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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霖|《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三)

 殘荷聽雨 2022-03-09
三、刘承禧与《金瓶梅》成书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特别提到了“今惟麻城刘涎(延)白承禧家有全本”,故刘承禧确是探讨《金瓶梅》成书过程中的一个受人注目的人物。

戴望舒先生的《关于刘延伯》、孙楷第先生的《也是园古今杂剧考》根据《黄州府志》、《麻城县志》等材料,勾勒了一个刘承禧其人的概貌。

他们虽然并不着眼于探索刘承禧与《金瓶梅》的关系,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点有关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朱星先生等提供的《快雪帖》跋语,也有助于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马泰来先生撰写的《麻城刘家和<金瓶梅>》一文,挖掘了不少材料,大大地推进了这一问题的研究。

我在撰写《金瓶梅作者屠隆考》时,虽然认为屠隆与刘承禧之间关系非同一般,但只凭借了戴、孙两位的材料而未曾用力查检。

事后,承马泰来先生来信,提出了“屠隆《寄赠大金吾刘公歌》和《与刘金吾》函的'刘金吾’疑为守有”的问题[23]

“刘守有官运亨通,掌锦衣卫,可以称为'大金吾’;刘承禧曾否亦居此位,史未明言。(《麻城县志》:“孙守有、曾孙承禧、玄孙侨,均以世袭,仕至都督,”疑有误,众人皆世袭,或仅守有、侨二人仕至都督。)刘守有于张居正执政时掌锦衣卫,未知何时离职。离职后,刘承禧即继掌锦衣卫,几为全无可能之事,盖所谓世袭,指锦衣千户言。”

故他认为,屠隆罢官在万历十二年,屠隆在京结交的“刘金吾”只能是其父刘守有。

刘承禧究竟何时掌卫?何时罢官?到目前为止,虽然尚未查到直接的记载,但我认为冯梦龙的《情史类略》卷六《情爱类》中《丘长孺》一节为我们提供了信息。

这篇文章,实在可以当作“刘承禧传”来读。从中不但可以考察到刘承禧执金吾的大致时间,而且可以清楚地窥见其人的作风,从而进一步了解他与《金瓶梅》的关系,不妨全文照录如下:


丘长孺
丘长孺,名坦,楚麻城世家子,性喜豪华,尤工诗字。其姊丈刘金吾,亦崇恺之亚也。先是吴中凌尚书云翼以坑儒挂弹章,长子延年宦锦衣,都中行金求免,刘以僚谊,贷之数千,已而两人者皆罢归。
时吴中女优数队,白姓最著,其行六者善生,号为六生,(眉批:吴妓至今称某生,自六生始。)声色冠绝一时,凌与狎焉。闻刘有游吴之兴,度必取偿,乃先居六生为奇货。刘既至,六生以家姬佐酒,请歌一发,四座无声。刘惊喜欲狂,愿须臾获之,不复计明珠几斛。
凌俟其行有日,杂取玩器辅六生以往,刘为焚券而去。刘本粗豪,第欲夸示乡人,无意为金屋置也。比归,日索六生歌娱客。楚人不操吴音,惟长孺能,以故长孺以六生遂以知音成密契,每在席,目授心许,恨开笼之无日也。久之,刘意益怠。长孺乃乘间请偿金如凌准数而纳六生为侧室。
刘亦浮慕侠名,即遗赠。长孺大喜过望,自谓快生平所未足,而六生亦曰:吾得所天矣。居无何,客或言此两人先有私者,刘怒气勃发,疾呼六生来讯,不服,酖之。长孺适在乡,闻报驰马亟归,哀乞其尸。
刘愤然曰:人可赠,尸不可素得也。长孺致五百金赎之以归。面如生,惟右手握固。长孺亲擘之,乃开。掌中有小犀盒,内藏两人生甲及发一缕,盖向与长孺情誓之物也。长孺痛恨如刳矸肺,乃抱尸卧凡三宿,始就殓,殓殡俱极厚。
事毕,哀思不已,曰:吾见六生姊娣,犹见六生耳。乃携千金至吴下,迎白二同栖于张氏之曲水堂。二复进其妹十郎,十学讴于二,故相善。两姬感丘郎情重,愿为娥皇之从。事未成而十郎适以谑语取怒于居停主人。
主人漏言于白氏。白氏乃率其党百人,伺长孺早出,突入其舍,于衾帷中赤体劫两姬去。长孺恚甚,将讼之长洲江令。令,楚产也。长孺谋之朱生。朱生曰:徐之,且不必然。乃以危言动白氏,俾以二归长孺而薄其聘。长孺乃罢。又数年,刘金吾有姻家为云间司李,乃复为吴下游。
而白老适坐盗诬,丐刘为雪。事定,具饬楼船中,使十郎称谢,因留宿。中夜,十郎讯及长孺,刘曰:我妹婿也。十郎上道往昔,泣下不止。刘慰曰:无伤,在我而已!乃密戒舟人挂帆。
觉而追之,则在京口矣。白夫妇叩头固请,刘曰:汝女与丘公有语在前,吾当成之。今偿汝百金,多则不可。夫妇持金哭而返。刘竟携十郎归楚送长孺家,曰:吾以谢六生之过。
子犹氏云:余昔年游楚,与刘金吾、丘长孺俱有交。刘浮慕豪华,然中怀鳞介,使人不测。长孺文试不偶,乃投笔为游击将军,然雅歌赋诗,实未能执殳前驱也。身躯伟岸,袁中郎呼为丘胖,而恂恂雅饰,如文弱书生,是宜为青楼所归矣。
白二墓在城外之五里墩,而十郎竟从开閤之命。盖十郎性轻,遇人辄啼,少时属意洞庭刘生,强使娶已,及度湖,遂凄然长叹,年余复归于白,未三月,遂为金吾掠去,依二而居,二死而遂去之,杨花水性,视二固不侔矣。
长孺夫人即金吾姊,亦有文,所著有集古诗及花园牌谱,行于世。

这篇文字是比较信实的。冯氏“昔年游楚,与刘金吾、丘长孺俱有交”,不可能胡言乱语。就中所载事实,也多可证实,如云“长孺夫人即金吾娣,亦有文,所著有集古诗及花园牌谱行于世”段,就可于《午梦堂全集》中得到验证。

《情史类略》

此集《伊人思》中,选录丘刘诗两首。编者在“丘刘”下注云:“湖广麻城丘长孺夫人,集唐最工,今所录皆集句也。”

而更巧的是,选录的两首诗是:一曰《忆长孺》,二曰《亡弟刘金吾延伯歌姬尽散有感赋集》,后一首共有七言八十句,抒发了“回首旧游真是梦,起看天地色凄凉”的哀怨之情,显然,这是作于天启二年刘承禧故后。

再如,《丘长孺》中写到了刘承禧两次来吴,其第二次与余清斋主人吴廷《快雪帖跋》中所载一拍即合:“余后偕刘司隶至云间,携古玩近千金。余以他事稽迟海上,而司隶舟行矣。同样说到去云间,同样说是刘乘船突然回去的。

而这次刘承禧带了近千金的古玩回家时,在当阳还碰到了袁小修。袁小修《游居杮录》载此遇曰:“舟中晤刘廷伯,出周昉《杨妃出浴图》,……又有《浴鹌鹑》一小图,黄荃笔。”

此时是万历三十七年,据冯、吴记载,此时刘承禧早已罢官多年。再看,袁中郎在万历二十七年写的《和丘长孺》中说:“白家曲子规如珠(丘善歌,白姬所授也)”,在《丘长孺醉歌,和黄平倩》中说“白二,丘郎姬也”,都说丘长孺游北京时已带了白二。

而据《丘长孺》所载,丘初遇白二乃在六生死后,离刘承禧罢官后第一次游吴也有相当时间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丘长孺》开头“吴中凌尚书云翼”的一段记载,据《明史》卷二二二载:“凌云翼,……以病归,家居骄纵,给事、御史连章劾之,诏夺官后卒。”

他最后被“夺官”就是“家居骄纵”,“以坑儒事”,今查得凌“以坑儒挂弹章”事发生在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明实录》十二月载:

丁巳,直隶提学御史詹事讲疏论吴县乡官原任兵部尚书凌云翼家人韩文殴死生员章士伟,诱辱通学生员张元辅等,上命抚按严究具奏,凌云翼候问明定夺,南京给事中徐植等、御史陈奇谋等连疏劾之。

于此可见,刘承禧在万历十五年前已“宦锦衣”,与凌延年有“僚谊”。

凌延年即凌元德,《万历野获编》卷十六云:“吴中一大司马子授金吾者,则指凌洋山云翼子元德也。”

这说明凌、刘都为“金吾”,“已而两人者皆罢归”,此语气就说明两人罢归的时间相距不远,再看《明实录》万历十六年十一月载刘守有罢官事云:

壬戌,贵州道御史何出光劾内侍张鲸及其党鸿胪寺序班邢尚智、锦衣卫都督刘守有相倚为奸,专擅威福,罪当死者八,赃私未易缕指,上命张鲸策励供事,邢尚智、刘守有等革任,……壬申,刑部复议张鲸、刘守有、邢尚智赃罪,尚智论死,守有斥。……

刘守有的罪状既然有“相倚为奸,专擅威福”,怎么可能其子不属同党之列而反袭职?

因此,早已“宦锦衣”的刘承禧也必在同时罢官,这也就与“已而两人者皆罢归”相合,总之,我们用其他材料证之冯梦龙的《丘长孺》,就可见刘承禧当在万历十六年前已为锦衣卫指挥,十六年与父同时罢官,此后再未复官,长期闲居在家,其间曾两次去吴。


那么,刘承禧何年任锦衣卫指挥使呢?最大的可能是万历八年庚辰。本来,明代的锦衣卫官兵多世袭,但一般袭荫都在卫指挥以下,如刘承禧的叔叔刘守蒙、刘守孚都袭锦衣卫千户。

刘家靠祖上军功,荫袭锦衣卫的人不少,但官至锦衣卫指挥以上的就只刘守有、刘承禧、刘侨三人,而刘承禧何以能官指挥使呢?恐怕是由于他在武举中成绩出色的缘故吧。

据《黄州府志》卷十七“武科表”载:“庚辰:刘承禧,会魁,锦衣卫指挥;癸未:刘守有,锦衣卫指挥,加太傅。”可见刘承禧于万历八年庚辰会试第一时比他已成锦衣卫指挥使的父亲中武进士还早一科,这就不能说“父子并为锦衣卫指挥”(孙楷第语)没有可能了。

刘承禧约于万历八年起至万历十六年当锦衣卫指挥,就与屠隆有一段相交的日子,据《丘长孺》一文所载“刘本粗豪”,“浮慕豪华”,“亦崇恺之亚也”,他嗜声色,好交游,多挥霍,性残忍,很有一点“西门庆”之流的气度,写到这里,不能不使人想到明代人关于《金瓶梅》作者的一些传说,

往往在种种虚假的外衣下包含着某种合理的因素,例如袁小修《游居杮录》说作者是“绍兴老儒”,这和鄞县人屠隆不能说毫无关联,而谢肇淛的《金瓶梅跋》说:“……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就更使人联想到这位“凭怙奢汰,淫纵无度”的“金吾戚里”,很象《丘长孺》中的刘金吾承禧,

说来也正巧,当时把《金瓶梅》借给这位谢肇淛看的袁中郎之弟小修,在给梅国桢写传时也使用了“金吾戚里”的词汇,而这个“金吾戚里”正是指梅的姻亲刘承禧家:(梅)“游金吾戚里间,歌钟酒兕,非公不饮,”

我们再看《金瓶梅》中的西门庆,虽然并未官至锦衣卫指挥,但也官“金吾副千户”(第三十回)、“锦衣千户”(第三十六回),与“金吾”毕竟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我觉得屠隆在塑造西门庆形象时,与刘承禧这位“金吾戚里”并非没有一点联系!

关于《金瓶梅》的成书问题的讨论不仅仅关系到对这部小说本身的研究,而且也涉及到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许多问题。

笔者不揣愚陋,发表了以上一些浅见,谨请诸位先生及广大读者指教。

《黄霖<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注  释:

1刘辉《北图馆藏<山林经济籍>与<金瓶梅>》,《文献》,1985年第2期。

2初发表于1962年第四期《湖南师院学报》,1984年5月收入湖南古典文学研究会编《古典文学论文选》,易署名为“龙华”,内容也略有改动。

3徐先生于1984年第三辑《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的《金瓶梅成书新探》一文,对原先主张“《金瓶梅》     的写定者是李开先”的说法作了修正,认为“《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李开先“崇信者”的范围就相当广泛了,甚至可以包括屠隆、汤显祖、沈德符等万历时期的作家。至于写定的年代,徐先生将“下限”也修正为万历十七年。但从整篇文章的意思来看,实际上还是坚持嘉靖年间李开先写定的看法。

4魏子云《金瓶梅审探》,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因《开卷一笑》中出现万历年号。徐朔方先生认为此书编在康熙以后,见1984年第3期《杭州大学学报》。

6、7、10、11徐朔方《<金瓶梅>成书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3辑。

8张远芬《也谈<金瓶梅>中的一诗一文》,《复旦学报》,1984年第3期。

9黄霖《<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复旦学报》1984年第4期。

12章培恒《论<金瓶梅词话>》,《复旦学报》1983年第4期。

13据《万历野获编》载,屠隆于万历五年至十一年为青浦县令时曾欣赏过昆曲勃兴时的初期作品《浣纱记》,但他作为浙江人,最娴熟的可能还是海盐腔。只用到13部分注释及学报名称

14我曾在《<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及《金瓶梅作者屠隆考》中有所论证。见《水浒争鸣》第1辑与《复旦学报》1983年第3期。

15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光明日报》1954年8月29日。

16日本阿部泰记《论<金瓶梅词话>叙述之混乱》,日本《人文研究》第58辑。引文由笔者译。

17《从金瓶梅序跋探全书原貌》,见台北《书和人》第494期。海峡对岸的魏先生的大文均托热心的薄赵韫慧先生转赠。

18笔者受魏先生启发而认为词话本有政治讽谕之意。见1985年第1期《学术月刊》载《论<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

19魏子云《贾廉、贾庆、西门庆》,台湾《文艺月刊》,第159期。

20魏子云在《武松、武大、李外传》、《王三官、林太太、六黄太慰》,分别见台湾《文艺月刊》180、181期及《书目季刊》第18卷第1期。

21马泰来《有关<金瓶梅>早期传播的一条资料》,魏子云先生的《金瓶梅的史料探索》,分别见《光明日报》1984年8月14日《文学遗产》,台湾《中华日报》1944年10月19日。

22魏子云先生曾有考证。另据《元旦除夕诗》中的《己酉元日》、《岁朝春序》等也可证其生于是年。

23马泰来先生来信,提出了“屠隆《寄赠大金吾刘公歌》和《与刘金吾》函的'刘金吾’疑为守有”的问题。参见1984年第3辑《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的《诸城丘家与<金瓶梅>》。


文章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复旦学报》,1985年第4期。后收入《黄霖<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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