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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郑介民任军令部二厅副厅长后，即与英帝驻华大使馆的武官有密切往来。 这年秋天，郑介民想成立一个“中英情报合作所”，蒋介石决定交与军统负责与英合作，戴笠即推荐军统特务武装部队头子、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兼任该所主任，英国特务安德逊任副主任。 中英情报合作所成立时，戴笠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上，特别称赞郑介民“为军统发展国际情报工作作出新的贡献”。 这个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合作内容主要是由军统向英方提供有关日帝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 军统曾应英方要求，派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由电讯处倪耐冰率领经过专门训练的组员沈季龄、胡鸿业等十余人，先后在香港、印度（日寇占港前去印度的)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日空军密电。 当时，这个工作组很受英方重视，并多次想派人学习军统侦译日空军密电的技术，军统却始终不肯把经验向英方提供。 此外，英国人还太吝啬，对应当根据协定供给军统的电讯器材和一些其他物资迟迟不给，答应了也许久不运来，却不断向军统要情报。相比之下，戴笠认为美国慷慨得多，便于1943年停止与英国合作。 当戴笠决定向蒋介石报请批准停止与英方合作时，郑介民对此很不以为然。他曾表示过：“像英国这种强国肯与合作，是难得的好事，不应斤斤计较目前一些东西”。郑主张，一面与美国加强合作，一面还是保留与英国的关系。但戴不同意，郑也只好顺从戴的意见。 之前，香港被日军包围时，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邓尼斯奉英国政府指令，曾请求国民党政府派兵援救香港。蒋介石也很希望能够保住这一国际运输路线，便一面准备抽调军队，一面派郑介民前往香港负责联络。 郑介民对这次任务怕得要命，便假装有病不肯去，同时向蒋介石建议，力主加强广东沿海防务，不要派兵去香港；香港根本不能守，不出一个月，一定要被日军攻破。 当蒋介石和戴笠都在说郑介民胆小怕死，不肯临危受命之际，香港果然不到半个月便全部沦陷。郑因祸得福，蒋对郑不但不再责备，反而认为郑的判断异常正确，对郑更加重视起来。 于是，郑介民的“病”也完全好了，并且非常得意地向人夸口，说“明明知道要去当俘虏，当然要尽可能避免这种无意义的牺牲”。 郑介民最得意的另一件事，是1942年1月间，对盟军在新加坡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当时，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在新加坡召开同盟国军事会议，商讨保卫新加坡的计划。蒋介石除了派杜聿明等前往参加外，还派郑介民前往担任有关情报方面的联络。 郑介民去了之后，不但没有受到魏菲尔的重视，连当时新加坡英军总司令对郑也很冷淡。郑只是和魏菲尔总部一些高级幕僚人员有所接触，并没有正式参加这次会议。 一向非常骄傲的魏菲尔，在这次会议上坚决表示，只要缩短防线，集中兵力，确保新加坡是决无问题的。郑介民却向魏总部的幕僚人员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新加坡是绝对没法防守的，不如集中力量坚守印度尼西亚，使之成为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反攻基地，坚守印尼比坚守新加坡要有把握。 当时，郑介民的这些言论，完全没有受到魏菲尔的注意。郑介民回到重庆后，又把这一意见向蒋介石提出，蒋对郑的话相当信任，曾正式转达魏菲尔，也同样没有被魏采纳。 结果，不到半个月后，日军开始猛攻新加坡，十多天时间便得手，魏菲尔仓皇率领总部人员逃往荷印爪哇。 这时，不仅蒋介石和在重庆听到过郑介民意见的人，认为郑果然“料事如神”；就连魏菲尔致电蒋的时候，也有悔不听郑言而遭此惨败的表示。 于是，蒋介石再度派郑介民去爪哇与魏菲尔联络时，魏的态度便与以前完全不同。据郑回来时夸口说，连魏非尔都亲自去机场迎接他。 不过，这次郑介民却没有看准，当他刚从爪哇回到重庆，正预备再去的时候，日军又乘胜向印尼大举进攻，不出一个月爪哇也被日军占领。魏菲尔只身乘飞机逃往印度，仍任驻印英印军总司令，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部一度宣布解散。 此后，蒋介石还经常派郑介民去印度和魏菲尔联络，魏虽然弄得声名狼藉，郑却越来越受到重视。后来，英国派蒙巴顿在锡兰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时，郑也曾去锡兰和蒙巴顿联络，在协同对日作战中，曾提出过不少的意见。 蒋介石认为，郑介民在和盟军打交道时有一套办法，以后又指定郑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儒将”，能文能武，因此对军事问题一向爱提出他的分析和判断，虽然往往估计错误，但偶尔也能说中几件。甚至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总司令的魏德迈，对郑的印象也相当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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