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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人们的普遍印象中，中医好像只能治疗一些慢性病，对一些急性病首先还是用西医，譬如发热、感冒等病，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输液打针吃退烧药。就像今年爆发的这种疫情一样，人们首先想到的也是西医，其实从目前来看，西医对此也没有特效药，在此种情况下，中医就有它的优势。清代医家钱潢曾提到“外邪感人,受本难知,因发知受,发则可辨”。其意思就是说，出现了外感病，不知道他是有什么邪气导致的，只要它发作表现出症状了，我们就能通过四诊合参的方式判断出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中医历来也是通过这种思维方式治疗疾病的。今天小郎中不想具体谈本次疫情的情况，因为大多数中医无法接触到一线病人（具体原因很复杂），无法看到发作的症状和舌苔脉象，无法判断这种“因发知受，发则可辨”的情况。小郎中今天仅从历代著名医家的角度谈一下中医与疫病的一些渊源，希望能让更多人的更深刻的了解中医。 中华民族的历史浩浩荡荡三千年，在西医没有进入中国以前，中华儿女就是靠着中医的守护度过了这三千年，其间人类文明没有断层，人口也没有因为各种疾病的爆发而导致大面积的减少（西方历史上曾有过这种情况），反而是一些无休止战争导致了中华民族的人口减少，正因如此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 其实在中医历代的发展史上，一些著名的医家都与瘟疫有过斗争经验，今天小郎中重点谈三位医家。 第一位的是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张仲景就提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此种伤寒包括一些常见的外感病也包括一些传染性的疾病，张仲景族人死于此类疾病的人数较多，因此张仲景就发奋图强，总结中医经验，写下了《伤寒杂病论》这部书，以至于到现在为止，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此书是一部专门治疗外感病的专书。书中有很多方子，中医界称之为“经方”，经方对证后效如桴鼓，临床疗效很好，小郎中近几年来也在一直研究经方，使用经方，确实能够看到它神奇的疗效。治疗外感发热一般1-3付药退烧也不会留下特别的后遗症。这次疫情一些中医专家推荐的方中也有很多经方，如麻杏苡甘汤汤，麻杏石甘汤，白虎汤等都是经方。 第二位医家是清代医家吴有性，撰写《瘟疫论》一书，开我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他以毕生的治疫经验和体会，大胆提出“疠气”致病之学说，在世界医传染病学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因此赢得后人的广泛尊重。吴有性经历了大明崇祯15年（1642年）的瘟疫，当时全国瘟疫横行，十户九死 。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大疫，五六月间益盛，“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他通过详细观察病人的情况，搜集四诊资料，开具处方，活人无数，同时也创制了一首名方“达原饮”，对于治疗瘟疫疗效也颇佳，在这次疫情中医专家推荐的处方中也包含了这首方子。 第三位医家是吴鞠通，他撰写的《温病条辨》这部温病学的重要著作，对于温热性疾病的治疗，他对于理论的发挥和留下的诸多方剂，使得中医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热性病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吴鞠通青年时期读过《瘟疫论》，受吴又可的影响也颇大，且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京都大疫流行，不少病人因治疗不当而死亡，吴鞠通奋力抢救数十病人，终获痊愈，因此名声大振。后根据其对疾病的理解撰写了《温病条辨》这部书。书中的银翘散、桑菊饮也是中医治疗瘟疫（热）病的一些常用方。 在中医历史上还有很多医家对于瘟疫病有阐述，如杨栗山、王孟英、余师愚等等，他们都总结的很多治疫经验，创制了很多有效方剂，且在临床中经过了广泛验证，确实有效。 目前，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已经到了攻坚阶段，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医人士参与进来，我也看到身边的一些中医同道热情高涨，都期望能到第一线参与救治病人，坚持中西医并重抗击疫情，中医一定能在疫病面前发挥它独有的优势（在2003年非典中已经证明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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