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鲁迅是版画爱好者，他对中西版画艺术近乎痴迷，并致力于在青年艺术家中倡导有别于中国传统复刻式木版画的新兴创作式木刻，被公认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之父。正因为如此，从李桦、力群等老一辈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版画家都爱刻鲁迅肖像，通过这种方式致敬精神领袖。 藏书票在现当代除机器印刷供实际贴在书上外，更多的是用小版画形式拓印，以体现它的艺术性和限量稀缺性。受版画影响，藏书票界往往也把鲁迅奉为祖师，反复重述鲁迅和藏书票之间的关联。 《鲁迅全集》中提及“藏书票”三字的共有三处，分别是1930年6月13日的日记“夜往内山书店买《藏书票之话》一本，十元”；1936年3月23日《日记》“得唐英伟信并木刻藏书票十种，午后复”；以及当天给唐英伟的回信“十三日信并藏书票十张，顷已收到，谢谢。”其中，《藏书票之话》是日本人斋藤昌三关于藏书票的研究性画册，算的上日本藏书票界开山之作。唐英伟是当时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的学生，版画集《木刻界》的主编。这些记录说明鲁迅最迟在1930年就知道藏书票为何物，并且收藏了一些藏书票。他的藏品不光包括木刻青年唐英伟的习作，还有一些欧洲和日本的藏书票。
1934年初版《引玉集》封面 但鲁迅在1934年编印出版外国版画集《引玉集》时，里面收录了苏联版画家毕斯凯莱夫很典型的一款藏书票，却另起名为“藏书图记”。鲁迅不按套路出牌，对同一种物品起两个名字，让中国后来的藏书票粉丝不知所措。大家不清楚改名的动机是什么，鲁迅对藏书票究竟持什么态度。
毕斯凯莱夫“国立美术馆图书室”藏书图记 值得留意的是，鲁迅在日记和书信中三次提到藏书票的语境和出版《引玉集》撰名“藏书图记”的场景并不相同。1930年鲁迅日记里写到“藏书票”，是照引所购图书的名称；1936年3月23日两次提到“藏书票”，也应当起因于唐英伟在去信中言及赠送十张藏书票——虽然《鲁迅全集》里没有附唐英伟的这封信，已有文献可以佐证唐英伟一直是这么称呼它的。所以，鲁迅在这些地方三称“藏书票”，是为了引录和回应。但《引玉集》则不同，作为自己编纂的版画集，鲁迅有命名主动权，他一定对公开发行的图书和日记书信在专有名称宣传效果上的差别有所考虑。 藏书票起源于十五世纪的欧洲，其汉字名称从日本传到中国。日本人有时候也称其为“书票”，图书馆界将同类或近似的文图登记标志叫作“里书标”，但总体说来，“藏书票”是通行称呼。由于没有文字证据正面解释鲁迅为何将有着通用名的藏书票改称“藏书图记”，我只能作一点推断和臆测，就教于专家。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玩藏书票最起劲的人是叶灵凤，他大约和鲁迅在同一时期购买了《藏书票之话》，并且与斋藤昌三保持通信，交流、交换藏书票。1933年，叶灵凤自己设计刻制了一枚以凤凰为图案的藏书票，颇为自得，并于1933、1934年间，在《现代》、《万象》、《文艺画报》上密集发表了三篇文章，专事推介藏书票。在此之前，中国图书报刊上从未出现过有关藏书票的字句。 鲁迅和叶灵凤素来不和，爱好却出奇地相近。两人均为作家，又同喜版画和文图艺术。叶灵凤曾撰文《献给鲁迅先生》，对两人关系作单方面陈供： 我和鲁迅之间，说来古怪，这是他人所不易看出的，好像有一点冲突，同时又有一点契合。我有一个弱点，喜欢买一点有插图的书和画集放在家里看看，这弱点，他老先生好像也有。但我另有一个弱点，我早年是学过画的，看来技痒便也信手仿作几幅，他老先生虽然也画无常鬼，但对我的画却不肯恭维，于是天下便多事了。 …… 我与鲁迅先生在各种场合下也先后见过几面，我认识他，他大约也认识我，但是从不曾讲过话。近年偶尔遇见，他老先生虽然“丰采依然”，可我早已唇不红，齿不白，头发也不光了。我以为早已各捐旧嫌，你印你的木刻，我玩我的藏书票，两不相犯，谁知读了《花边文学》，才知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倒使我又要担心起来了。 1930年代的鲁迅是新兴木刻运动的导师，而叶灵凤因为热衷藏书票，也成为“中国的斋藤昌三”。“你印你的木刻，我玩我的藏书票”，说的恰是这个格局。1933年12月，叶灵凤刚刚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现代藏书票种种》一文，系统推介藏书票。《现代》主编施蛰存对促成此文非常上心，前后张罗了几个月。《现代藏书票种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关于藏书票的文章，意义非同一般。而这段时期的鲁迅和施蛰存也有场笔墨官司，1933年10月，两人为年轻人该不该读《庄子》、《文选》的问题，在《申报·自由谈》上干仗。所以，无论对叶灵凤还是施蛰存，此时的鲁迅应当都没有多少好感。而且，叶灵凤介绍的藏书票知识，对于三年前就看过斋藤昌三《藏书票之话》的鲁迅来说，大概也都属于常识。
1933年12月叶灵凤的《现代藏书票种种》 1934年3月，《引玉集》结集出版了，其中的“后记”落笔于当年的1月20号。鲁迅写道：“对于木刻的绍介，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但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鲁迅这里说的富家赘婿，揶揄的是盛宣怀的孙女婿邵洵美，帮闲则直接指向1934年元旦在邵洵美创办的《十日谈》上写文章批评鲁迅木刻好古的杨天南。不过，鲁迅说的不是“帮闲”，而是“帮闲们”，叶灵凤在鲁迅心中能否被“们”进帮闲不好说，但叶确实是经常和邵洵美厮混在一起的同路人。况且，此时正是叶灵凤第一篇藏书票文章传播效应最强的时间窗口，鲁迅将《引玉集》中选录的毕斯凯莱夫藏书票改称“藏书图记”，极有可能是为了拉开距离、另辟蹊径，故意不着叶灵凤的道。 话说回来，叶灵凤比鲁迅小24岁，整整差一个辈分，刚出道时鲁迅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两人笔墨恩怨的起点，也是1928年二十出头的叶灵凤自己挑起来的。叶后来客居香港，直至1975年去世，生前最后几篇文章，如《大陆新村和鲁迅故居》等，诚恳平淡，都是追忆鲁迅的。而版画与藏书票，在中国也早就天下大同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