层军官并在军队与民众中宣传抗日救国和国共合作,其工作范围也由荆门一地向南漳等地发展。 为安全起见,荆当远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公开与秘密两摊工作只能由我个人统管,任务之重是显而易见的。 秘密工作这一块儿点多面广,不但包括荆门、当阳、远安三县,还涉及钟祥县河西两个区和宜城、南漳的一些乡村,这些地方都需我经常去巡察指导;而作为公开工作的军民合作商店是接近国民党军队和上层人物，的主要场所,随时了解战局和国民党动向的主要场所,我同样须经常去应付,再说几天不在荆门露面,也易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因此为保证党的秘密工作不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我只好采取勤走、短住的办法,到一地待两三天,又返回荆门待两三天,像车轮一样不停地转:时而到宜城,时而到南漳,今天去东区、北区、襄樊,明天又去钟祥、当阳、宜昌。不过我说“像车轮一样转”也只是一种牵强的比喻,实际上除了去襄樊偶尔能搭上大汽车有“车轮子”转之外,其他地方都得靠两条腿,一天走百把里路是常事。一旦与下面约了时间,不论下雨、下雪、白天、黑夜,我都说走就走,从不误事。 在这段不停奔波的日子里,至今还留有许多生动的记忆。有一次,我从当阳回荆门,下大雨,公路上一片黄浆,一脚踩下去,泥浆没过脚面,鞋子 根本穿不住,只好脱下来赤脚走。我多年不赤脚走路了,踩在公路上脚底硌得钻心疼,虽然到家后两只脚板痛得火烧火燎,但也总算不穿鞋走过一回远路了。 还有一次仍是从当阳回荆门,天上细雨纷飞,我照样赤脚走,走到一个圩镇已是正午时分,肚子饿得咕咕叫,想起这天是我生日,该庆祝庆祝,便 穿上鞋进了一家馆子。我叫了一碟青菜,吃了两大碗干饭;又见鸡蛋便宜, 一毛钱可以买四个,便要了八个荷包蛋,一口气就吃光了。老板娘收碗筷时,笑我说:“你这个女学生可真能吃!”我笑笑,心想:你还没见我吃26个鸡蛋那阵势呢! 吃完饭继续赶路,在离荆门五六里的公路上不巧遇上了第33集团军中的一个熟人。他见我一身泥泞,便说:“这种天气还出门呀,真是辛苦啊!” 我说:“你们打仗更要风里来雨里去,我们也要锻炼锻炼嘛!”我以为这事 就这么过去了,不料有一天王副官长来说:“有人见你下雨天在路上走得一身泥,你可真是热情、勇敢噢!”这事让我立即警觉起来,看来我是太大意 了。 此后我再去别处,总是天蒙蒙亮就走,天黑了才回来,尽量不被军队的人看到我在外面跑动。 同时,在路上走,免不了碰到日机轰炸。有次我和一位同志在距襄樊二十来里的公路上又遇上了敌机轰炸。当时天快黑了,突然飞机从头上掠 过,炸弹像冰雹一样往下砸,我们赶紧就地卧倒,炸弹掀起的泥土把我全身盖住了,也不知伤没伤。飞机过后爬起来,摸摸身上,竟然哪儿都好好的。 那个同志也被土埋了,结果也平安无事。 荆门大轰炸后,城里城外三天两头遭炸,这种绝处逢生的情况我还遇到多次。有次我隐蔽在城墙脚下,一颗炸弹正好落在头顶的城墙上,把城墙炸 出了一个缺口,面前的几亩棉花地被霰弹“呼”一声平茬茬地割倒了。后来军队在城墙附近挖了壕沟,遇上空袭我们就跳壕沟。有一次一个老妇人被炸死在距我一米远的地方,有一次一个小号兵血肉模糊地死在城墙顶上,而他的肠子则挂在不远处的树梢上… 这期间我跑襄樊向鄂西北区党委汇报的次数也较多,不到三个月就跑了三四趟。荆门到襄樊约300华里,难得搭上汽车,多数是步行。 国民党变脸,“军民合作饭店”处境恶化 南漳军民合作饭店是第33集团军调防过来后,通过一些下级军官的关系开起来、由荆门来的几个得力同志负责经营的。但第33集团军政治 部一直派人监视着饭店,经常唆使一些童子军来饭店捣乱,还放出风声说：这饭店是共产党办的,饭店里的人都是危险分子,企图威胁群众使他们不敢上饭店吃饭。 我来到南漳饭店对同志们说:“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应付三青团、童子军和特务的捣乱,还要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更严重的情况，要事先想好一些对付与应急的措施,一切都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能冒险。” 第二天天没亮,我便偷偷出了南漳县城,来到距城四五里外的一个村子,与中心县委的吴云鹏、马伸凡等同志碰头,互相通报情况,讨论并布置了下一段工作。之后,我写了一封短信请一位同志送去给也在南漳驻扎的张克侠参谋长,问他可否与我见一次面,地点是我定的一个村子。张克侠当即回了信:“某日某时一定到某村。” 那天,我和李金生按约在那个村子等候。果然,在约定的时间张克侠参谋长带着两匹马来了。我们请他到一个群众家里休息,我说:“有劳参谋长 大驾,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的抗战形势和发展趋势,例如,要是日军来犯, 贵部将作何打算?有无在这一带坚持游击战的可能?” 张克侠参谋长告诉我们,日军若来进攻,我部有抵抗的决心,但不会在此长期进行游击战,因为部队的行动还要由蒋介石统一指挥。 我又问:“目前国共关系如何?” 他说:“自从限制共产党活动办法下来以后,政治部那些人活跃多了, 但又查不出什么,显得有些无奈。于是说总想调查你们,你们没啥大能耐, 也没有民众力量,也就是靠饭店、合作社混混而已。尽管政治部那帮人想查封你们,但李文田说你们不是共产党。说曾霞常跑襄樊,襄樊是鄂西北共产党区委管的,但在查获的鄂西北的共产党员名单中根本没有曾霞的名字,也没有荆门这些青年的名字。他说,共产党做事都很秘密,而曾霞她们却是大张旗鼓,横冲直撞,他们不过是些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而已。” 张参谋长告诉我:“政治部谢副主任本来想给你们施加点压力,考虑到李文田护着你,怕引起李副军长不满,影响自己仕途,所以目前还不会对你 们怎么样。不过,也不能排除他们变换手法来限制你们,或者形势变化时向你们下毒手。” 张克侠跟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又骑马回部队了。 张参谋长走后,我与中心县委的同志分析了这些情况。看样子,国民党政工部门还没有发现我们在农村中的那条秘密工作线,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这也证明我们将党的工作严格分作公开和秘密两条战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今后也切不要麻痹大意,秘密工作还要加强。今后合作商店既要力争保存下去,又要准备一个在实在无法立足时稳妥撤退的办法;对活动较多,特务重点注意的同志,必要时应先行撤离或调到距军队较远的农村去。 大约是1939年5月底,在南漳有一拨三青团、童子军,穿着黄卡其的童子军制服,三天两头到合作饭店胡闹,不是说菜咸了淡了,就是说饭少了多了, 打盘子摔碗跟跑堂的吵。最后一次是十几个童子军涌进饭店,高喊着要吃面 条,锅里正煮着,他们却用筷子敲着桌子、碗碟,嚷嚷着:“快点快点!”跑堂的说:“就好,就好,请各位稍等一会儿。”那帮人喊道:“妈的,老子不吃了!”便“呼”的一声把桌子掀翻了,接着又把饭店的碗碟全打碎了。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以为童子军就像少先队,是少年儿童组织,可其实不然。童子军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其成员中许多是十八九岁的三青团员,常以 维持社会秩序为名,充当国民党镇压群众的打手,一些童子军与地痞无异, 同样吃喝嫖赌,无恶不作。 面对这样无耻的挑衅,我们饭店的副经理兼会计周楠毫无惧色地走上街头，扯开嗓子喊:“街坊四邻的乡亲们!请你们来评评理呀!童子军无缘无故把我们饭店的东西都砸啦!我们受尽了日本鬼子的欺侮,今天童子军也来欺侮我们!我们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开饭店谋口饭吃,到底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童子军凭什么砸我们的饭碗?往后叫我们怎么谋生?还让不让我们老百姓活命呀?” 女经理一喊,四邻的百姓便闻声而至,把饭店大门围得水泄不通, 纷纷谴责童子军丧尽天良,无异于日本鬼子帮凶。吓得童子军像过街老鼠，只得在众人的唾骂声中灰滴溜地跑了。 女经理还不解气,又大声说:“街坊们,这些童子军胡作非为惯了，今天砸了我们饭店,明天不定砸谁的呢!你们看看这叫什么世道!” 街坊四邻也愤愤不平帮着骂,这一天饭店门前人多极了,而且群情激愤、像是开了一场民众声讨大会,国民党特务导演的这场戏最后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从此,三青团、童子军再也不敢在南漳街头耀武扬威地招摇过市了。 然而,南漳饭店没有了餐具,生意就没法做了,只好关门,店里的同志也只好转移到别处去了。 这期间,荆门的军民合作饭店也同样受到了特务的骚扰。 有天晚上,10点过了,荆门的合作饭店已经打烊关门,忽然中学里一个姓黄的青年教员慌慌张张跑进来,又往身后张望了一下,一副神秘兮兮的样 子。我们问他:“干吗这么慌张?”他压低声音说:“我进来时发现,门外有人在监视这幢房子,可能有什么行动,你们赶紧想办法,快把要紧的东西 藏起来!” 然而,此人的底细我们已经知道,他早就被政治部的特务拉过去了。 于是,我们装作十分气愤的样子七嘴八舌地说:“难道抗日爱国也犯法,开饭店也犯法吗?”“他们要监视由他们监视!就是要搜查要抓人也听 便,不管他!” 这么一来,倒把那个姓黄的弄得手足无措,只好随便搭讪了几句就借故走了。 我们很清楚,这是特务布设的圈套和陷阱,想采取突然袭击的恐卟办达 来试探我们,如果我们表现惊慌,立即藏文件(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文件) 就证明我们是共产党,屋外的敌人就会冲进来搜查抓人。 可是今天他们又落空了。那一晚我们连大门口也没有去瞧一眼,闩上门安心睡觉——果然一夜无事。 那一段时间,我们与第33集团军的关系是相当微妙的:张克侠将军在暗中支持我们,我 猜想他八成是我们的同志;胡传魁式的旧军人李文田则认定我们不是共产党,照旧嘻嘻哈哈与我们来往;政治部的人对我们怀疑已久,只是碍着李副军长面子,表面上跟我们还过得去,但老是在背地里使绊子。好在我们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倒没让他们捞到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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