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判例：仅以“林业三定”为依据，就调处定案？指令高院再审

山林权属纠纷案件，基本都会涉及历史、现实、法律法规变迁等诸多因素影响，因此往往案件情况都会比较复杂。实践中，调处机关在处理山林权属争议过程中，经常会以“林业三定”时期的权属为依据，对于土改时期、农业合作化时期、“四固定”时期等历史权属证明，经常会不予审慎审查，权利人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今天，笔者就通过一则江西吉安山林权属纠纷为例，带大家了解一下，看看最高人民法院是如何审查和认定的，以及为何最终判决指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案。

一、案情简介

江西省泰和县A村、B村，产生了山场权属争议，双方均对山场享有“林业三定”时期的权属证明，A村遂申请县政府对争议山林权属进行调处解决，并撤销B村的执照，调处期间双方并未协商解决，县政府遂对该案进行审查，最终县政府仅以《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为依据，作出《调处决定》认定B村山场范围合法，驳回了A村的请求，此后，A村依法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与二审，但无论是复议机关、还是一审、二审法院，均维持了县政府作出的《调处决定》。

A村不服，遂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二、案件分析

《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是江西省内关于山林权属纠纷解决的一个细化的规定，其二十一条虽然明确了原则上要以“林业三定”时期的权属为依据，但客观上并未明确规定不得以其他时期的权属执照作为定案证据。另一方面，在江西省发布该规定之前，林业部已经先行发布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该办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土地改革、合作化时期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均可作为山林权属纠纷确权的依据。

因此，本案中，调处机关、复议机关、一审与二审法院，均仅以江西省内的调处办法为依据，进而只看A村、B村“林业三定”执照，完全未参照其他时期两村的山林权属状况，这显然是事实不充分的，法律适用也是错误的。

土改时期的山林权属证件，是基础，“四固定”时期执照、“林业三定”时期执照、21世纪林改后颁发的《林权证》，都是一脉相承的、前后有泉源依据的，只以“林业三定”时期执照为定案依据，完全不顾其他，这不仅是机械适用法律，且据此定案的结果，程序上也是完全违背立法者本意的，因此，本案中调处机关、复议机关、一审与二审法院未对A村、B村“林业三定”时期前的历史执照进行审查和认定，就作出了判决或决定，也是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是错误的。

三、最高法院裁判

A村、B村均持有“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所有权证。在此情况下，泰和县政府未上溯审查、核实双方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或土地改革时期的山林权属状况，仅以新坪村7组、9组及其村民“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所有权证作为权源依据，适用法律有误。判决：

1.指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2.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四、案件总结

山林权属争议是复杂的，这是因为多年来法律法规、权属执照的发布、山场传统边界的自然变化等因素综合导致的，如果有关部门在处理争议时，仅拘泥于既有规定，未全面审查山场历史源泉，那么其划定结果往往也会是错误的。

因此。如果在山林权属争议期间，没有专业的法律工作介入，那么山场处理划定结果，就很可能会出现对山场真正权利人不利的结果，风险也会越大，只有在法律规定所许可的范围内，通过专业的法律工作介入，促使调处机关、复议机关与人民法院，对争议山场进行上溯历史权属与现场全面勘查，进而综合审查判断山林权属归属，这样得出的结果，才会对真正山场权利人更加有利，结果也会更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