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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立于枫亭古街的“大总戎戚公永功之碑”拓片 仙游戚继光碑记背后还有故事 在仙游境内，现存两块明代纪念戚继光剿倭功绩的石碑，还有一篇《解围（记）》。其中，一块石碑立于鲤城，另一块石碑立于枫亭。遗憾的是，近年来，立于枫亭的石碑一直被弄错，诸如《仙游县志》（1995版）、《枫亭志》（1999版）、《福建宗教碑铭汇编》（2003版）等重要文献，都出现记载失实，颇堪叹惜。还好，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郑秋鉴与仙游县纪委退休干部李庆华闻讯后，当即多方奔走呼吁，要求尽快拓片，还原历史真相，这才有机会揭开枫亭戚继光碑的神秘面纱。然而，当我读过枫亭“大总戎戚公永功之碑”后，立刻发现，如果将仙游境内有关戚继光的两碑一记放在一起，就难免要触及到它背后所隐藏的一段仙游文化痛事。 首先，通读仙游境内有关戚继光的两碑一记，你肯定会发现，这些文字都是由莆田人撰写的。其中，“崇勋祠记”是由张秉壶（嘉靖十七年〔1568年〕进士）撰写，“大总戎戚公永功之碑”是由郑大同（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撰写，《解围（记）》是由方万有（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撰写。如果单独看一块碑文，或者一篇文记，请谁写，都没有问题。可是，三篇文字都请莆田名士来撰写，这里面就大有问题了，难道仙游人就没有文字高手吗？由是，我们就要仔细寻找该时期的仙游文人了。 其次，综观两碑一记撰写时间，其中，“崇勋祠记”撰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秋八月，“大总戎戚公永功之碑”撰于嘉靖乙丑（1565）仲冬望日，《解围（记）》撰写时间不详，但肯定是撰于仙游解围之后，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春天比较合适，毕竟戚继光率军解了仙游之围时，已经是嘉靖四十二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即将过年，又要打扫战场，收拾家园，谁有时间去请人撰文记事呢？从这个时间段里，再去寻找仙游县内的名人雅士（主要指进士），除了郑主敬（登正德九年进士）、陈祥麟（登嘉靖五年进士）、张文镐（登嘉靖五年进士），外加一个林樯（登正德九年进士）之外，就别无人选了，因为能被《仙游县志》（指旧志）记载的大文人，只有这几个。难怪仙游乡民，无论是县城民众，还是郊外（如枫亭）百姓，都在第一时间邀请莆田名士来撰文记事，真堪浩叹！ 第三，因仙游跨境请人记述戚继光剿倭功绩之故，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仙游在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是缺乏人才的。其实，仙游不仅在嘉靖年间缺乏人才，就算是有明一代，也是硕才奇缺，诚堪警醒。这不，在万历年间（1573—1620年），仙游九鲤湖连续编纂三部《九鲤湖志》，也全部邀请莆田人来执笔。其中，黄天全先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编志，康当世继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编志，方应侁与柯宪世又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联手编志，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综观明代仙游，能登进士第者，不过区区25人（其中14人还有莆仙籍贯争议）而已，人数之少，实在是出人意表，这与仙游素有“海滨邹鲁”之誉的光荣称号极不相称。其深层原因，难道不值得仙游人深思的吗？ 第四，当仙游境内有关戚继光的两碑一记是由莆田人撰写的事实已成定局后，莆仙两地文化分野就日趋明显，以致引发了历时80余年之久的“泮额讼案”（自明崇祯元年〔1628年〕至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从而割裂了两地民间融洽的情怀，埋下了两地民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虽说莆仙本为一体，在唐分治，在宋各彰，但自元明以降，特别是明嘉靖年间倭难之后，“泮额讼案”总爆发之时，两地民间就有了一些挥之不去的芥蒂存在，诚可叹息。究其原因，大抵是明末仙游人文日蹙之际，莆田仰仗府城之便，盛气凌人，自然难以让仙人心服。 总而言之，仙游境内有关戚继光的两碑一记不仅是研究戚继光剿倭的重要史料，而且是研究明代仙游人文式微的难得证据，值得天下人共同分享，更值得仙游人加倍珍惜而踔厉奋发，以期重振唐宋时期的雄风。
以上为立于枫亭古街的“大总戎戚公永功之碑” 附录： 一、仙游境内有关戚继光的两碑一记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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