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病内科学专家黄宛：我参与的中外政要保健医疗工作

黄宛是我国著名心脏病内科学专家、医疗保健专家，现代心电图学奠基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心内科原主任。他曾参与中外政要保健医疗工作，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重建协和心脏科

　　1950年8月，我到协和医院报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开始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自1956年起，先是参与邓颖超大姐的保健，尔后又为周总理的保健医生讲课。

　　1957年秋，周总理得知时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回到太原老家后突然患了心肌梗死，便立即指示我速赴太原为傅部长检查。飞机抵达太原后，我立即奔赴傅下榻的太原宾馆。到太原后，据保健医生讲，傅患的不是心肌梗死而是胃肠炎，理由是他服药后呕吐得很厉害。我向傅部长详细询问了病情，认为心肌梗死的可能性很大，于是给太原市所有医院打电话，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台心电图机。心电图结果表明，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广泛心肌梗死，呕吐的原因不是胃肠病，而是服药不适引起的。于是我安排傅部长立即转院到太原市人民医院进行心脏诊治，治好傅部长后，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我参与的“医疗外交”

　　1965年初，我到解放军总医院担任一部副主任兼心内科主任。不久，“文革”爆发了。军医系统揪斗成风，我也被人盯上。年底，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到北京看病，住在玉泉山，总理派人通知我去为胡志明诊疗。当时不明真相的我还一本正经地对总理说：“我听说胡主席是神经系统的病，与心脏上的关系不大，我去不大合适吧？”总理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怎么这么不动脑筋？北京医学界的知名人士你都较熟悉，你去了之后将来协调会诊好办。”到了玉泉山之后，我才明白，总理是在想办法保护我。

　　胡志明返回越南两个月后，医疗组自行解散。6月中旬，我回到了总医院心内科。不料这便开始了挨整的日子，我被邱的爪牙安排到京郊的大兴县去收割小麦，一直到第二年2月。这时，总理再次点名让我去给胡志明同志治病。见到总理，我心里特别高兴。总理话不多，只是对我说：“胡志明主席心脏情况很不好，我让你出趟差，到越南去，你思想上有什么负担没有？”我对总理说：“我犯了错误，批评还没结束，我怕我还会犯错误！”总理笑了笑，然后很严肃地说：“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早期的事，你要正确对待，放心吧！”在总理的安排下，第二天我就抵达了越南，成功救治了胡志明，回国后也就再没有人算我的老账了。

　　1970年秋，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心脏情况不好，他的保健医生向他推荐了我。于是，总理又要求我去给霍查治疗。我迅速飞往阿尔巴尼亚。我观察霍查病情后发现，他的情况和胡志明的一模一样，是典型的“无Q波心肌梗死”。按照我的治疗方案实施后，霍查的病情有了十分明显的好转。

　　1979年，越南领导人黄文欢因患肺结核，准备送往东德治疗。途经巴基斯坦时，他们向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反映，希望能到中国医治。使馆人员把此情况报告中央后，决定让他到我们医院来。黄文欢住进总医院三部后，我们很快成立了专门的医疗组对他的病情进行分析，诊断为肺癌。当时，有的同志认为，黄文欢的心脏不好，虽患肺癌，但做手术风险太大，趋向保守治疗。我则认为：黄患的是肺癌，手术风险的确很大，但这是当时最好的治疗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患有较明显的缺血性心脏病都被认为是做大手术的禁忌症。我反复分析，认为如果病人不马上实施手术，癌细胞很快就会扩散，这无异于宣布死刑。我决定请北京结核医院和肿瘤医院的专家一起会诊。他们的意见也不统一，不同意手术的理由就是怕在手术中心脏出问题。为此，我当即表态说：“如果是因为怕心脏方面出问题而不进行手术，那么我可负全责，心脏方面的问题我包了！”这样一来，决定做手术的意见占了上风。

　　越南方面又让日本医学专家参与意见。日本派出的医疗队给出的意见和我一样，认为虽有心脏病，但必须而且能够手术。结果，手术进展顺利，肿瘤切除了，心脏也未出大问题。黄文欢后来又生活工作了十多年，从而打破了当时肺癌患者活不过两年的说法，突破了心脏病患者做大手术的禁区。

　　（摘自《百年潮》第9期 黄宛口述 罗元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