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贤伦访谈 | 隶书也可以这样写

鲍贤伦，籍贯浙江鄞县，1955年出生于上海,1982年春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1974年起先后从徐伯清、姜澄清先生学习书法。近年来曾在中国美术馆、浙江美术馆、宁波美术馆、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上海中华艺术宫等地举办个展。现为中国书协隶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书协名誉主席，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研究员，中国兰亭书法艺术学院名誉院长。

鲍贤伦访谈

采访人：王子庸

受访人：鲍贤伦

王子庸：您的隶书具有强烈的陌生化效果，似乎在排斥一般的接受者。我对您书法的接受就有一个过程。起先觉不出好在何处，觉得与自己前见中的隶书相去太远，某种程度上近乎一种笔墨游戏，后来越来越喜欢。

鲍贤伦：“陌生化”是接受美学的术语，很现代，但不是我的自觉追求。我的字一般读者不容易接受是事实，就连书法界内部一度也知音不多。这让我无可奈何，甚至有些痛苦。渐渐地我也想明白了，艺术创造不需要承担塑造“公共景观”的义务，不需要走“群众路线”。只要你的创作符合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并能给审美经验提供新内容，这就是有价值的。可怕的倒是自己犹豫了动摇了，放弃个性与他者合流了，或者进取乏力就此僵化了，这才叫自弃自毁，这才让初不接受继而喜欢的人大大地失望了。我有“群众观念”，可以用在工作上。

王子庸：如果像诺贝尔奖词一样高度概括一下您的隶书创作，可否说是：汉碑的朴厚加简牍的灵巧?

鲍贤伦：可以。概括就是删繁就简，抓主要矛盾而已。不能要求精准而面面俱到。

王子庸：2006年，您举办的个展以“梦想秦汉”为名，您说“梦想秦汉是我的审美追求”。秦汉的书法艺术为什么那么打动您?

鲍贤伦：2006年元旦，我的第一回个展在杭州恒庐美术馆举行。按该馆惯例要给展览取个名，思考良久，取了“梦想秦汉”这个名。“秦汉”是我的理想目标，“想”是行动方式和过程，“梦”是对自己的这种追求进一步修饰：因朦胧而诗化，因非实境而无奈。有人替我刻了“梦见秦汉”印、“梦回秦汉”印，都太坐实，“回”是回不了的，“见”也见不到的。

但不要紧，关键词是“秦汉”，这是我给自己的“正名”，多少有点“拉大旗作虎皮”了。展览期间便有人撰文“杭城劲刮秦汉风”。我是不得已而为之，用一个展名换来了社会上对我的隶书的认知。

我在展览的《自序》中开篇写道：“梦想秦汉四个字，是我的审美追求最直截了当的告白。”你问秦汉书法艺术为什么那么打动我，我愿意再抄录一节《自序》中的文字：“秦汉是隶书的天堂。秦汉人写隶书，不过是将篆书捷写、便写罢了，先天地具有基因上的遗传优势。秦汉人集体地写隶书，必然因人因用而发生不同，压根儿没有塑造风格类型的负累。隶书本是秦汉人别无选择的家常话、口头语，拿腔拿调地念台词，实在是我们无能的误读。”

王子庸：您曾说，您的启蒙老师徐伯清先生要求您每天写小楷二千字，“这意味着我每天必须坚持写六七个小时，每次写下来，我的手都恢复不到原来样子，必须靠另一只手帮助才能恢复”。“那个时候我一共写完了50万字的小楷”。这种方式的训练对您意味着什么?您觉得这种训练方式是否是普遍适用的?

鲍贤伦：这段经历对我是珍贵的回忆，让我在学书之初就对艺术有一种刻骨的“敬畏”心理，同时培育了能吃大苦的品性，从此一生不敢“游戏”，不敢懈怠。可以说，在心性养成上的意义确要大于艺术实践本身。这样的训练方式肯定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有几个人吃得起这种苦头，它事实上形成了一座高门槛，将许许多多人拦在了书法门外。而且我认为学习主体积极性的调动非常关键，而每个人的情况条件又是千差万别的，用一种模式、方法对待并不合适。单就“大运动量训练法”说，数量是质量的必要保证，但质量不是数量的必然结果，如不适当还会走向反面。艺术学习的成效是由各个要素的最佳配合而成的。天才有天才的方式，常人有常人的方式，谁都有权做书法家的梦。

王子庸：您的隶书道路，是由汉碑而汉简而秦简。在您看来，这三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鲍贤伦：简而言之，汉碑气象堂正博大，汉简姿态活脱生鲜，秦简气息古雅静穆。如此这般，相对而已。

王子庸：您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楚简而是选择了秦简?

鲍贤伦：也留意过楚简的意趣，但楚简的字形与汉隶字形没有内在的传承关系，由汉上溯，取秦系文字是最方便自然的选择。

王子庸：您隶书创作中对墨色变化的放弃，是为了趋古吗?

鲍贤伦：大致是的。古人的用墨是很“简单”的，就是黑。古人不搞水墨并用，所有的墨色变化都是由醮墨多少行笔疾缓自然而然形成的，仅仅如此而已。甚至可以说，“高古”的艺术氛围是与纯粹的用墨方式相关联的。只是到了后来，大概是受到文人画兴起的影响，书法才逐渐被人弄得水墨淋漓了。到了当代，追逐丰富的墨色变化成了价值判断，这个判断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用墨的庸俗化。令人眼花缭乱的墨色变化能连结目光，难以沟通心灵，阻碍了感动的生成。

针对这种情况，我才说了放弃墨色变化的话，那是激愤之词。既然是用毛笔蘸墨在宣纸上行走，墨色肯定不会单一的。但变化的墨色必须与用笔、与宣纸构成一种合理的、自然的关系。任何为墨色而墨色的设计一旦可以被看出来，都是不够高明的。一件作品如果只看到变化的墨色，肯定是不成功的。

我也会作墨色的实验，但会有分寸，绝不会让它跑到用笔、形体的前面去。

王子庸：您隶书的结字，一方面有宏阔的大气象，另一方面，也有些奇巧的构思，与您的款字行书近。对结字，您一定有自己独到的心得。

鲍贤伦：结字很重要，类似“相貌”呀。结字不是靠“发明”的，是靠积累而“发现”的，读字书是一种方便有效的途径。古人在竹木帛上、在铜器陶器上，在摩崖石壁上留下了许多今天看来“构思奇巧”的字形，我们只要用心发现就够受用了。好的文字编就可以事半功倍地解决这个问题。好的文字编不是仅作“工具书”备查的，是可以象读书那样阅读的。当然奇巧的构思要放在宏阔的气象里，就不能单靠字书了，摩崖可以作为示范和启发——摩崖的客观条件逼迫作者必须从大处着眼，并随机随势化解碰到的难题，于是我们同时看到宏阔和奇巧了。

王子庸：您为求秦汉气象，用笔放弃小动作，做减法。线质方面，不可能也做减法，这方面，您是怎样的追求。

鲍贤伦：秦汉气象是天生的。秦汉隶书的技法也是自然自在的。时隔两千年，所有的“语境”全变了，今人的取法一定难以避免自以为是的聪明陷阱。比如把技法弄到花里胡哨的地步，以为这才叫“创作”。我觉得用笔上多余的小动作是不值得去追求的，就象过度的墨色变化是不值得提倡的——在技法上不是越繁复越好!这是根本性的观念分歧。舍弃了多余的用笔小动作，就要提升保留动作的质量，以求得线条质量本质性的优化——使线质变得更加“单纯”(这是很高级别的品质)，既让线条本身值得玩味，更让线条不妨碍大气象的营造。我是按这个思路在努力的。

王子庸：您写隶书用的笔、用的墨、执笔方法似乎与一般人不太一样?

鲍贤伦：不至于吧。笔是普通羊毫，饱满一些就行;墨是一得阁、云头艳;执笔方法有两种，分别用于隶书和草书，都有据而管用。总之，我没有“秘密武器”。

王子庸：用笔更重要还是结体更重要，一直是书法界争议不休的话题，您的意见呢?“用笔产生结构”?

鲍贤伦：用笔决定点画、线条的质量，也影响着结体的生动性，所以它是重要的;结体是作品中最容易被观者感知的要素，是作品中最“现实”的客观存在，所以它也是重要的。但是两者的重要性有区别：用笔的重要性具有内在本质性质，最终决定着作品品质的高下;结体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作品中最外在最显明的要素，是联系用笔和章法甚至营造气韵的最基本单位。两者谁更重要呢?不同素养的人对此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我自己也曾撰写过用笔产生结构的文章，但在实践中还是兼顾用笔与结体，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其实说到底，两者可以分开理解和剖析，但肯定是一并实践的。用笔有独立的意义，却终究要在结体中实现。

王子庸：浙江人文荟萃，也是当代书法大省。您对目前的浙江书坛如何评价?您作为掌门人，对浙江书法的未来有何构想?

鲍贤伦：我能成为浙江省书协的主席，真正应了一句套话——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我和省书协主席团集体是有足够的信心来完成好自己的历史使命的。

因为我们的先辈铸就了中国书法史一个接一个的时代高峰，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孙过庭、贺知章、徐浩、陆游、赵孟頫、杨维桢、徐渭、倪元璐、赵之谦、吴昌硕、马一浮、沙孟海、陆维钊……历史资源是最现实的文化自信的精神源头。

因为省书协成立30年来，我们已经逐步探索形成了浙江书法当代发展的基本路径。尤其是朱关田、金鉴才他们这一代的团队核心提出的书法人才培养“四重原则”——重学养、重品格、重基础、重个性，形成了促使优秀传统艺术在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健康发展的重要的指导思想。学养、品格、基础都是从根本上着力，都是从大局中定调，如此形成的个性当然是超凡脱俗的，既不人云亦云，也不会是生造“面貌”的。这个原则对于浙江书坛的发展路径具有方向确认意义，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积极作用。

我们目前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不断完善、拓展、创新协会的工作模式、工作领域、工作机制，有效实施秘书处、专业委员会、团体会员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以秘书处统筹协调，专业委员会各司其职，彰显专业引领作用;以秘书处联络服务，各团体会员各行其职、凸显基层组织功能，近几年又以工作经验交流会等形式，延伸到县(区)级书协。浙江书协组织模式正向紧密型、立体化方向转变，这是浙江书坛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

二、努力让书法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又面向基层，服务大众，在社会的大舞台上锤炼队伍、展示自身。为了强化影响力，我们把活动策划成系列化、规模化、品牌化。如建国60周年，建党90周年，都精心组织了多角度组合系列展览，取得了“书法艺术的盛会”和“人民群众的节日”双重效果。用超强的工作付出换来了社会的赞许。

三、以高度的方向感和敏锐性，促进书法自身在浙江的可持续发展。在发展战略上，我们首先强调传承性，特别计较对传统的理解程度、阐述水平、转化能力，有了这根“定海神针”，我们就站稳了脚跟;其次我们强调兼容性，以开阔的视野和从容的气度，为一切有价值的尝试提供方便，让多样化在开放的气氛中互相竞争自由生长;最后我们强调创造性，对传统真正深入的书家最有可能作出创造性的贡献，最开放的环境也是最有利于创造性成果产生的土壤，书法发展史青睐的是为审美经验提供新成果者，创造也是文化发展的终极目标。

总之，我们有我们的明智选择：把浙江书坛的事情办好，就是为中国书法的当代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期望后人看到我们这代人的不懈努力能泛起首肯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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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综合

编    辑    洗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