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侨华人与我国南海资源开发

一、陈武烈开采东沙岛磷矿

清末两广总督张人骏向朝廷奏办东西沙岛时，特别考虑到华侨的利益。民国初期，广东政府延续了招商承办、善待华侨的开发政策。1912年12月，新加坡华商陈武烈呈请采取东沙岛鸟粪磷质。

陈武烈公司在东沙岛的开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1913年6月，实业司请警察厅选派长警，前往东沙岛担任守卫工作。该年7、8月份，长警均在岛工作，陈武烈不仅支付警察费用，还对不幸病故的长警发放抚恤金。

陈武烈开办止于何时尚不明确，惟1917年7月广东政府已经在考虑矿权易手问题。该年8月，基隆渔业合资会社的渔船“第一台湾丸”在东沙岛附近捕鱼遭遇船难，台湾总督府命令水产试验船“凌海丸”前往救援。调查结果从侧面证实，彼时东沙岛的开发已经停滞，岛上处于暂无人居的状态。

此次东沙岛开发之所以未能持久，从陈武烈的计划已可见端倪，比之于清末盗采日人西泽吉次以及广东政府的实践，其承办章程显得过于粗略，对人类在远洋海岛居住生产的困难估计不足，忽视了后勤保障的重要性，导致数名警察死于岛中。这说明，在南海诸岛从事开发具有特殊性，应立足于建设长期维持的能力，从技术上解决实际问题，体现我国行使主权的连续性。

二、何瑞年承办西沙群岛磷矿

1917年孙中山先生发起护法运动，在广州另立军政府，对华侨回国创业给与支持和帮扶。1921年3月，原籍广东香山县，长期侨居澳门的商人何瑞年，向广东军政府内政部申请垦殖西沙群岛，获得军政府的认可。但到了该年11月，台湾总督府以重金诱使何瑞年与梁国之等人，以合办名义订立合同，实由日人平田末治主持其事，何瑞年转而成为日资的代持人。

1926年3月，广东政府指令何瑞年将办理情形详细具报，何瑞年仍托词尚未开采，遂引起怀疑。经过详细研究，实业厅于11月25日呈文省政府，将该案撤销，形成派员乘军舰前往西沙群岛切实考察的决定。

何瑞年承案能够维持数年，背后存在诸多政治角力。何瑞年获得南方政府支持，此后更凭借政权背书，其承办权才能失而复得。北京政府则播弄新闻消息，南北矛盾、中外势力的参与，使该案已不能被视为单纯的资源开发。

由于在民国创立过程中发挥过特殊作用，华侨被称为“革命之母”，许多侨商与政治人物过从甚密，不可避免地卷入政坛纷争。而且，华侨在社会中的角色十分敏感，加之南海诸岛事涉海疆主权，极易点燃民族情绪，因此华侨开发南海诸岛资源确有困难之处。但从何瑞年案可见，极少数华侨利用政治资源谋取商业利益，甚至不惜欺瞒政府、营私舞弊，对此，政府除积极招徕之外，亦须在其真伪问题上加以考虑。

三、冯德安、陈荷朝承采东沙群岛海产

（一）冯德安联合陈荷朝提出申办

冯德安、陈荷朝籍贯广东中山，侨居香港经商。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后，与冯德安合作的陈荷朝出面，于1927年6月向广东省实业厅请办东沙群岛云母壳、海人草。该年12月，实业厅同意将所有海产批给陈荷朝并发给执照，此为二人承办之嚆矢。

（二）开办初期的波折与竞争

1928年初，冯德安、陈荷朝积极雇备船只，招募人员，准备前往东沙岛采取海产。看似顺利的承案，却因利益争执，遭遇了种种变故。

20年代后半期围绕着东沙群岛海产利益，中日商人及渔民展开激烈争夺，其竞合关系复杂多变，双方政府亦深度卷入其中，冯陈二人由此成为广东政府认可的承办人选。

（三）日本入侵导致破产

陈荷朝、冯德安重新获得承办权后，两人联名以东沙岛海产公司的名义领取执照，从1930年3月开始试办，至1937年9月日本海军强占东沙群岛，共历时7年半。在此期间，该公司营业并不顺利，先后发生过日人盗采、中日渔民冲突、承办权被暂停等一系列事变。

冯德安、陈荷朝承办东沙群岛海产案，显示出近代南海诸岛资源开发的复杂性。一方面，日本商民垂涎于南海诸岛物产丰富，大肆掠夺，日本政府及台湾总督府则出谋划策，怂恿保护。另一方面，承办华侨由于实力较弱，加之政府保护不力，在日方威逼利诱之下，商人的“逐利性”可能笼罩其“爱国心”，甚至存在“权利寻租”迹象。

四、战后华侨华人参与南海资源开发

抗战胜利后，中国依照开罗会议及波茨坦会议所构建的战后亚太国际新秩序，从日本手中收回南海诸岛主权。此举鼓舞了大批海外华侨华人，印尼华侨詹春发发起集资运动，计划赴西沙群岛殖民，另有新加坡华侨周苗福，通过侨委会向海军申请开发西南沙群岛，并提出在南海诸岛建设“万人村计划”。越南等地华侨拟投资西南沙群岛鸟粪开发，广东省政府明确表示予以多方便利。上述现象的集中出现表明，二战后因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善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华侨华人对南海诸岛的关注与日俱增，回国创业的兴趣愈浓。

1946年，有民国人士郑应时组织南方渔业公司，向广东省建设厅申请开发东沙群岛。为了筹集足够资本，郑应时赴香港发布消息，吁请华商投资。澳门华人领袖何贤和何鸿燊一起加入到东沙群岛海人草的开发事业中，另设立办事处，由香港华商霍英东主持。1949年，南方渔业公司开采海人草获得了巨大进展，不过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败退，该公司营业在年底结束。

五、结论

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与近代南海资源开发，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关系，而其产生亦非偶然。中国政府对华侨的宽容、优待政策，也是其回国创业的信心保障。

华侨华人能够了解南海、参与开发，得益于其所处环境。一个广阔的环南海区域为南海诸岛资源开发提供了信息交流平台和人际互动空间。同时，通过南海诸岛这种特殊的节点亦可观察到，华商跨国网络与该地域政治、文化等人文环境间，存在着明显的、多重的互动关系。

南海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波折与弊病，但实践证明“以开发固主权”是维护海疆权益的可行途径。在当今中国政府倡导“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大力推进《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背景下，对华侨华人群体所能发挥的桥接与媒介作用应当予以关注。

（摘编自《南洋问题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