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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穆宗逝世之前，命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高仪，与司礼监太监冯保，一起作为顾命大臣，同心协力辅佐其子朱翊钧。  朱翊钧即位后（即明神宗），顾命大臣本当同心协力，才不辜负先皇的托付。 然而就在此时此际，顾命大臣之间为了权力而明争暗斗起来，高拱与冯保的矛盾日趋尖锐化。 1、高拱的性格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进而为翰林院编修。嘉靖三十一年他与翰林院检讨陈以勤一起成为四十一岁的裕王（即后来的明穆宗)的讲宫（老师）。 一直到嘉靖三十九年，他被任命为太常寺卿、署国子监祭酒，才离开了裕王府。裕王侍臣的七年半生涯，为他日后进入内阁铺平了道路。隆庆年间的内阁辅臣，高拱以外，陈以勤、高仪、殷世儋、张居正，都是裕王讲官出身。 嘉靖四十五年(1566)，高拱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廷机务。在内阁中，首辅徐阶以外，有前年入阁的李春芳、严讷，以及与高拱一起入阁的郭朴。李春芳、严讷专门以撰写青词贺表而飞黄腾达，即所谓“青词宰相”。  高拱却是一个实务型官僚，颇想有所作为，于是乎与首辅徐阶渐生嫌隙。结局是，隆庆元年(1567)五月，高拱以“乞休”而结束了一年零二月的第一次内阁辅臣时代。到了隆庆三年十二月，吏部尚书杨博致仕，高拱以武英殿大学士第二次进入内阁，并兼任吏部尚书。 隆庆五年五月，六十岁的高拱出任内阁首辅，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铁腕宰相（朱元璋取消了中书省及丞相，以后的内阁首辅有相位而无相名)。 高拱一向以精明强干自诩，傲视同僚，对于张居正却有所提防，视为潜在对手。 他对张居正与冯保的密切关系，早有所知。 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病榻遗言》所说：
 看得出来，高拱与张居正的矛盾由来已来，尤其对于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的关系如此密切，感到莫名的威胁。 2、高拱的胜算隆庆五年十一月，殷世儋致仕，内阁辅臣只剩下高拱、张居正二人。高拱为了约束张居正，向皇帝建议增添内阁辅臣。张居正当即拟旨交付冯保，以皇帝的名义批示：“卿二人同心辅政，不必添人。” 这使高拱左右为难：
明穆宗死后，冯保与张居正的关系愈加密切。高拱不能容忍自己大权旁落，决定拿冯保开刀。他多次向刚刚即位的小皇帝表示，要扩大内阁权力，遏制司礼监太监的权力，不让冯保过多干预朝政。然后，他又与新近由他引荐入阁的高仪相商。高仪自知人微言轻，不愿卷入这场政治赌博，顾左右而言它。 高拱自视甚高，把事情的复杂性估计过低。他决定把自己起草的削夺冯保权力的《陈五事疏》，以阁臣联名的方式提交皇帝，高仪那边已经打过招呼，当然还得征求张居正的意见。 张居正当场一口答应，并且佯笑道：
六月初十日，高拱的《陈五事疏》送到了皇帝那里，它的主旨就是，严惩太监专政，削夺司礼监太监的权力，将权力集中于内阁。冯保并非等闲之辈，接到高拱的奏疏后，并不转送内阁，而由他代皇帝票拟圣旨“知道了，遵祖制”，短短六个字，实际是皇帝不予理会的委婉表示。  于是高拱再上第二疏，希望皇帝把奏疏转给内阁，由内阁票拟谕旨。皇帝同意，冯保只得遵旨将奏疏转送内阁，高拱便草拟皇帝批示：
皇帝已经批准，可以照办。高拱以为时机成熟，便要他的门生故吏上疏弹劾冯保，迫使冯保下台。 按照高拱的部署，首先发难的是以工科给事中程文为首的一批言官。 他们联名弹劾冯保“四逆六罪”、“三大奸”，罪名骇人听闻，措辞毫不掩饰，欲置冯保于死地。比如“不可赦”罪第一条，就是指责冯保虽然是个太监，却精通房中术，给先帝“海淫之器”、“邪燥之药”，导致先帝因此生病至死。显然是在指控冯保是害死先帝的元凶。仅凭这一条，足可处死冯保，何况还有“矫诏”假传圣旨等罪名。 因此这些言官建议皇帝，将冯保逮捕审问，明正典刑。如有巧进邪说，曲为保救者，亦望皇上明察。这前一句，不仅要把冯保罢官，而且还要他的性命；这后一句，含沙射影指向张居正，使他无法为冯保说情。  接下来，言官们掀起了弹劾冯保的浪潮，纷纷要求皇上严惩冯保。冯保虽然老谋深算，对嘉靖以来朝廷的权力斗争早已司空见惯，但如今自己挨整，毕竟有点手足无措。便派亲信向张居正请教对策。张居正告诉他：“勿惧，便好将计就计为之。” 3、蒙在鼓里的高拱张居正与高拱属于同一类型的实务型官僚，也是铁腕人物，而且棋高一招，精通法家的权谋术数。 权衡利弊得失，深知如果协助高拱除去冯保对自己并无好处；反之，如果协助冯保除去高拱，自己便可以升任内阁首辅。 正如文秉《定陵注略》所说，张居正是“深中多谋”之人，“耻居（高）拱下，阴与（冯）保结为生死交，方思所以倾（高）拱”。 现在摊牌的时机到了！于是向冯保献计，要他去激怒皇后、皇贵妃，由皇后、皇贵妃出面除掉高拱。张、冯秘密策划，他们的亲信姚旷、徐爵连夜出入东华门，三番五次联络协商。  此事的关键是，张居正向冯保透露了高拱在内阁中说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 明穆宗逝世后，继承者是年仅十岁的太子，秉性傲慢的高拱瞧不起小皇帝，口无遮拦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在一般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不会顶真，不会追究。 但是，现在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既然高拱攻击冯保是害死先帝的元凶，那么冯保就攻击高拱根本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心怀不轨。 这对于皇后、皇贵妃、小皇帝的孤儿寡母心态，是致命的一击，必然激起极大的愤怒，要对高拱予以严惩，以杜后患。 高拱的败局已定，不过他自己还蒙在鼓里。 4、没能等来的结局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宫中传出话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高拱满以为是小皇帝要下旨处分冯保，颇为兴高采烈。高仪惧怕连累自己，卧病在家。张居正前几天往天寿山视察先皇的陵地，归途中暑，借口在家中调理，回避今日的尴尬场面。 在小皇帝看来，今日事关重大，没有张居正，断断不行，便派人再三催促，张居正才姗姗来迟，扶曳而入。高拱见了他，难以抑止兴奋心情，连声说，今日之事，必定是为了前几天科道官弹劾冯保的奏疏。皇上有问，我一定以正理正法为依据回答。 如果触怒了皇上，我就离开此地，你来当首辅。张居正心中有数，表面上敷衍了一句：高公，别这样说。  高拱、张居正以及文武百官一行来到会极门，太监王蓁捧着圣旨出来，文武百官下跪接旨。一片肃静，大家都在忐忑不安地静候皇上的裁决。 只听得王蓁高声喊道：“张老先生接旨！” 接着，王蓁打开圣旨，一字一句念道：
这首圣旨以皇后、皇贵妃、皇帝联名发出，显得极为慎重，焦点是指责内阁首辅高拱专权擅政，蔑视幼主，因此自即日起革去他的官职，离京回乡。这样的圣旨，大大出乎高拱的预料。  先是王太监所说“张老先生接旨”一句，便大有蹊跷，他是政府第一把手，为何不说“高老先生接旨”？已经感到大事不妙。愈往下听，愈觉得不对劲，想不到遭到斥逐的不是冯保而是他自己，顿时浑身瘫软，直冒冷汗。 据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描述，当时的高拱“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地不能起”，在一旁的张居正“掖之起”，“使两吏扶携出”。身经百战的高拱，遭到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也招架不住，几乎瘫痪。 不过高拱毕竟是老政客，对此多少作过一些考虑，在上《陈五事疏》之前，就和高仪提及，如果此事不成，那就听凭对手诬陷，死生不顾了。只是结局来得太突然，满打满算，自己当首辅仅仅6天，就已经无法挽回。既然圣旨说“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只得立即动身离京，回到他的河南家乡。 5、张居正的表面文章张居正为了避嫌，与高仪联名上疏，说高拱历事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没有过失，请皇后、皇贵妃、皇帝收回成命，挽留高拱，希望考虑到先帝托付之意，不要罢斥，如果以为阁臣有罪，那么臣等愿意与高拱一体罢斥。 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张居正果然君子坦荡荡，挺身与高拱分担责任，百端为高拱评功摆好。然而联系到他与冯保密谋策划如何打倒高拱的幕后活动，人们不禁为张居正的虚情假意感到愕然，为政治家特有的两面派作风感到汗颜。 高拱当然也已经察觉到，此事是张居正与冯保联手的阴谋。第二天一早，他赶去辞朝——在宫门前拜别皇帝时，张居正对他说：“我为公乞恩驰驿行。”意思是让高拱享受驿站交通的优惠特权，体面地回乡。  高拱不领这个情，并且讽刺挖苦了张居正的挽留奏疏，表面一套，暗中又是另一套。 据说，高拱出京途中十分狼狈。 文秉《定陵注略》用这样的措辞来描绘：
他们一行来到良乡县真空寺，有亲朋故友前来接风送饭。高拱刚下车，就见一名官吏手持文书赶来，得知是张居正特地派人送来的利用驿站的通行证。他始终认为他的下台是张居正、冯保串通一气的阴谋，上疏挽留、驰驿，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政治手腕。 他那傲视一切的习性压抑不住，对来人发泄一通，说得激动，河南老家形容两面三刀的民间俗语脱口而出：
6、被吓死的宰相卧病在家的高仪，听说高拱“回籍闲住”的圣旨，大惊失色，担心牵连自己，忧心忡忡，病情加剧，呕血三日而死。 高仪入阁才一个多月，穆宗死，作为顾命大臣，在高、张两位铁腕人物的倾轧之中，虚与委蛇，在权力斗争达到白热化时，卧病不出，避免了麻烦；最后一死，彻底避免了今后的麻烦。此人一生秉礼循法，视权势如浮云，过着清贫的生活，死后差点无钱殡殓。 三位顾命大臣，一个斥逐，一个病死，剩下张居正一人，理所当然成为内阁首辅，一人独当辅佐皇帝的责任。  张居正、冯保在与高拱的较量中，结成权力联盟，内阁与司礼监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为张居正日后的改革，实施新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如他的助手内阁次辅申时行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
高拱回籍闲住，冯保胜利了，但心里还不踏实，提防高拱东山再起。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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