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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史记》

 循天园 2022-03-05

司马迁与《史记》可谓相得益彰。司马迁因著《史记》而名垂千古,《史记》因司马迁“不掩恶,不虚美”的务实记述,奠定了它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的精神誓言,道出了两种不同的生命情态。《史记》傲睨古今,凌轶百代,渗透了司马迁正直的人格气势。

司马迁的《史记》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著述而成的。李陵投降匈奴,武帝大怒,满朝文武诬辞如倾盆大雨铺天盖地而来,而司马迁则挺身而出。司马迁当然知道为李陵辩护的危险,但司马迁就是司马迁,他有着耿直的性格,他不会违心地去说话,他不怕“以卵击石”的后果,一些见风使舵的大臣趁机对李陵大肆进攻,司马迁抱着就事论事的态度,对汉武帝直言不讳,认真地评定了李陵的功过,他想把“李陵事件”放在道德与人格的高度去认识,同时也揭露了形形色色的丑恶嘴脸。这却激怒了汉武帝,更激怒了那些“全躯保佑妻子之臣”,司马迁由“李陵事件”走向了“李陵之祸”,被判处了死刑。

或许是他对生命的热爱,或许是他为了还未完成的事业(他正在写《史记》),他没有选择死,如果是以钱赎罪,对清贫的他来说是不现实的。如果他想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接受宫刑的处罚,在生与死的选择中,他经受着难以名状的痛苦,昂首挺胸地奔赴刑场,刀起头落,只需一时的勇气。然而走进“蚕室”接受宫刑,却是莫大耻辱,需要的是一生的勇气,但是他觉得如果“伏法受死”,不过是举手投足间的事情,还会被认为是罪有应得,死得其所!耿直的性格告诉他,他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死!读到此处,不知后人都是怎么看待司马迁的,或许没有历史知识的人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或许封建卫道士认为:不知羞耻,死了算了;或许迂腐的文人认为:呜呼,痛哉!不管他们怎么看,在今天看来司马迁算得上一个伟丈夫,何也?顶天立地,面对汉武帝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要知道这是冒杀头危险的;能屈能伸,受宫刑忍了。让人对他的性格人格无话可说。司马迁的耿直为我们的伟大民族宣告了一个精神誓言——“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是的,人总免不了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如此,人生的价值就在比较中表现出来了。鸿毛与泰山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是人生价值的比较。在比较中让人选择,在比较中使人思考。不朽的精神有着坚韧的传播力。“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已成为中国人警世格言了,民族精神的凝聚,民族心声的呐喊,民族性格的展现,民族灵魂的精华得到了全面的昭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耿直伟大的人,更看到了一个不屈的民族。

凌轶百代,傲睨古今的《史记》因司马迁不虚美,不掩恶而丰满传神。尤其是“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的呐喊宣告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誓言。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时代,宫刑的耻辱是很大的,其“杀伤力”也很强,它能瓦解摧毁一个人的意志,因为它对人的折磨是灵魂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受刑后的司马迁深为乡人和宗族人耻笑,认为他有辱祖先,使他没脸去拜谒父母的坟墓。他每天都愁肠百转,精神恍惚,一想到这种耻辱便冷汗透衫。

司马迁之所以没有倒下,那就是他要完成《史记》。司马迁身受宫刑却毫无怨言,碎尸万段也决不后悔,这是何等崇高的信念,何等坚强的意志。他把满腔悲愤化作无穷动力,真实地去述说着历史,构建着中国史学辉煌的大厦。因为他耿直,敢于讲真话,汉武帝想把这位“直人”推进万丈深渊,没想却把他推向了光辉的顶点。其实,汉武帝并不懂司马迁,忽略了司马迁耿直的性格,想让司马迁在耻辱中屈服、清醒,但司马迁却正直地挺立着,岂能随意低头屈服!他的思想开始从自我中超越出来,耿直是他人格和性格的中枢,指挥着他如椽的笔写下了历史的壮丽篇章——《史记》,《史记》也因此丰满传神。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卷,它是一部上启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的中国通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结构周密的历史著作。《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主,以表、书为辅,合编年、记事等体之长,创造了历史书籍的纪传体新体裁,成为此后两千年中编写王朝历史的规范。

《史记》傲睨古今、凌轶百代,渗透着司马迁正直的人格气势。他敢于揭露、抨击刘氏汉王朝的统治者,即便是对汉高祖刘邦也颇有微词,同时也敢于歌颂刘氏王朝的对立面,尤其是敢于与高祖争夺天下的政治对手项羽。在司马迁眼里,战争的胜负固然是不可改变的,但不屈的精神却是无法击败的。他以史记史,以人认人,他没有因刘氏是当今的汉家天子而去曲意褒扬,他敢于为“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争名,为“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项羽扬威。刘邦可以杀掉项羽,但他推不倒英雄顶天立地的气慨。的确如此,项羽虽然自刎乌江,可他虽败犹荣,虽死犹荣,赢得盖世英名,千百年来西楚霸王的雄风一直感昭着世人。

司马迁在《史记》的著术中真正做到“不虚美,不掩恶”。他对汉武汉帝功绩作出充分肯定的同时,同样严厉指斥武帝好大喜功、刑罚过重、不爱惜民力、迷信鬼神等,体现了避“今上”讳的实录精神。他直书了汉武帝连年用兵的胜利和积极作用,也实录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司马迁对汉武帝信仰鬼神迷信活动给予了直接批判,这实际也是对整个统治阶级愚昧迷信的讽刺。在那个封建集权的年代,司马迁敢于真实地书写历史,敢于耿直冒险,耿直犯傻。然而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他要写真的历史,他敢于写“今上”,敢于批评“今上”,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可司马迁做到了。对于司马迁的《史记》,后世有人直言挑明是司马迁“以发其私愤”,也就是对身受宫刑的不满。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受统治者迫害的何止司马迁一人,为什么只有他能发出愤怒的呼喊?这便是司马迁耿介刚直的性格,是正义的灵魂对命运的控诉。

司马迁通过《史记》表达了自己对以汉武帝为首的封建专制不屈的信念,这其中也饱含了自己的爱憎。司马迁是一个思想者,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一个永恒的思想者。他把人生旅程中的风风雨雨,熔铸在自己的思想里,他思索社会,直书历史,透视统治阶级的本质,悲壮的命运使他的思想越来越深邃,观念越来越清晰,认识越来越独到,因而,他具备了更深刻的生命力度。

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天韵之离骚”。由此可见《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唐.赵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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