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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商周文明一直存在于成都平原 长 久 古蜀文化，较为宽广的地域文化。 一个“中心”、四个“板块”构成。 以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桥文化）为中心，由成都平原、汉中盆地、秦岭地区和岷江上游4个部分所组成，在江汉与二里头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 三星堆和金沙城，既出现金质权杖，又有中原风格的礼容器。 夏商周文明，一直存在于成都平原。 世界史惊人共同。成熟文字都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被民众发明和使用。 从苏美尔人，到古希腊语，从拉丁文走象形，到表音之路，中国文字除一直象形外，也集表音表意之大成，夏朝文字可能早期复杂难读懂，后期那些天书，想必会陆续被解读。
文化统一，文化传承中关键一步。 夏，曾经与商王朝交战最频繁的国家。 古蜀国，与商王朝军事摩擦最频繁的方国。 西来的权杖文化、中原地区的鼎爵礼器文化，都在半月形地带、“中国弧”区域，权杖没能进入“弧”的东亚大陆腹心地区，鼎爵等中原文明的礼器，没能突破半月形地带或“中国弧”。 两大半月形传播带，有两个交汇点。 东北。文化与族群结构兼有两大传播带的特点。 西南。文化与族群结构，至今仍有很深的两大传播带相交融的烙印。 各自向外辐射，一者面向内陆与草原，一者面向海洋，分别奠定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又同时影响中原，两大传播带所闭合的空间，便是中原地区。 环境优良，人口数十万之巨，国力强盛。 疆域宽广。北至陕南，东至三峡，南至雅安，甚至云南北部的昭通。 文明汇聚中心。向北，联络商周；向南，吸引南方众多民族部落；向东，穿过三峡，联系长江中下游文明。中国的西南角，拔地通天的青铜神树，卓然而立；太阳旋转翩然，在金沙的天井中起舞，神鸟环绕太阳盘旋不停。 巴蜀青铜文化辉煌。 商代中叶，古蜀国就已进入灿烂的青铜时代。青铜文明在长江上游古蜀地区的杰出代表。 水道众多，形成古蜀纵横交错的水路，长江水系的岷江、涪江、嘉陵江、青衣江、大渡河，为成都平原的内外交通提供舟楫之利。从成都西出江原（今四川省崇州市）、临邛（今四川省邛崃市），南出南安（今四川省乐山市）、严道（今四川省荥经县），北出什邡，东出广汉的陆路交通四通八达。 北有褒斜道，南有牦牛道，为北上中原、南下南中提供便利。 由成都经凉山地区，达于云南，入缅、印的“蜀身毒道”，开辟于商周时代。出入往来于缅、印地区，在早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不朽篇章——“南方丝绸之路”。 三峡地区、嘉陵江河谷，巴盐产地分布的集中区域。 还有渠江河谷、乌江下游河谷等区域，也有零星分布。 作为地域概念，战国秦汉时，才形成巴蜀。 同一地理单元，两种起源不同、类型有异的古代文明合称为巴蜀文化，源于四川盆地，大体以广元、雅安、叙永、奉节四地相连而构成的一个菱形，相对封闭的地理单位。 特定的历史原因，有许多相同之处，巴蜀地区和中原地区相比，地方特色更浓厚，而将其冠以巴蜀的名称，是相对中原地区。巴蜀之称，作为一个古老的地域概念保留下来。 文化底蕴深厚。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各自的分布区和文化渊源。 巴文化分布，湖北西部的长江沿岸，逐渐迁至重庆，渊源在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蜀文化分布，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一带，渊源是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关起巫山峡，巴蜀是一家”。 巴蜀历史具有同源性、文明具有互补性、旅游具有直通性、经济具有叠加性。 巴蜀文化走廊涵盖的区域，除甘孜、阿坝和攀枝花，牵涉到四川18个市（州），7条走廊舒展的文化互融体系，为未来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底蕴和资源禀赋，具有世界遗产意义的文化走廊。 殷墟中称“蜀”的地区，中心就在成都平原。 都是以长江为依托，向大江南北辐射发展，北与黄河文化、南与滇文化和岭南文化交错、衔接，相互影响、激荡、融合，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长江流域的大规模开发作出重要贡献。 巴蜀文化走廊。 传统的南、北线，涵盖德阳、绵阳、乐山、广元、汉中、彭水、忠县、万州、奉节等；东线，涵盖成都、乐山、宜宾、泸州、重庆、恩施、宜昌等。 黄金水道。长江上游水道，上承岷江、涪江，下接青衣江、大渡河，天然串联成都—眉山—乐山—宜宾—泸州—江津—重庆市区—涪陵—云阳—万州等。 由长江中游溯江而上进入成都平原，不会比那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入川难度更大。秦以后，帝国的官员们入川，往往会选择先由陆路到达江汉平原，然后再沿长江溯江而上。 从宜昌到重庆，大概一个多月的路程。 顺水更快，李白感叹“千里江陵一日还”。 西边，成都平原的古蜀文明，连接着岷江河谷的藏羌源流，从茂县的营盘山遗址，到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城，巴蜀文化的基因密码在此编程。东边，三峡的巴楚要地，孕育出最古老的巫山人，距今200多万年，早于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著名的古人类。 与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河洛文化等相比，巴蜀文化犹如一条华夏文明的脐带，纵贯古今，一头连着最古老的人类起源，另一头连着最古老的民族起源。 中国地域文化的历史引力、空间张力。 成都与武汉、杭州，都在北纬30度，地球上最神奇最有趣的一条纬线。人类文明史上一条极其特殊的纬线。 神奇地带。孕育比四大文明古国更源远流长的第一波五大文明。古埃及、古苏美尔、古印度、古哈拉巴、古中华良渚与宝墩文化。良渚文化跟苏美尔文化几乎同时代，比古埃及更早。 成都在西端，长江上游。 武汉在中端，长江中下游。 杭州在东端，长江下游。 文化交流，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底层。 水乳交融。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与盘龙城文化、良渚文化。 一个集大成的文明，持续发展约1000年。串满文明奇迹的珍珠项链上，与宝墩文化同期的良渚文化的余晖，在盘龙城文化、三星堆文化与金沙文化中闪烁。 良渚文化被海浸摧毁。 特大洪水灾难延续若干年，良渚先民被迫远走他乡。 南下，长途跋涉，辗转、漂流，去寻求、创造第二家园。 相继分两路，向地势更高的长江中游迁徙。一路，沿长江逆流而上，与承袭屈家岭文化演变而来的石家河文化“交融”；一路，走中原路线，过河南，经“巫盐古道”，辗转入川…… 东南地区。一股，因环境变化而西迁的良渚·石家河“联军”；一股，南下二里头，夏朝灭亡时的夏桀南迁。两股势力逐渐融合，汇同夏商之际为躲避因争夺“金道锡行”控制权引发的战乱而被迫逃荒的“难民”，时断时续向成都平原聚集。 接踵而来，被敞开胸怀的三星堆人“消化”。 湖北“石家河文化”的玉“人头像”，盘龙城的“青铜雕像”，善学的三星堆人又提起刻刀，端详着巫师、首领，雕刻成本地人模样。青铜技术传入，制成铜“人头像”。 青铜“立人像”出现。 青铜“立人像”的原始形态，还与安徽“凌家滩文化”的玉“立人像”，甚至，与辽宁“红山文化”的玉“立人像”，有文化渊源关系，表现的都是正在作法的神巫形象。
西北地区。距今4000年左右，陕北地区的“石峁文化”传入。 文化关系密切。距今3700—3600年前后，伊洛河流域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带来兽面纹铜牌饰，在生产过程中，三星堆人大做“减法”，将图案逐渐简单到只留下长方形的外貌。 距今3600—3200年左右，“商文化”代表的中原地区青铜器、玉器，又大量输入。对铜尊、铜垒、玉戈、玉矛略加改造，成为大量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促成三星堆最高的繁荣。 应接不暇。东亚南亚地区交流来的海贝、象牙和神树造型，与三界、阴阳门观念等，促进三星堆青铜神树、神坛的塑造与天门理念的产生。 距今3600—3100年前，西亚与埃及也不甘落后。 尼罗河彼岸的法老面具、金杖，在影响到希腊迈锡尼文化后，也间接传播到这里。纯纯的黄金，足足的奢华，尽管有些昂贵，还是制造出一个个薄薄的金面具，罩在青铜人头像的脸面上。 文化交流，有来有往。 成都平原出产的丝绸，也出现在3000年前埃及法老王后的头饰中。 姿态万千的玉器韫椟，藏着朦胧的信仰。以玉为傲的良渚遗民，最早将玉锥、玉泡、玉珠，从二里头“驮”到三星堆；精美的青色玉琮，被当作“传家宝”，代代流传，再传到金沙。 三星堆都城始建于约公元前2000年，正是良渚文化深受海浸之害后期。 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长江流域的夏商文化，进行交流、互动。 史前中国各地区在宇宙观、仪式礼仪、统治策略等方面形成“共识”。 与“上层远距离交流网”密切相关。 江河文化“双联体”，相互融合、重组。 青铜器时期，吴越地区既有湖北钟祥的荆楚文化，也有孙武等贤能之士带来的黄河文化。先秦时期，孔孟提倡的“相濡以沫”与老子提倡的“相忘于江湖”两种文化，相互碰撞。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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