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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都弄不明白，这套键盘政治家的平衡术到底是用什么样的逻辑思考能力才能编的出来。 众所周知，在一些精魏的明粉嘴中，明代皇帝用宦官去制衡所谓的文官集团已经成了卓越的帝王之术。 然而，所谓的制衡不如说是勾结，即外廷之臣依靠援引内廷的宦官为内援，而内廷之宦官依靠外廷之臣掌控朝政，这种模式下基本很难出现所谓的政治平衡，无论是天启初的东林还是天启末的魏党都不外如是。 无论是内阁的票拟还是六部的覆议，以及司礼监的批红，无非都是明王朝统治下，由于皇帝本人精力有限，皇权延申的后果。有些人总YY魏公公是依附于皇权的，事实上大小官员哪个不依附于皇权，一旦失去了皇帝的支持，其终究免不了倒台的后果，东林失去天启的支持后，和魏党失去崇祯支持的结果并无二致。 即便是所谓的魏党，在政治上也不是专听专信明熹宗及魏忠贤的。 天启六年三月初四 圣諭：朕惟国家之事，莫重乎封疆，封疆之事，莫大乎欺隐，故必文武同力，内外恊心，然后功罪不淆，上下相信。我太祖攘夷為夏，成祖三犁虏廷，列圣纘承，武功竝著，盖其设官分职皆有深意存焉。朕览全辽志，见自永乐、宣德、正统以来，节次设立镇守、分守太监等官，后因有司朦奏裁革，迨我神祖末年，承平日久，边务废弛，以致奴贼披猖，宇内骚动，而委用俱不得人。李维翰则红旗催战而殞我总兵，杨镐则预洩师期而丧我夙将，郑之范则先逃以懈军心而开元陷，熊廷弼则姦巧以卸重担而辽瀋亡，沃野尽歿，腥羶衣冠化為左衽，及乎广寧之事，熊廷弼手握上方，王化贞身膺节居恒，则竞相矛盾，闻变则竝马奔逃，实事毫无，全辽尽陷，每一言念，切齿痛心，皆因文武不和，互為欺玩。武臣则逢迎朘削以失军士之心，文臣或偏执狥私以掣武臣之肘，骗官盗餉视為固然，妬功害成牢不可破，欺蔽日甚，恢復何时？始知祖宗朝设立镇守内臣，原非无谓，未裁之先，边警虽频而金甌无缺，既革之后，虏骑未至而全镇胥沦，繇斯以观，孰得孰失，何去何从，不辩自明矣。歷选前代以至本朝内臣戡乱讨贼，立功绝域者不可胜纪，朕率循旧典，断在必行，兹设立镇守山海等处太监一员司，礼监秉笔太监总督忠勇营兼掌御马监印务刘应坤，左右镇守太监二员，乾清宫管事提督忠勇营御马监太监陶文、纪用，分守中军太监三员，乾清宫打卯牌子忠勇营中军御马监太监孙茂霖、武俊、王 朝，仍俱在山海关驻札，凡军中战守一应事务，著听文武将官持议而行，毋令掣肘，其粮餉器械数目，官兵马匹强弱，务用心清查，毋容滥恶冐破。或遇声息缓急进止机宜，务要据实直写密封，不时星驰来奏，其与文武将吏恊心為国，不许彼此参啇，致生衅隙。如果恢復有功，与文武将吏竝行爵赏，儻或轻举僨事，与封疆之臣一体任咎。祖宗成宪，朕不敢私，仍各查照旧制，写勑与他，以昭朕法祖飭戎至意。 比如天启六年三月初四，熹宗开始派宦官出镇辽东，但随之而来的不是一片喝彩，而是举朝反对。 天启六年三月六日 大学士顾秉谦、丁绍軾、黄立极、冯銓言：皇上特遣内臣镇守山海，命臣等拟谕进呈矣，乃连日闻外廷议论纷纷，人心惶惧，皆以为不可，咎臣等不能执奏，又闻奴未归巢，其势必来，而我之城垒未完，器械未备，顷又报前屯火灾，何恃不恐，向所恃者，宁远道将一片死守之心，倘见皇上别遣内臣，将恐皇上之有疑于诸臣，而诸臣不敢任。又见别遣之人一有干与，且将尽諉卸于内臣，而诸臣不肯任，则误于封疆者大，而亦非内臣之利矣。至若兵饷之数目，功罪之情状，廵关御史自可身经目覩，据实以奏，皇上但严谕责成，彼安敢自溺其职，亦何烦多此一番举动乎？ 得旨：览卿等所奏，忠诚为国，殫力筹边，朕已洞悉。昨遣内臣出镇，原以清查粮饷军马，综覆防御等项，无非法成祖以来曾有之旧制，为恢復封疆之大计耳。卿等既已议妥，拟谕施行，今何得以外廷群小之言，輒又疑阻成命，二三反汗，又非朕断在必行之意也，还即遵前谕行。 天启六年三月六日 兵部尚书王永光言：高皇帝时各边未有镇守，夫高皇帝创业圣主也，不设立镇守，定有深意。即皇上圣明，亦岂不知之。祗谓今日之内臣倾赀助国，慷慨从戎，必能与文武将吏同心恊力，共紓东顾之忧耳。然而智者察影，圣主防微，六内臣扼腕东氛，查勘钱粮之外，定无掣肘。然内臣帐下岂尽以内臣之心为心，而不相牴牾乎？袁崇焕誓死报国，必能与内臣悉心商确，其图灭虏，然崇焕部下岂尽以崇焕之心为心，而不相疑忌乎？迩者宁远一捷，中外稍稍吐气，当事者且议裁经略，裁总兵，专任袁崇焕以一事权，而随以六内臣拥聚斗大一关，事权不愈棼乎？万一袁崇焕瞻迴顾望，致悞封疆，则此罪崇焕任之乎？内臣任之乎？惟是钱穀冐破，信非内臣不能清，或间遣一二人出其不意即可稽覆奸弊，无烦设立镇守，六臣竝出以骇睹闻也。且九边去京师远，不幸中虏，犹有方国以间之，有河山以限之，其患犹缓。山海关去京师近，正皇上所谓一重门限者，倘将领以兵柄互持，无所稟承，有警不即应援，关门震动，即鐘簴弗宁，何可不深长思也。昔肃皇帝八年尽革天下镇守内臣，神谋远虑，同符高皇，我皇上法祖飭戎，宜何择焉。皇上如不以臣言为然，乞勑下廷臣集议，务求万全之策，无以封疆为甞。 得旨：内臣镇守系祖宗旧制，与文武诸臣竝无掣肘，著遵前谕行。 天启六年三月初七 大学士顾秉谦、丁绍軾、黄立极、冯銓奏：文书官发兵部尚书王永光等覆奏镇守内臣本到阁，口传圣意，著遵前諭行，臣等再三思之，皇上以封疆為心者也，臣等又仰体圣心以為心者也，果全利无害，方将顺不睱，何敢固执以挠成事？但考通国之人情与目前之时势，诚属未便，今阅枢臣所奏，比臣等昨日之言更為详切。夫边计固本兵之专职也，今内臣一出，彼得藉以稍分其责，為枢臣谋甚便然而枢臣不敢者，岂非為皇上封疆计乎？封疆之事成於同而坏於异，而委任不专，事权不一，则乖异之渐所繇开也。年来失事弊皆坐此，我皇上嘉寧远苦守之功，精文武大吏之选，从此委任专事权一而兵餉之定，数战守之成画乃可次第料理，渐图恢復矣。今忽以内臣六人往，此六臣者与崇焕等為同乎？為异乎？将為同则无用往也，使為异则害有不可言者，交卸其责必有悞事之害，各逞其才必有僨事之害，妬功忌能，害在诸臣者犹小，幸灾乐祸害在疆场者甚大，一重门限陵京重地，宗社之安危係焉，儻或疏虞更无救著，莫谓臣等今日不言也。枢臣之言曰万一瞻迴顾望，致悞封疆，则此罪崇焕任之乎？内臣任之乎？臣等看详至此，心胆竦然，况奴贼尚未归巢，志图再逞，回乡屡报，竝非虚谬。贼既失利於寧远，则此来必不攻我之坚，儻以偏师缀寧远而全军直抵关门，是内臣独代边吏受敌也，胜负之数，内臣能自保手？望皇上并為内臣深虑之也。刻印销印，古今羙谈，计图万全，事难执一，正不必以反汗為嫌耳。如谓兵餉虚耗，必须内臣查覈方可清楚，不妨如枢臣议，量遣一二人出其不意，事竣速还，即将犒赏银两，火药器械等物齎发前去，以宣布皇上鼓舞边吏，使知皇上委任之专，事权之重，而体念之又如此，其至也。有不益加奋励，矢志恢復以报圣恩者，臣等且任失言之咎矣。 丁绍軾又特疏争之，谓：兵家之计攻瑕而不攻坚，前日奴酋失计，遂以攻寧远取败，今奴来计必舍寧远而直抵关门也，臣不知所遣之内臣能了此否耶？前日关门不能救寧远，今必寧远之能救关门乎？内臣何得而不惴惴，此大可虑者一； 兵家遣将必择有名望者以寒敌人之胆，敌必先问来将姓名以决已之进退，择文武為将即其才未必高而犹彼所不知，或恐有韩、白其人，今以内臣往，奴必谓此习於富贵膏梁，不闲兵事之人也，即奴未必攻关门，今以内臣招之矣，此大可虑者二； 从前一经一抚动相争鬨，昨日五总兵以為冗，欲去其三，乃今遣镇守三人，分守又三人，即人人皆贤，亦无此命将之体也，奴兵前称十八万，人人皆强，山海兵不满五六万，人人称弱，臣不知此六臣者遂能办此否也，此大可虑者三。 祖宗朝即有遣中使者，乃在太平全盛之时，今皇上之欲遣者，适在危急存亡之日，马方骇也而又鼓之，此宗社所关，非若他事可再补也，俱不报。 天启六年三月十日 吏部尚书王绍徽等疏言：内臣镇守不便者四，军机应在呼吸，六人奉诏密奏，动关进止，及有漏洩之虞一也；将吏树功立名之心，不胜忧谗畏讥之心，牵制既多，展布必少，二也；况三镇守三军中，凡事关钱粮军务，必将增设文移檄书，旁午日亦不给，三也；六人竝驰关门，势必建置衙宇，一应投随人役势必渐多，即中官俱贤，而此辈蚁聚，岂能以无事为福，地方必受驛骚，四也。 得旨：朕念封疆恢复无期，故特遣内臣查覆兵饷，原谕竝无掣肘，卿等大臣谋国当思仰体，著遵前旨行。 天启六年三月十四 兵部尚书王永光復言：奴报紧急，遣内臣镇守，兵柄四分，人心惶惑，臣忆先帝临终嘱臣等辅皇上為尧舜之臣，同时诸臣今独臣在耳，值此大利大害，若惧祸缄默甘同寒蝉，生何以事皇上，死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 得旨自逆奴犯顺以来,文武将吏经几番委任,迄无成功.寧远虽固守得全,然觉华岛失事亦為不小,内臣之遣,出於万不得已,且竝无掣肘,屡旨甚明,如何不遵反以危言瀆扰,希图卸担.塘报紧急,本兵责任难辞,一切防御机宜还著作速料理,不得争执沽名。 天启六年三月十四 吏部等衙门、尚书王绍徽等公疏言：唐以一鱼朝恩為观军容，虽安庆绪败亡遗虏，李郭為将，犹不免兵溃於相州，而况六内臣竝出，掣将吏之肘，隳任事之心，其有能不败者乎？当此时而况治其罪，前有劲敌，后有军法，在文武诸臣固无所逃诛，而亦非六内臣之福也。 得旨：辽左沦没，八载於兹，文武将吏几番更任，恢復无期，至兵餉迄无确数，故特遣内臣查覈，且屡旨甚明，并无掣肘，卿等大臣体国宜各出长策，仰佐朝廷宵旰之忧，不得扶同阻挠，以沽名塞责。 天启末派内官出镇可以说是其比较鲜明的政治特点，但诸如顾秉谦、黄立极、冯銓、王永光、王绍徽等魏党或依靠魏忠贤起家的朝廷重臣，都是一连两疏反对，且遭到熹宗的训斥。 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五 諭兵部：朕承祖宗弘业，六载於兹，宵衣旰食，惟以恢復全辽，殄㓕逆奴為念。幸赖内外文武诸臣或运筹左右，或戮力封疆，祖宗有灵，逆奴已殛，恢復可期。不谓近日北路地方復有乞炭之变，幺䯢小丑驭制非难，乃一入而殞将丧师，皆因欵贡年久，有司剥军餉以充私囊，借修工而恣侵削，餉不归士，士不归伍，因隳军实，坐啟戎心。无事则与将帅相掣肘粉饰虚文，有事则以武臣為卸担朦朧塞责，谁以真心做实事？矧宣大北方锁钥，拱护陵寝，藩卫京师，非他镇者比，此朕所以昼夜焦思，不遑寧处者也。兹远稽祖宗设宣镇总臣之旧规，近照辽东山海蓟镇之新例，特於宣大山西地方设立镇守太监一员，副镇守太监二员，中军太监二员，各著於镇城冲要等处驻札防御，清军查餉，军中一应事体，可与文武等官和衷计议，并不牵制，今特发御前节省银五万两以备行伍召募公用并火砲器械若干，仍各查照旧例行。 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五，熹宗又故伎重演，在宣大山西三镇，设立镇守内监五员 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五 兵部尚书冯嘉会上言：国家设督抚重臣，假之节以弹压将吏，控驭边疆，而军旅之事不以烦及内臣者，诚慎之也。柰邇年以来，兵籍虚冐，芻粟耗蠹，欵市有名无实，致使皇上有疑边臣之心，疑在彼则必用所信而后疑者释也。闻近来榆关内外城垒犹昔，而雉堞加壮赏罚犹昔，而功罪加明兵数犹昔，而行伍加肃餉额犹昔，而军士加饱，即诸臣拮据，惟力是视，而镇守一出，成效已彰，致使皇上有信内臣之心。信在此则皇上益有所疑於诸边臣，而必推信者任矣。顷毛乞炭阑入北路，丧师殞将，為封疆忧我皇上，深原祸始，归咎有司，谆谆焉於剥削扣剋，掣肘卸担之戒，遣内臣前往查覈，臣部循职掌疏请已之，而皇上未见俞允，臣愧不能从帷幄中运筹决胜，以紓圣怀。且因此镇守之遣而不能无责备於边臣，并属望於内臣也。自今以往，各督抚道镇力洗前弊，共图御侮，庶不以廑九重宵旰之忧，而烦内臣一遣再遣之旨。万一烽火再燃，钦諭迭颁，丝毫皆边臣责也。内臣啣命而往，所清者兵马钱粮，所查者强弱盈缩，如明旨所云不许骚扰，并不牵制，儻查覈既明，机宜既定，出以宣圣明德意之隆即归以报天朝威惠之远，异日边务改观，诸虏欵塞，丝毫皆内臣力也。 得旨：各边督抚道镇果能力洗夙弊，实心御侮，朕自鉴知，何得预為条议。 冯嘉会的这道奏疏说的隐晦，实际上对熹宗一而再再而三的派内臣出镇表示不满，结果遭到熹宗的训斥。 天启六年五月初六，王恭厂爆炸后，有大批朝廷重臣上疏自省，并公开反对熹宗的一系列施政方针 天启六年五月初八 大学士顾秉谦等合疏自劾，燮理无状，求赐罢斥言：天任德不任刑，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为也。今地阴也，西南为坤，又阴方也，当仲夏盛阳之月而声出地中，灾起阴位，此阴奸阳刑奸德之象也。今圣谕首举停刑一节，同符任德之化，请敕在京各衙门重大狱情，经奉明旨者俱开逘法司，分别具奏，速与发落。在外责成抚按有司不许淫刑以逞，庶天心嘉悦矣。 又各疏自劾，俱温旨慰留。 天启六年五月初九 兵部尚书王永光言：诸臣谓王恭厂不过火药延烧已耳，何能使坤维震撼数十里，作霹靂之声，若徒諉火药之力也。目前稽查失火，甚非上天垂戒意矣。今我皇上减膳撤乐，诸臣素服角带，遂足当修省乎？臣试问之诸臣招权纳贿者已伏其皋矣，今果能大法小廉否？断送封疆者已伏其皋矣，今果能协力敌忾否？騗官盗饷者已伏其皋矣，今果能清白自砥否？修省职业端不外此，即我皇上方祖述尧舜，宁有缺事，然一二剥复之过亦有可得而言者。刑狱至重事也，乃纍囚半归诏狱，追赃即已毕命，甚至秋后与不时并律囊首与绞斩同毙，痛快之事每足于和请，自今以往，轻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瞑目，附比者徼恩，或开其湔除，减之一线，仍念其子孙父母之无辠，肃杀继以阳春，此其时矣。至于急土木不如急军储，议搜括不如议节省，今无可搜括，凌杂入告，窃恐焚林竭泽之后，宁无鱼惊鸟散之忧，请自皇极工程暂停工作，悉以海内之物力并于军前之输輓，寝其屑瑟之诛求，益见圣心之敦大，俟疆宇廓清，再完堂构，未为晚也。若夫传宣詔旨，或以误而成讹，不如以票拟归还政府，甄别流品，或以疑而成溷，不如以邪正尽付公评，此皆举朝所欲言者，臣受先帝凭几之命与皇上特达之知，故敢沥血陈之。 得旨：这修省事宜知道了，三殿渐已就绪，不碍军需，票拟自属阁臣，原未讹误。 天启六年 五月 二十六日 兵部尚书王永光疏言：今者以四方辐輳之地半属丘墟，千官呼祝之场尽归煨烬，即行路为惋惜，况臣子能无疚心，因思水旱盗贼之变，犹待章疏之奏闻，即日月薄蚀，星辰逆行，亦烦太史之占验，独谴告于都城之内，叠徵于旬日之间，甚至雨泽未沛，氷雹随之，乖戾之象显示相左，皇上亦既耳闻目击，悚惕不宁矣，亦既传示诸臣共图消弭实政矣。自诸臣条上封事，自停刑罢税之外卒未能恩免何项，宽恤何人，概已知道了三字应之，夫委之不知，犹俟有悔悟之日，知而不改，何时是苏息之期？皇上当思天变之可忧，或兆于人情之未畅，今能使人情帖服，便可望天意挽回，若圣意未回，天威愈赫，为臣子者即欲耕食凿饮，以农夫没世亦不易得，而况能保有崇阶，长与皋夔稷契共事尧舜之主哉？ 得旨：今疆圉未靖，你部能悉心运筹，矢图安攘，即系修省实政，何必合词求罢？况进言有体，大臣尤宜详慎，疏内以危言激聒，明是要君，为首的姑不究。 天启六年六月一日 吏部尚书王绍徽言：海内多故，东有奴酋之警，南兴问罪之师，朝有营建之役，州县征税之贮上供殆尽，内府累世之积日渐消耗，当事之臣姑为一切不得已之计，以佐经费。税粮外有杂徵，徵外复有加派，诛求已尽于錙銖，剥削直入于骨髓。舟车既敝，飞輓多艰，其劳瘁困苦之状不可闻且见也。夫财之所生，成于人力，秋毫之入，皆民膏血，假令饥寒之众，奸宄之徒乱煽于一朝势成放群合，谁为我皇上任此者？皇上当此修省时，于万几中择其何者为重，何者为轻，何者为本，何者为末，明缓急之序，折利害之详，察天命之微，审安危之係，忧其所当，忧己其所当己，为其所当，为节其所可省，是转祸为福，变灾为祥，皇上何惮而不为此？然非徒如此也，赏者，君之仁也，刑者，君之义也，今岁春夏以来，诛罚颇多，而法令无章，仁义大乖，则阴阳谬戾，其困顿囹圄尚不可胜计，悲号愁怨无所控诉，天心有不为之轸念者乎？书曰天有显道，厥类惟彰，然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斯亦安人心答天谴之至意也。 得旨：冢宰职任统均，果能振刷吏治，惠养元元，岂至饥寒鼓衅。内府积贮年来给发将二千万，迄无销算清数，谁执其咎？近来大盗公行，官民受害，正合决不待时之律，何谓诛杀颇多？大臣进言有体，屡旨甚明，以后还宜谨慎。 天启六年六月十二日 吏部尚书王绍徽疏言：钦蒙圣谕，捧读再四，臣不觉感痛惶悚，追忆往时，当辽左奴酋猖獗，随到巴蜀煽祸，惟时门户炽烈，引用匪类，东任熊廷弼、陶郎先等，西付张我续，征伐调遣，骚动天下，擅取外库，借请内帑，以致二千余万资其饕餮，实其囊橐，于今物力既拙，加派滋起，以致百姓流亡，盗贼充斥，谁阶之厉？臣前疏所云州县征税之贮上供殆尽，内府累世之积日渐消耗，盖指若辈言之也。臣按今日时势，辽左之复可以岁月计，难以卒办，要在定守局、覆实饷，量物力之所入，可持久以待奴酋之敝。黔南叛逆，兽聚鸟散，不可为尝，恐兵连无已，时惟当赦安位而擒逆彦，则局可速结矣。九边缺饷，难免催科并征，惟是定分数、宽年限，以缓急之宜付抚按，则民不厉而逋赋可渐充矣。正殿既完，两殿稍次，虽有外解百余万两并皇考发帑百万，然数难逆定，宜令工部裁省织造、磁器等项，以给工作，徐而后举，举乃不匮，不然一意搜括，如所云焚林而佃，见影而捉，无论伤体，儻地方有意外之虞，何以御之？他如奸党巧于搬鬪，皇上年来削夺不遗余力矣，第恐滋祸蓄怨，反中伤其所侧目之人，宜分别毋堕其术，启伏戎之衅可耳，逮繫重刑加于封彊显过三案大奸，则人心悦服，其于事属影响，情有可原者，宜少宽贷，勿令疑骇不平，正以借资多口也。臣又闻人君以兼听广纳为明，以藏疾匿瑕为量，宋臣朱熹有言，宋朝有超越古今八事，其一曰遇士大夫有礼，皇上仰思皇祖刑不上于冠绅，崇养士节，海内莫不仰德，斯亦恐惧修省，仰荅天谴之至意也，天意有不眷顾哉！ 得旨：奏缴圣谕，该衙门公疏用印如何独自出名，且疏内又兼条陈，殊非回奏之体。帑金二千万两，糜费不止三人，何不悉行查出？大臣章奏，还宜详慎。 从这一道道的奏疏看，他们反对熹宗用刑过频、过酷，反对熹宗继续搜括，反对熹宗继续修建三大殿，请求熹宗将票拟归还内阁，可以说条条与熹宗和魏忠贤的施政方针向左。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魏党中的大量朝廷重臣，在政治上与明熹宗和魏忠贤有着明显的分歧，当然，他们敢于违抗熹宗和魏忠贤，这部分人或被熹宗指责，或畏惧于上，请求自免，以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表达对朝政的强烈不满。 实际上，魏党的覆亡，也是由魏党自己启之。 天启七年九月十四 右副都御史管南京通政司事杨所修言：皇上御极首崇圣母之封，明乎以孝治天下也。然孝亲之心无分贵贱，如近日丁忧兵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李养德、太仆寺卿陈殷、延绥廵抚朱童蒙，先帝因大工未完，秋防正急，各暂留在任料理，今大工完矣，秋防竣矣，望皇上准令回籍终制，以明万古纲常。语曰君使臣以礼，又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愿皇上之深之也也，冡臣为用人之人，吏部尚书周应秋当勉力肩荷，何得漫无主持，负恩宠而媿统均之任，不听。 天启七年九月十四，杨所修首弹崔呈秀、周应秋等魏党重臣。 《先拨志始》 杨所修由给事升仆少，亦彼党头目也。推为南通政，心甚不悦。知局必败，因与同党陈尔翼、李蕃等谋，思将累年恶业尽卸之崔呈秀，而参去之以自解。又以周应秋在铨贪秽无耻，议并除去，以孙杰代之，仍转所修于北，然后纠合众力，共持残局。故所修先发，陈继之，李又继之。所修疏上，内徵点崔呈秀，后入应秋。 而据文秉所言，杨所修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自己在魏党中仕途不顺，二是为了推卸责任，把锅甩给崔呈秀等，以图自解。其目的是共持残局。 天启七年十月十四 云南道御史杨维垣疏紏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立志卑污，居身秽浊，与旧辅冯銓争权有隙，饵吴淳夫攻之，一郎官不数月已躋卿贰，躁进者无不匍匐呈秀之门矣。因恶夏之令而倪文焕為之报復，故越十餘人而用掌河南道，凡在焕前者尽数咨部而病痊起补之，李应荐亦例之赐环之中，不谓之欺君擅政，可乎？其弟崔凝秀為浙江縂兵，我国家曾有兄為本兵於内，而弟握兵权於外者，设有功罪，呈秀何所行其斥陟也。尤可异者，三殿工程原是吉祥善事，而呈秀以不祥之人经理其间，故经营垂毕而先帝龙驭遽升，未必不由於此，今又受事中枢，岂九边阨塞数万甲兵自呈秀外再无辨之者乎，当今边锋屡警，债帅成风，恐不宜以贪污呈秀再助之澜也。当大行皇帝崩逝次日，百官闻皇上将御文华殿，急自乾清门趋出而隆道阁前，忽有数内臣招呼兵部尚书崔家，闻者莫不错愕，夫所言公公言之天下事，岂呈秀一人所可私语耶？先帝信任厂臣甚专，而厂臣亦孜孜竭力任怨任劳以啚报称，此其所长也。独是误听呈秀一节，乃其所短，盖厂臣有王掌家者，呈秀交结甚密，以故誉言日至，而秽状未彰，厂臣遂诚信而贤之，而呈秀方且内諛厂臣，外擅朝政，见今吏兵二部革去文书房常例方為先帝第一羙政，而不知无骨大臣乃私為呈秀居奇地，指缺议价，悬秤卖官，其状可胜道乎？恳皇上急正两观之诛，或薄示三禠之典。 旨以维垣率意轻詆，不问。 呈秀随具疏辩并求守制，亦不允。 天启七年十月十九 御史杨维垣再疏纠崔呈秀通内，凡急於仕进者靡不趋之，故当杨、左之时，人皆以不参厂臣為罪，当呈秀之时，人又以不誉厂臣為罪，故不知者谓呈秀於厂臣為功首，於名教為罪魁。臣谓呈秀毫无益於厂臣，而且若為厂臣累，盖厂臣公而呈秀私，厂臣不爱钱而呈秀贪，厂臣尚知為国為民，而呈秀惟知恃权纳贿，其可恨也至矣。今呈秀乃以臣明目张胆之举為挟忿洩怨之事乎？ 旨令静听处分。 继杨所修之后，杨维垣又连上二疏参劾崔呈秀，但仍然不敢名言攻击魏忠贤，而是将崔魏加以区别。 《先拨志始》 徐大化，浙产也。占居京师，倡封疆之议，以杀杨、左，得魏忠贤之欢心，由三次考察部郎，不二年躐跻尚书，汇缘督理大工，克灭钱粮无算，后受铜商厚贿，那借惜薪司内库银二十万。掌司太监程呈芬妒其专利，力诋于忠贤，勒令闲住。至是，睹珰局将败，与表侄杨维垣密谋，令参呈秀以为翻身地。疏中虽劾呈秀，犹曲护忠贤。疏内云“厂臣公而呈秀私，厂臣忠而呈秀邪，厂臣犹知为国为民，呈秀但知贪钱坏法”等语。有旨：“奏内夺情事，先帝念殿工未竣，屡旨自明，不得苛求。” 而杨维垣之所以弹劾崔呈秀，又按文秉所言，乃是与徐大化密谋，欲以参劾崔呈秀为翻身地，以求撇开自己与魏党的关系。 天启七年十二月初六 耿如杞既释，廷臣多论荐者，遂起陞如杞太僕寺卿，如杞疏辞曰：恭绎明纶，一则曰具见风节，再则曰以励风节，臣即不拜逆璫生祠，止不过女子守贞，不為强暴所污，亦何风节？文有如南通政使杨所修忠孝一疏，御史杨维垣、贾継春首发崔魏之奸，皆绝世风节也，非微臣区区强项者比，皇上欲励风节，宜自三臣始，不允辞。 实际上，杨所修、杨维垣二人的举动，的确一度起到了作用，耿如杞就称赞他们绝世风节。 《崇祯朝野纪》：至八月甲寅日，熹庙已宴驾，诸奸秘不传；翊日，凶问彰露，始宣皇后懿旨告外。逆珰遣涂文辅等迎上入宫。上危甚，袖食物以进，不敢食宫中物也。是时，群臣无得见上者。上秉烛独坐，久之，见一阉携剑过，取视之，留置几上，许给予赏。闻处逻声，劳苦之。问左右欲给以酒食，安从取乎？侍者对：宜问之光禄寺，传令旨取给之，欢声如雷。 《酌中志》：先帝升遐，逆贤因文辅为徐应元照管之侄，目客氏之私人也，差文辅同心腹名下王朝辅迎请今上。圣驾践祚，不想朝辅选退，而文辅又叛客、魏与李永贞共拥戴应元，幸上察其奸斥之，先发凤阳。 《崇祯朝野纪》：七年八月，上即位，（李永贞）即告病，未允。至九月初七日，始准辞。十月初二，即自砌于私宅小院穴墙以通饮食。二十六日，闻逆贤允辞，始出墙见人。盖初求退，原欲与徐应元合成一局，摈退逆贤，从新另做世界。 熹宗死后，魏忠贤遣涂文辅迎信王入宫，但涂文辅在信王登基后不久，便背叛魏忠贤，与李永贞共谋推戴信邸内监徐应元取代魏忠贤，创造一个新的局面。 由此可见，所谓的熹宗靠魏党搞政治平衡，可谓无稽之谈。魏党的核心仍然是文官士大夫阶层，他们在政治上虽然与东林为敌，故而需要引魏忠贤为内援，但其政治理念仍然逃不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阶层，所以，他们在政治上与熹宗及其信任的魏忠贤走向分道扬镳是必然的。他们既敢在熹宗活着时候明目张胆的反对，在其死后，选择抛弃魏忠贤，而推戴与崇祯关系更密切的信邸内监徐应元也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崇祯不是天启，徐应元更成不了魏忠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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