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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五万余件各种形式的书法墨迹、碑刻拓本公之于世，敦煌遗书与甲骨文、秦汉简牍、清代内阁档案被学界并称为近代中国的“四大学术发现”。敦煌遗书，最早可追溯到四世纪，最晚的一件则是北宋咸平五年（1002）的《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前后跨越了整整七个世纪，且其间十年以上的“空白期”极少。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不间断式的进程痕迹，而这个阶段也正是中国汉字发展的关键时期：由隶到楷的演变、转化至固定。敦煌出土文书成为这一段书法发展进程最直接的历史见证，成为体量巨大而内涵丰富的一个“书迹集合体”。 若以分期断代论，则可概括为几个阶段，本文略述如次： 五凉时期的敦煌书法，用笔简略而纯净，露锋入纸，行至末尾往往急促按下，捺笔上挑，笔触果断强烈，末端多有“燕尾”效果；就体势而言，尚未完全打破隶书的构造模式，楷书的法则规律尚显稚嫩，横平竖直、捺脚肥厚、轮廓稍扁，属于典型的楷隶兼半的过渡状态。此间的代表作如《譬喻经》《道行品法句经》《十诵比丘戒本》《律藏初分第三卷》等，都属于所谓的“正书初起时样式”。就书体演变的这个层面来看，到西汉中晚期，汉字虽然基本上完成了由古文字（篆书系统）向今文字（隶书系统）的过渡，但这种演变的趋势并未结束——总结四至五世纪的书法，虽然在风格上尚有不稳定性，发展亦不平衡，但以地域角度而言，或曰“北凉体”，而就字体角度来讲，可定为“隶楷式”时期。
北魏时期的书法尤其是写经体，比十六国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技法水准提升，书体进化提速，隶书蜕变的痕迹显著，而风格面目在多样化的格局上逐渐趋向规范、统一。永平四年（61）到延昌三年（514），由敦煌镇官经生所抄之经卷，标志着写经走向了“专业化”和“行业化”的道路。现存的十余卷中尺幅形式、所用纸张、笔法风格、卷末题记、格式规范以及装池标准，等等，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是北魏官方抄经之“标准品”。另如《胜鬘义记》及《晋春秋残卷》诸写本，亦是典型的成熟期魏楷，无论是各种点画的运行动作、起收笔方式以及转折处的顿挫、角度、力量等方面的处理，还是结构的疏密、正侧，以及体势的收放等规律的应用，都传达出一种稳定、有序的“成熟性”来。
北周各类文书的隶意消失殆尽，楷化的进程进一步加速，为后来隋唐时期楷书定型和完全成熟前的最后一站：《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三》《十地义疏卷第三》《生经第一卷》等作品，笔法严谨、结构整饬，更趋于“平画宽结”一类，整体上已非常接近新潮的南式楷法。
隋代的写经，有明确纪年的就达近百件，有些是敦煌本地人所写，也有的传自内陆，但总体而言是在沿袭北朝风格的基础上又大量融会了南式技巧，并进一步趋向规范和严谨。由于南北长期分治、缺乏交流，故隋廷统一官抄本、校定经籍，以正错讹，促进了写经的规范化——卷子的格式至此也完全固定了下来。典型者若《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三》《太子慕魄经卷》等，书写皆极为工整严肃，笔画挺拔端庄，线条洗练果断，字形结构稳妥合理，几无破绽。以这一批经卷为典范，不仅标志着隋代写经体的高度发达，同时也标志着楷书的完全成熟。 初唐时期的敦煌书法，继承了杨隋之风范，讲求严谨、精到、典雅，笔法技巧上近于虞、欧者不在少数，甚至不在其下而“足以抗之”了。元、明以后民间流传的唐人经卷多有被误会为大家名手所书者，也足以证明其中技法娴熟、水平高超之精品确能与名家高手相抗衡，故启功先生说此类唐经“其颉颃名家碑版者更难胜数……”郗玄爽所抄《佛地经》、沈弘所抄《阿毗昙毗婆沙卷第五十二》、程君度所抄之《金刚般若经》等，可为代表。
盛、中唐时期的敦煌书法，丰腴饱满是其特有的因素——整体上的笔画形态趋向浓厚、丰腴、圆润，结构扎实而细腻，譬如《阅紫录仪》《道德经卷上》《诸经要集》诸作。但另一方面，唐代在进入中、晚期后，因经文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传抄任务日益繁重，导致职业经生的书写态度和认真程度似乎也及不上隋及初唐了——这种“职业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在不少文本中，可以体察到不仅是字数行数的规范性已经松动，而且原先的那种庄严神圣的肃穆氛围也逐渐淡化下去了，千篇一律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另一个外在原因，则是由于吐蕃统治期内的敦煌，政治对立、区域隔绝，笔、墨、纸张等工具材料匮乏，从而客观上也制约着书法前进的步伐，反映在各类社会性世俗文书上，尤为显著。
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楷书经卷技法偏于草率，缺乏含蓄和韵味，折射出晚唐书风的式微。反而是一些实用性世俗行书文本如《归义军节度使授官牒》《徒众供英等状》《沙州上座比丘尼躰圆等牒悟真判》，轻松自然、随意天真、饶有趣味。我们可以从这个时期的各类敦煌写本中明显地感受到行草书比例的增加、墨色浓淡对比的运用，甚至是越来越多“不计工拙”式的抄写……法度的约定在松动，随意性的成分、自然性的含量在逐渐增加。
五代及北宋曹氏归义军时期，典型者有两类，一是《曹议金道场四疏》《沙州司福集等状》等，这些卷子都是五代时期官府文牒的标准格式。其书以唐人之法度为基础，笔画平稳、线条规整，楷中略带行书意味；结体偏长，斜势明显，不少字形有李北海、欧阳询的痕迹。另一类是《归义军曹仁贵赐邓弘嗣牒》《曹议金赐宋员进牒》等，此类多有颜鲁公之风规，点画醇厚、墨色浓重、线质丰腴，字形饱满结实，章法上也以茂密浓郁的特点为主，但这种类型相对稍少些。也就是说，五代的敦煌书风基本上是以瘦硬、清朗为主，唐人丰腴饱满的痕迹在迅速消退下去。及宋初，亦如是，尤其是非经类文本。五代、宋初这些牒状公文、世俗文本，是此期敦煌书法艺术的一大亮点。 敦煌文献涵盖了楷、草、行、篆等各种书体，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字及类似美术字的墨迹，而主体部分则是楷体经书，总量达四万余卷。作为中国书法艺术中一种重要的书迹形式，“写经体”有着它特殊的发展形态。自魏晋以来随着佛教、道宗的传播与流行，其规模、范围、影响甚为深远，至唐则达到了一个顶峰。直到进入五代、两宋，随着雕版印刷的兴起才逐渐地衰退下去。 （连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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