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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5日，一位饱受心脏病折磨的老人在鸦片的幻觉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晚年的他生活困苦，却毫不邋遢，生活中依然透着一股优雅的气质，他就是被称为民国“小孟尝”的邵洵美。  邵洵美 他生于贵族之家，大半辈子都过着老百姓难以想象的奢华生活，最后离开人世时，却心里却满是忧愁伤感，没有一丝喜悦，对他来说，比起身体的病痛，那些挥之不去的往事才是折磨自己的心病。 而那些往事，都与我们熟悉的作家——鲁迅先生有斩不断地关联。  鲁迅 金粉世家邵洵美，生于民国时期的世家望族，论亲戚，李鸿章算是他的叔外祖父，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住在上海的豪宅里，从小吃穿不愁。 在20世纪10年代的中国，这种生活已经是金字塔尖上的宝石，是绝大多数的中国底层老百姓一辈子都触摸不到的美梦。  民国时期的富人 邵洵美从小就获得了上层阶级给予他的特权，他可以尽情地学习，阅读，可以跳舞，穿西装，可以沉浸在自己舞文弄墨的小世界里，而这，也埋下了他与鲁迅先生矛盾的种子。 邵洵美每天的生活，就是在自家的大豪宅里，招待往来的各路文人，他写小说，也翻译小说，但最爱的还是出版，家里数不清的财富给了他挥霍的自由，他出钱从不吝啬，为人诚恳又爽直，朋友找他出书，印书，他甚至不过问什么细节，就大把大把地赠予金钱。  民国时期的舞会 邵家的豪宅，一时成了一个文化交流的宝藏之地。他办杂志，办期刊，从《狮吼》到后来的《金屋月刊》，再到《时代》画报，《人言周刊》，还有《自由谭》，邵洵美在出版事业上的成就，在历史上毫无疑问是数一数二的。  民国时期的时代画报 民国时期，能过上这富裕生活，有闲功夫读书写文的人本就不多，邵洵美得天独厚的条件，让他认识了徐悲鸿，徐志摩，郁达夫等我们熟悉的艺术家，成了有名的交际花。 而这一时期，鲁迅先生也已经活跃在文坛里，他与邵洵美的矛盾，渐渐有了端倪。邵洵美未曾想到，自己开办的那些刊物，有一日竟会成为他与鲁迅先生的战场。 文人无行1933年初，著名作家萧伯纳来访中国，鲁迅和邵洵美共同参加了这场文学活动，在那个时代，没有电脑，更没有网络，文人之间交流只能靠纸媒，也就是报刊，书信，能亲身参与萧伯纳这位文学大家交流，本是一件好事情。  萧伯纳 众人在“功德林”请了萧伯纳一顿丰盛的素菜宴席，不可谓招待不周，鲁迅后来在文章里回忆，邵洵美在笔会上，赠给了萧伯纳自己亲手制作的一个戏子脸谱的小模型，还贴心周到地用盒子包装起来。 等到天色渐晚，邵洵美还帮了鲁迅一个小忙，用自己的汽车送了他回家，可谁曾想就是在这次宴会之后，两人的矛盾就此展开，而矛盾的起因，竟是一个简单的文坛时髦话题：“文人无行”。  民国时期的汽车 其实，早在接待萧伯纳之前，邵洵美就写过一篇《绍兴人》的文章，初入文坛的他，不知为何，竟然以鲁迅先生为原型，写了这篇带有些讽刺意味的小说，文章里的“罗先生”，是一个教书先生，被自己的学生尊称为最优秀的文学家。 可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几年前在中学教过的一个学生来拜访他，当年他可是不止一次批评这个学生文章写得一窍不通，不料这个学生中学毕业后，去南洋不满一个月，回国后在刊物上频频发表文章，在刚出版的一本近代文艺史中，学生的名字竟和罗先生的名字同时出现，罗先生听学生讲完这些事，羞怒不已，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这篇小说发表在《狮吼》杂志上，鲁迅先生是否读过它，我们无从得知，那时候鲁迅已经是文坛享有盛誉的作家，同时还是大学教授。  民国时期的报贩 虽然那时候的文坛早就有互相讽刺的风气，这篇文章在众多的互骂文章里也只是普普通通，但邵洵美之后又在《金屋月刊》上登了好友章克标评论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的文章，里面对鲁迅的评论可不是毕恭毕敬，而是时不时就有“鲁迅部下的走狗是极多的”这种有些冒犯的词句，邵洵美这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行事风格，显然会在将来酿成他绝不想看到的结果。  《金屋月刊》 萧伯纳的笔会过后，文坛上出现了一个时髦的话题，叫做“文人无行”，鲁迅先生显然不会错过文坛上这个有意思的话题。 他多次写文章探讨这个题目，在鲁迅看来，这一话题的意义显然是要去讽刺像张资平，曾今可这种人打着“文人”的旗号，做一些投机经商还有加害他人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本的行为。 然而过了半个月，邵洵美好巧不巧也了解到了这一话题，在邵洵美看来，文人无行的“行”字，和鲁迅先生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他认为这个“行”字是行当的行的意思，他在自己的《文人无行》文章里，开门见山地提出，文人无行，意思就是文人因为没有职业，走投无路才不得已成为文人。  民国时期的大街 如果说邵洵美的这篇文章只是对“文人无行”四个字的理解和鲁迅不同，那这件事估计也就不了了之了，毕竟一万个人眼里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更何况两人都是有文学修养的，见解不同，包容为大，不会过多在意。 但邵洵美的文章可没那么简单，他在里面写道，“不过看一看我国文坛，却又使我相信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我们可以把这种文人分成许多类。” 接着，邵洵美列出了五条类别：第一条，是在官场混不下去，只能退下来办杂志翻译外语书的。 第二条，是在外留学没有收获，只能回来仰仗亲戚办点杂志，写点一般的文章。 第三条，是学问不够，只会硬译外国文章，还觉得自己是批判家。 第四条，是帮着大人物办杂志宣传的。 第五条，就是大学教授或者官员，因为时局不好，手头拮据，只能把平时看的一些外国小说翻译出来，或者把他自己的那些情史之类的记录下来，美名其曰小说。 对于这五条所列举的情况，邵洵美可能是别有所指，或者即兴而发写出来的，要说第一条第二条这类倒还好，可是第三项里提到了“硬译”这个词，就很让鲁迅先生感到不舒服了，因为原本没有硬译这一词，这个词的出现，就是梁实秋先生批评鲁迅先生的翻译工作时想出来的，可以说这个词就是鲁迅的一条伤疤，而邵洵美有心无意地把它给揭开了。 而第五项所写的就更尴尬了，鲁迅先生曾经就是大学教授，官员，也翻译过许多外国的小说，和邵洵美写的情况是完全符合，至此，邵洵美无论是不是故意讽刺鲁迅，已经是跳进黄河也解释不清了。  梁秋实 民国时期没有现在的网络，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现在的人们想和别人吵一架，只需动动手指打出几段犀利的文字，按下发送键，一场唇枪舌剑的争斗就可以远程展开，几乎没有什么延迟。 可在鲁迅和邵洵美的时代，这种事情是难以想象的，如果写信，怎么说也要十天半个月，而文人们通常都是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文章来应战，这样一来，时间周期就更加拖延了。 如果鲁迅和邵洵美生活在现在，这场矛盾说不定在网络论坛上吵个几天就会偃旗息鼓，可惜历史不允许假设，两人的矛盾就这样随着时间越来越久，也发酵得越来越深了。 矛盾升级鲁迅看过邵洵美的文章后，迅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各种捐班》，《登龙术拾遗》，紧接着，又写了《新秋杂识（三）》，《“滑稽”例解》两篇文章，可谓是有力的回击，这些文章里有两个词，一个是“捐班”，一个是“登龙术”，这是摆明了讽刺邵洵美用自己岳父家的钱各种捐献，捐成了文学家。 《申报·自由谈》 邵洵美的情感生活不可谓不风流，他和自己的表姐盛美玉成婚，岳父家可是万贯家财，鲁迅先生显然有些是看不惯这位富家女婿，他在文章里讽刺邵洵美是“开一家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的，出一种小报，”又说在这种小报上面，“古董的花纹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而是应该用电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为这才是新时代的美术。” 盛美玉和邵洵美 这些文字所指的，正是邵洵美等人开办的《时代》画报，因为上面经常刊登的正是摩登女子和电影画报，鲁迅先生讽刺人，就是这样的尖利。 在这几篇回击的文章里，他还讽刺了邵洵美的诗歌水平，认为他的诗歌，只是把原有的词语，换成一些人们看不懂的晦涩词语，看起来就“雅”，其实自己完全不懂诗歌的美，当鲁迅在《新秋杂识（三）》写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是指名道姓地讽刺邵洵美了。 至此，两个人的矛盾可谓是愈演愈烈了。 邵洵美的朋友知道了这些事情，打抱不平，写文章反击鲁迅，结果鲁迅先生毫不留情，提出了“甜葡萄说”讥讽他，说邵洵美周围的圈子，就是一个“甜葡萄棚”，让邵洵美身边人着实领教到了鲁迅先生的手段。 对于这些事情，邵洵美本人并没有太多回应，但是大约一年之后，鲁迅先生创作了一篇新文章，叫做《谈监狱》，是用日文写作的，本来是要给日本杂志刊登，此事和邵洵美没有任何关系，可鲁迅未曾想到的是，这篇文章的译文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人言》杂志上，而这份杂志，正是由邵洵美和章克标等人所开办。 章克标 鲁迅很快识破这篇译文是章克标擅自翻译的，未经许可翻译别人的文章，还擅自刊登，着实让人气愤，更过分的是，杂志还故意在文章里加上了“编者注”这种注释，这显然是想故意暴露鲁迅的作者身份，要知道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可谈不上文化自由，蒋介石手下有恐怖的文化统制机构，《人言》杂志的行为，简直就是要把国民党特务引到鲁迅先生家门口，这让鲁迅先生对邵洵美的愤怒又加深了一层。 而这份愤怒，最终反映在了《拿来主义》上，这篇课文为大家所熟知，而鲁迅先生在里面写的“大宅子”“作了女婿换来的”，即是讽刺邵洵美。 人言周刊 当后人读到这篇文章时，难免先入为主地认为邵洵美是个不学无术的富家子弟，这篇文章所造成的影响或许远远超出鲁迅先生的想象，无论如何，这都给邵洵美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试问一个文人，出版家，一个做艺术的人，得知自己的名声被大家如此看待，心中怎么会不痛苦呢？直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刻，邵洵美都没有走出这片阴霾。 回击与沉寂事已至此，邵洵美在被动了一年后，也开始写各种文章反击鲁迅，他发表了《劝鲁迅先生》《鲁迅的造谣》等文章，又在《十日谈》上登文批驳鲁迅的文风，在邵洵美看来，鲁迅骂自己，无非就是抓住自己岳父家有钱这件事，这种人身攻击在他看来是没什么意义的，他还提到当时的文坛环境，大家都喜欢相互讽刺，自己的行为也是无可厚非，自己是无辜的，鲁迅先生批判自己，是因为他太多疑。 邵洵美劝鲁迅，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无谓的骂战上，而且鲁迅又是当时的文坛领军人物，不能带头引起这种不好的风尚。 可惜在邵洵美的回击之后没多久，鲁迅先生就离开了人世，这份仇恨被他带进了坟墓里，只给世人留下一份叹息。 网络图片 对于鲁迅先生的逝世，邵洵美心里似乎也并没有释然，他没有怎么哀悼鲁迅先生，在他逝世几天后，就发表了《鲁迅不是思想家》的文章，文字里满是冷静的批驳，可事情到了这份上，再费力去辩驳批判，又有何意义呢，几十年后，这一系列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最后也随着邵洵美的离世，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 而后人常常感叹，这无谓的骂战，究竟为什么会发展成最后这个样子呢？ 无谓之争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文坛风起云涌的年代，在那样一个时代，世界大战处在爆发的边缘，日军的铁蹄已经踏入中国东北美丽富饶的黑土地，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大事件，很多中国人已经觉醒了救亡图存的爱国意识。 鸦片战争 可是富国强国说来轻巧，做起来却是需要漫长而艰辛的努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坛上也渐渐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以至于形成了相骂的风气，作家文人之间的分歧渐渐加深，而鲁迅和邵洵美，则各自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鲁迅先生是左翼作家，他的文字，始终带着革命的气息，他希望以自己的文字，警醒世人，“铁屋子”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想唤醒国人，以此求富强，求独立。 而邵洵美却没有这种觉悟，他虽然也主张抗日，翻译了《论持久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 可是富家子弟的生活对他的影响实在太深，他嗜赌成性，鸦片也没少吸，他可知道，赌桌上毁掉了多少幸福美满的家庭，鸦片精残害了多少健康的同胞？ 网络图片 邵洵美的文章是属于“新月派”的，总是带着游戏人生，消遣生活的思想，这种略显腐朽的文学，又怎么能被鲁迅认同？ 由此看来，两人的矛盾其实有深层次的原因，文艺见解上的分歧，更像是一个导火索，在浮躁的文坛上被引爆了，最终导致了这一系列互相折磨的骂战。 如今再去探讨谁对谁错，已经是没什么意义，就像钱钟书所说，吃到了鸡蛋，为什么一定要去找到下了这只蛋的母鸡呢，当我们回忆起这两位文人，应当想起的是他们的文学造诣，想起鲁迅唤醒人们的文章，想起邵洵美在出版行业和文学翻译上的贡献，就是对他们二人最好的认可，也是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回忆画上的最好的句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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