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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清朝国力日渐衰微，而阶级矛盾却日益尖锐。1845年，在远离统治中心的广西地区，起于东南沿海的秘密结社组织天地会，率先爆发起义，并逐渐席卷八桂大地。 而几乎就在天地会风起云涌的同时，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等人，也在广西开始以“拜上帝会”的名义传播教义、吸纳教众，为日后的起事暗中积蓄力量。  但由于天地会起义正蔓延各地，令清政府焦头烂额、疲于应付，一时无暇顾及拜上帝会的发展。 却不知此时广西的崇山峻岭之中，这一股远比天地会更可怕、影响更深远的反清力量，正在悄无声息中凝聚成型，并将最终酝酿成翻天覆地的巨大风暴。 而这场风暴，将在未来的十几年里，让爱新觉罗的统治者们坐卧不宁、寝食难安。 传教紫荆山1843年，而立之年的洪秀全第四次应府试失败，对科举之路彻底绝望的同时，一本叫作《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无意中进入了他的视线。 这本由广州传教士梁发编撰翻译的基督教科普性读物，还是1836年洪秀全第三次赴广州应试时偶然所得。  《劝世良言》中关于“天父上帝”的描述，让饱受科举打击的洪秀全在得到心灵寄托的同时，也受到了莫大的启发，彷徨迷茫的人生也似乎从此寻到了光明的出路。 也就是在1843年，洪秀全结合《劝世良言》的内容，以及自己对基督教的理解，创立了“拜上帝教”，同时将《劝世良言》作为上帝传言的天书，推荐给了花山同乡兼亲密好友冯云山。 冯云山也是两次府试失败的落第童生，同病相怜的人生际遇，同声相求的人生抱负，让两人很快对未来有了共同的打算，并开始在家乡尝试传教。 虽然基督教的平等观和劝人为善的理念都具有相当积极、正面的影响，但拜上帝教仅信奉天父“爷火华”为唯一真神，却将其他宗教神灵视为妖魔邪秽，甚至连儒家学说和至圣先师孔子都斥为异类。 这样的教义，与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思想产生了极大的碰撞，必然遭到家乡父老和世俗社会的强烈抵触，因此，两人初期在广东的传教过程并不顺利。 1844年，为打开局面，洪、冯二人由广东辗转来到广西，继续传教，但结果依然不甚理想，洪秀全于是返回花山，而冯云山则只身来到了桂平的紫荆山区。 不得不说，冯云山其人，确实是太平天国不可多得的人才，更是一位富有天才的组织者和实干家。  此时他虽孑然一身，举目无亲，却很快和当地底层劳动人民打成了一片。 在紫荆山区生活着的，绝大多数都是以斫山伐木为生，文盲或半文盲的贫苦烧炭工人。这样一群人，虽然文化水平较低又缺乏受教育的机会，但反过来，受封建文化和儒家学说的影响自然也就相对有限。 这不仅为他们日后接受“拜上帝教”的教义和信仰创造了条件，同时，生活的苦难和压迫，又让这些世世代代处于社会最底层而无法翻身的贫苦大众，具备了揭竿而起的现实基础。 在冯云山孜孜不倦的努力下，不过短短数年时间，毫无群众基础的紫荆山区，“拜上帝教”得以蓬勃发展。  到1847年8月，洪秀全再次来到广西时，超过三千人的核心教众已然成型，而这些后来被太平天国称为“平在山元勋”的骨干分子里，便包括了后来大名鼎鼎的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等人。 金田团营的重要决策天地会的兴起并逐渐走向高潮，打乱、破坏了清政府在广西的封建统治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掩护和保障了太平天国这点星星之火的蓬勃发展。 1847年，趁天地会如火如荼之际，拜上帝教在洪、冯的带领之下，乘此逾出紫荆一隅，分别在平南、贵县、象州、武宣、藤县、甚至边远的陆川、博白、广东信宜一带，开辟了若干新的基地。 到1850年时，围绕金田、紫荆的中心区域，拜上帝教教众已达二、三万人。  而随着洪秀全的到来，“拜上帝教”的活动，由此前单纯的宣传教义、吸纳教众，转变为更加激烈的灭偶像、反宗教斗争，一系列破坏神坛社稷、捣毁庙宇神像的举动，在金田及周边基地不断上演。 这样的行为，大大加剧了“拜上帝教”与当地乡绅地主之间的矛盾，并最终被劣绅王作新以“迷惑乡民，结盟拜会，约有数千人，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为由，将“罪魁祸首”冯云山缉拿入狱。 冯云山在县城大牢饱受折磨，洪秀全束手无策，会众更是惊惧不安。关键时刻，杨秀清挺身而出，伪装“天父下凡”稳定住了局面，也安抚了教众的情绪。 虽然此后众人捐征钱财，贿赂官府，最终营救出了冯云山，但官绅联手对拜上帝教进行镇压和迫害，让各基地开始自发掀起武装反抗。 石达开、胡以晃、凌十八等核心成员，相继集中教众，购置和制作武器，组建军事力量。 内、外部形势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因势利导，积极准备和规划，武装暴动的时机臻于成熟。 1850年8月，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胡以晃等在金田举行高层会议。 决策集团通过会议发布起义命令，号召周边各基地教众迅速集中，并尽快奔赴金田团营。 同时，在金田团营期间，为保证洪秀全、冯云山两大首领的人身安全，会议决定二人随胡以晃赴平南县花洲山人村密藏，不公开出面指挥，而在幕后策划和指导起义。 但正是这一出于安全考虑的决策，为日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当然这是后话。 误打误撞竟成致命一击团营令下达后，周边各基地教众开始武装集结，并迅速向金田靠拢。 1850年7月，天地会首领陈亚贵率三千人攻陷武宣县城，清兵死伤颇众。据城两天后又袭击象州、再克修仁、荔浦县城，直逼省会桂林。 10月，贵县又爆发大规模的“来土械斗”，清军官兵、地方团练、天地会武装均参与其中，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金田周边风起云涌，广西巡抚郑祖琛只得将有限的兵力用于围剿陈亚贵和对付“来土械斗”之中。 清军的兵力被牵制、注意力被分散，客观上为外围拜上帝教人员的顺利行军提供了条件，其中，石达开在贵县号召五千信徒，黄文金从博白组织六千教众，秦日纲于龙山集结两千矿工，均顺利抵达目的地，一时之间，金田境内已聚集超过两万拜上帝教的信徒。  此时，洪秀全、冯云山正藏匿于金田总部东北的平南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中，两地相距百里，中间均是崎岖山路。 之所以将洪、冯二人安置于此，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但这样的决定也存在严重的隐患。 首先，花洲距金田总部较远，交通不便，资讯不畅，影响联络和军事指挥。而且，交通线并不安全，容易为清军切断，因而可能导致被各个击破的后果。 1850年12月，郑祖琛在镇压陈亚贵起义，及“来土械斗”告终后，立即着手分兵围剿金田及花洲两处。 阴差阳错的是，清军在围剿金田时，并不知道“匪首”洪、冯在花洲密藏，只是因为“金田下通平南，恐贼匪被官军进剿，从下游窜越”。  有鉴于此，清军选择在花洲以南的思旺驻扎，任务是“择要安营，实力协剿”，防堵金田太平军由思旺，向平南一线转移。 但正是因为清军误打误撞的军事安排，却在不经意间让花洲基地以及隐藏其内的洪、冯二人面临极大的危险。 洪秀全是拜上帝教的创建者和精神领袖，冯云山是军师和智囊，也是早期最重要的核心成员和领导者之一。 如果花洲失陷，并最终导致洪秀全和冯云山被俘，那么对于此时尚处于襁褓之中的太平天国而言，不啻于是灭顶之灾。 必须胜利的迎主之战清军甫至思旺，平南知县倪涛以为后援扎实，于12月20日督率兵壮率先向花洲基地发动了攻势。 但胡以晃指挥花洲会众给予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倪涛初战失利，阵亡兵丁五十余人，携败兵退至思旺，与此处李殿元等合军防御反攻，后又以重兵围困花洲山人村。 李殿元等军扎思旺，围困花洲，切断了与金田的交通线，严重威胁了洪、冯的安全。其后胡以晃多次率会众突围，无奈兵力有限，始终无法冲破清军的封锁。 胡以晃见势不妙，就派出最熟悉地形的村民，绕过围困清军的关卡，向金田大本营求援。 杨秀清获悉洪秀全身处险境，立即制定紧急救援计划，并选派了熟悉地形和道路的平南首领蒙得恩作为这次营救行动的指挥员。 蒙得恩经过侦查弄清了清军的兵力部署：李殿元率主力扎思旺外围，张镛督团练驻守圩内，至于包围花洲的则是倪涛所督当地团练武装。 12月27日凌晨，蒙得恩奉命潜师行军，由山间小路偷袭五峒山隘口的清军哨卡，将守卡及探信兵壮杀散，越过关隘之后，随即将部队分为两起： 第一起疾速奔袭，向思旺外围李殿元军发起突然进攻。第二起为预备队，在外围待命。 李殿元部遭到突然袭击，惊慌失措之下，不分东南西北，胡乱放枪开炮，蒙得恩率众佯装败退，以图将清军引出驻防地。 清军不知是计，衔尾直追，这时早已等候多时的第二起预备队，突然从侧翼杀出，而蒙得恩又随即率众掉头反击。  清军陷入优势太平军的猛烈攻击之下，无法施展火力，只好仓皇逃遁、溃不成军，思旺外围守军溃散，却将张镛的团练丢在了圩内。 蒙得恩乘胜直捣思旺圩内，山人村的胡以晃也及时集结人马由村内向外反扑，团练勇丁纷纷丧胆逃命，张镛死于乱军之中，思旺之围解除。28日，众人迎接洪秀全胜利返回金田村总部。 思旺迎主之战，是太平天国正式与清政府武装对抗的开端，在这场开局之战中，新兴的太平军计划周密，指挥得当，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赢得了这场不能失败的战争，在鼓舞和振奋军心的同时，更为不久之后金田起义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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