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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舆（陈亚元收藏） 旧时厦门出行，最合适的代步方式就是乘轿。无须足践泥秽，又能高居人上，一派威风嘚瑟。在底下苦哈哈流汗的，叫“轿夫”，也叫“脚夫”。萧宝芬说清代“厦地以此营生者尤多”，并以竹枝词唱道：厦岛的特殊地况，培育出“足能跑”的轿夫。轿夫的“足”自然是要收费的。其标准：宣统元年（1909），“轿金：按路一里两名夫，每乘二百四十文，三名夫加半”。[2]民国十二年（1923），“轿价，每里轿夫二人，约六角”。[3]民国十七年（1928），“轿价，轿夫二人，起码四角，每加一里，约加二角”。[4]厦民喜爱轿子以及轿形的器具，几可以滥情称之。除了平常的轿舆外，官爷有“官轿”，喜事有“花轿”，丧事有“魂亭”，迎香有“神辇”……名目不同，用途各异，却都是前呼后拥，热闹鼎沸。坐轿的感受，其实并不美好。美国传教士有过亲身体验：对外行人来说，轿子是一种折磨人的器具。它由两根各有15英尺长的长竹竿悬吊着一个好像箱子一样的东西。通常由2个男人抬在肩上，除非轿上的人体重超过175磅，才雇用3个人抬。它接近日本那种两人拾的肩舆，可想而知坐上去并不舒服。它简直把人束缚在箱子里，在令人讨厌的崎岖的路上颠来倒去，整个旅程自始至终身子动弹不得。因为辛苦、头痛，那种“受委屈”的样子，在那些第一次被抬着走10里路的旅行者的脸上表现得最为充分。这样的旅行终生难忘。[5]20世纪20年代厦市新式马路的开通，宣告抬轿这“人骑人”行业的破产：马路开辟，轿几欲废。现所乘者，惟医生及旧式妇人而已。价甚昂贵，比黄包车约四五倍。各分区域，谓之埠头，不能越界载客。婚丧要事，恒受其勒索重价。官厅既不征税，竟听其割据，甚无理也。[6] “黄包车”也名人力车。其涉足厦市，始于1924年：民十三年，本市改善市区，小部完成。时洪晓春、洪雪堂等合资，创设惠通、利通车辆公司。惠通首次置车百辆，利通附有合记、和记、金记三号，置车百三十辆。当时新车上市，市民争坐，获利甚丰。[7]1924年，厦市第一条马路“开元路”在磨蹭几年后终于初具规模。是年8月1日（一说3月1日）起，通行起人力车。其后，随着新式马路一步步拓展，人力车辆一年年增多：民十五，增至300辆。民十七，500辆。民十八，700辆。民十九，900辆。民二十，1500辆。民廿一，1700辆。[8]民国二十二年，又新增200辆。全市人力车达1900辆。而全市人力车夫达3800多人，为车辆总数的一倍。因为生意好，“两车夫合赁一车。一则拉车以昼，一则拉车以夜也”。[9]人力车行，也由初始时的2家增至25家。1933年5月1日，再新开一“人力车合作社”。全市（含禾山）车行合计26家。车辆最多的为“捷通”车行，有车300辆；其次为“协通”和“人力车合作社”，各有车200辆。“和记”车辆最少，有车20辆。车行车辆除直接租与车夫外，更多的由“包头”（包车头）负责转租。全市“包头”有120家。包头置有车馆，来安放车辆和提供单身车夫免费或廉价住宿。包头赚取的，是每日每辆车1.5角的租金。若是遇上阴雨，又可出租雨笠、雨衣获取些利。赚取“中间价”的包头，看似轻松却满是风险。车夫激增，车费降低，收入锐减，车租短欠……一切损失须由包头担当。车件残损、车身破坏、车辆丢失，车行也惟包头是问。温州人郑某在浮屿角开包车馆，向“利民”车行租车18辆，却遇生意冷淡，亏空连连。车行频频上门讨租，遂抑郁成疾，精神恍惚，以蹈海而谢世。[10]车行之间，相互倾轧。1936年8月间，仰光侨商李良波出资4万余元，组建大兴车行。大兴心存高远，欲以每日每辆车1元的租金向全市车行租车。如此作为，大兴可垄断厦市车业，各车行也可省却诸多麻烦，不必再为交捐、修车、应酬犯愁。大兴此策，获大车行欢迎；小车行却反对激烈，以为车少利少，难以维持。小车行车主遂自组“人力车联合公司”，与大兴抗争。[11]自1934年鼎盛期过后，厦门车业开始衰退。市面车辆供大于求，每日收入无几，官厅索要车捐却一文未减。大兴公司和联合车行，皆感难以支撑，遂各自削减运营车辆。并与当局谈妥，将减下车辆400辆寄存警局内，得以免纳车租。此后，市面上能运行的车辆，每日实际只剩千辆。车业萧条，最受伤的莫过车夫。厦市人力车夫以外口为主，“莆田、仙游籍居多。浙江之温县次之。再次为福清、泉漳各县及安徽、河南。大抵莆仙占全部四分之二，约二千人。温县四分之一，一千人；福清四五百人，其余则为泉漳一带及安徽、河南”。[12]这些车夫，“当营业发达时，每日平均有三四元收入，除纳车租外，尚有二三元实益。今则每日仅一元或六七角之收入，除纳车租外，仅足伙食。间有吸食鸦片者，则每日鸟米且难自给”。[13]厦门的烟厕，根本是台湾人的特权，鸦片以外，还有吗啡针。这是最合黄包车夫脾胃的。因为拉得乏了，吃鸦片的时间要长，吗啡针来得迅速而且马上见效。一转身就可在马路上飞奔。但是这个月每天打三针，后个月每天就得打六针，愈来愈多，拉的钱不够打针。车费每天六角，吃饭每天至少三四角，打吗啡针每天非一二元不可。有的宁可不吃，省下来打针。再厉害的就衣服作押；再进一步就把车上的灯拿下去当。听说每个烟厕，均要辟一个大地点，收藏这些车灯（公安局的规例，无灯不能拉人）。黄包车店的老板，于是每日到烟厕去买这些半生不死的灯。黄包车夫就这样地一天打几针过烟瘾的鬼生活。[14]穷困潦倒的车夫，却也是匪类行劫重点。1933年5月人力车业同业公会，因人力车夫频繁被劫具呈警局。其文曰：窃本会叠据各人力车行经理报告，迩来有一班有组织之匪盗，恒于夜间假为乘客至偏僻地方，抽出枪械，向车夫恫吓，然后将车辆夺去，拉至虎园路、先锋营、古城路、角美路、浮屿角、豆仔尾、后路头、宏汉路、大学路等处，将一切附属品劫去，车头则挖弃路旁。车夫手无寸铁，迫于威势，未敢与抗。如欲喊救，即被毒殴。此种情形，层见叠出，虽屡次报告各公安分局，卒未见缉获。长此以往，苟不从速设法救济，治安必生影响，商业必致破产。兹本途今日召开各车行大会，提出讨论，当经议决，呈请钧局派出便衣警探10人，协同各车行代表，分为5队，于本月28夜起，到各僻静地方侦缉，等词在案。理应具文呈请察核，恳请准予所请，并通饬各分局随时注意侦缉，以维治安，而安商业云。[15]自有人力车后，当局的行业整顿一直没有停歇，各类“规则”“条例”频频推出。如1930年市公安局的《暂定稽查人力车及车夫规则》，对车辆规定：（二）车夫号衣一律蓝布，前面用长方形白布两条，写某某车行，后面用长方形白布一条，写车辆之号数，须与车牌照符合；（五）车灯一律安设车之左边，均须时常整理清洁，玻璃如有破烂，即须另换；（六）车垫一律用清洁白布，如有污浊破烂。应即更换新布；（十）车身、车轮、车柄、车护手，以及其他各项，均须完全坚固，并须整理清洁。一、车夫号衣、草笠、草鞋，均须穿着整齐；雨天时必须穿着雨衣；二、车夫所有附属品，以及车铃、车灯、车牌、车照等项，均须负责保管。如有遗失或缺失时，应通知车行主照补；当局对车业的重要“规范”，还在“车捐”和“牌照费”。1937年市警局的《管理人力车章程》第10条规定：自用人力车，每辆月缴车捐2元，营业人力车每辆月缴车捐3元，均应于每月5日以前，向财政局缴纳。逾期不缴而仍行驶者，除勒令补捐外，并处1元以上、3元以下之罚金。[17]每辆每月3元“车捐”，以全市千余辆计，不是小数目。无怪乎当局盼望车业做大。1933年时，警局就此事与行业公会相怼：最近市公安局有增车之议，人力车公会初反对之，嗣联合25家组“人力车合作社”，向局承认200辆。而报效该局开办警士教练所4000元，修理救火车1000元，购造警士雨衣1000元，购警棍500元，购救火车布料400元，押柜300元，共7200元。[18]1934年8月经济衰败，车业公会要求商会代向当局申请减免各费：……车业日趋衰败，车商积存车辆，乏人承租者400辆以上。而车牌照费，犹须依数缴纳，以车工言之，其受车额之打击尤深。车夫劳苦终日，所得工资难充一饱，多不愿操此苦工，而车商则恐车辆愈积愈多，竞相廉价出租，近降至每辆每日夜租小洋4角，整月者小洋9元至10元，而积欠车租、无力交还者，犹比比皆是。人力车所纳牌照费，每辆每月多至大洋3元。上海、福州每月每辆只纳1元2角，漳泉二处亦属低微。最近上海当局为救济工商，将全市人力车额减少三分之一。本市人力车业之困苦，不减于上海，近年来人力车附属品被盗劫夺，层见叠出。最近劫风尤炽，更有劫夺全部车辆者，是尤意外之损失。为此本途全体数度开会讨论，呈请当局请求减少牌照费，现尚未蒙核准。深恐不久车业陷于破产，故特沥陈苦况，函请贵会查照，务希转请准予减少，以苏商困云。[19]当局一万个不同意。于是，一方以拖欠车租作抵抗，一方以扣押车辆作回应。此项扯皮延续数年。1937年7月，“抗战开始，渐入于非常时期，市民迁移，人口减少，（车业）遂更冷落不堪”。其时，车辆“每日出赁仅500余辆，而车夫人数尚达千余”。车夫好些的，尚可维持日食；差的连租车的费用都交不起，以至于无车愿租。“千余车夫之中，大约能维持一身生活者，可三分之一；勉强与环境挣扎者又三分之一。失业之车夫，不下400人”，再连同过去失业的车夫，数目不下六七百人。这些人“大多流为盗窃乞丐，辗转沟壑。间有一部受收容于游民所，但流于市面者，尚不在少”。[20]市抗敌会宣传工作团宣传队第一区（厦禾路）于22日成立，逐日在附近宣传，每晚假座粮油公会，召集人力车夫及苦力工人作献力运动。人力车夫自本日起轮流每日三五人，向宣传工作团领取小旗与银盒，贡献一日所得，深望坐车同胞慷解义囊。站岗警察相当优待，藉奖人力车夫一片热诚。[21]在“一日所得贡献国家”运动之后，“厦门市人力车夫抗敌服务团”组织成立，“连日进行登记工友，已达百余人”，并于12月26日“假厦禾路国医支馆，举行成立大会，到工友90余人”。[22]大规模的军事训练也在展开。1938年4月，全市将人力车夫、清道夫、码头工人等组织为“厦门市社训总队工人军训壮丁队”，编为七个大队。第一至第四大队为市区人力车夫，第五大队为禾山区车夫，第六大队为清道夫，第七大队为码头工人。每日一个大队轮值训练，训练时间从早晨5时20分钟至6时20分，一个小时。训练内容分为“学科”和“术科”两门，在正式受课之前，先进行20分钟的运动，如柔软体操，或跑步等。[23]就是这些饱受生活折磨的壮丁们，在日后的“厦门保卫战”中，为自己的家园筑起一道血肉长城。
[1] 萧宝芬《鹭江竹枝词》脚夫。 [2]《宣统元年上海指南》各省旅行须知。 [3]《中国旅行指南》（民国十二年十月查）。 [4]《最新中国旅行指南》（民国十七年五月查）。 [5]（美）毕腓力著、何丙仲译：《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 [6]《厦门指南》轿。 [7]《厦门人力车失业六七百人》，《江声报》1937年12月6日。 [8]《厦门社会调查之二：人力车行与车夫生活》，《江声报》1933年4月7日。 [9]《厦门社会调查之二：人力车行与车夫生活》，《江声报》1933年4月7日。 [10]《郑学田蹈海而死》，《江声报》1931年7月14日。 [11]《厦门人力车失业六七百人》，《江声报》1937年12月6日。 [12]《厦门社会调查之二：人力车行与车夫生活》，《江声报》1933年4月7日。 [13]《厦门人力车失业六七百人》，《江声报》1937年12月6日。 [14]《厦门直写》，《南岛》杂志1934年第1卷 第5期。 [15]《人力车被劫连叠发生》，《江声报》1933年5月28日。 [16]《厦门市公安局暂定稽查人力车及车夫规则》，《警政年刊1930》。 [17]《厦门市警察局管理人力车章程》，《厦门市政府公报》1937年第26期，5月。 [18]《厦门社会调查之二：人力车行与车夫生活》，《江声报》1933年4月7日。 [19]《全市人力车千九百辆》，《江声报》1934年8月3日。 [20]《厦门人力车失业六七百人》，《江声报》1937年12月6日。 [21]《宣传队鼓励车夫出力》，《江声报》1937年11月28日。 [22]《人力车夫服务团成立》，《抗日新闻》1937年12月28日。 [23]《码头、清道、车夫编七队训练》，《江声报》1938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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