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批评一篇偏题的教师下水作文和一种有害的“书卷气”文风

 钟楼语文 2022-03-09

昨天发布《有些教师下水作文和学生作文一比,简直是公开处刑》一文后,收到了相关人员的警告。考虑到该文部分激烈言辞已超出其接受范围,故先将其删除。为呵护涉事人的玻璃心,现尽量隐去文中可以联想到个人的信息并删去文末的诛心之论,将讨论作文与教学的部分再次发布。毕竟,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教师个人的水平与道德的问题,而是作文应试教育的普遍问题。

《教师法》规定老师应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老师写下水作文是提高自身素质的方法,也是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重要途径。但老师和学生的积累不同,老师所写下水作文,对于学生更多是思路上的启发,不宜“逼迫学生就范”,让他们“千方百计地模仿”老师的“下水之作”。

另外,下水更大的意义,是让老师体会到审题、构思和行文中的甘苦,让老师在命题和指导时,多一点谨慎和谦虚。如果老师写出的文章思想贫弱,文笔寻常,甚至明显偏题、套作,还自爆其短,就难免自取其辱了。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篇□□□发表于《□□□》杂志“□□□”栏目的文章《让作文多些书卷气》,就是如此。 

该文主体是针对南京某年高三零模卷作文的一篇教师下水作文和一篇学生考场作文。我们先把作文试题列在下面。

南京市2015届零模作文

阅读下面明代《笑林》中的一则笑话,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角度自选;立意自定;题目自拟;除诗歌外,文体自选。

车胤囊萤读书,孙康映雪读书。一日,康往拜胤,不遇,问何往,门者曰:“出外捉萤火虫去了。”已而胤答拜康,见康闲立庭中,问:“何不读书?康曰:我看今日这天不像个下雪的。” 

该文所引学生作文尚属佳作。

【学生作文】

“招牌”

鲁迅先生在《集外集拾遗》里写道:“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

这里的“招牌”可不是什么商家注册的镇店之宝,而是一个涂脂抹粉的标志、一场浩浩荡荡的声势、一个金光闪闪的信号——“瞧一瞧,看一看,这件事情我来做了。”可这“招牌”的背后是什么?车胤的门者答:“我家老爷是读书的。可今日'囊萤读书’牌上的萤火虫没了,所以老爷出门捉虫去了。”孙康说:“映雪读书、映雪读书,雪不下,怎么读?”

“招牌”上虎虎生威地书写着四个大字——“形式主义”。这里的车胤囊萤读书,读的不是实书,是萤火虫的微光。这里的孙康映雪读书,读的不是经略,是大雪天里的寒凉。车胤、孙康高举着一块“读书”的招牌,做的却是浮于表面、流于形式的捉萤、盼雪。这样的本末倒置、这样的一味追求形式着实不可取。

古时候有位书生,自称是苏东坡的崇拜者。有人问他:你是喜欢苏东坡的诗词呢,还是喜欢他的书法?书生答道:都不是的,我喜欢吃东坡肉……这是王小波在《苏东坡与东坡肉》一文中叙述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我们身边时刻上演。

挂个“招牌”就万事大吉。当下的“车胤”“孙康”们依然存在:下基层,拍拍照、合合影、深情地凝望凝望土地就算关注过民生民情。更有甚者,索性连门也不出,找个会图像处理的,把照片合成一下,放在业绩里,也算是做过大事了。有人被这弄虚作假的工作照打下台。“人是社会的集合”,有这么几个“缩影”的存在,就不难想象社会上还会有多少扯着一张“招牌”,不干实事,走形式主义的“车胤”“孙康”存在!

不由想到社会评论家熊培云先生在《自由在高处》一书中讲的一个事实:几年前中国人在故宫里办星巴克被谴责过于西化,覆压传统文化。于是主管大笔一挥,把星巴克的英文牌匾换成个什么“紫禁城咖啡店”的招牌就一了百了了。传统文化招牌是在了,招牌背后做的却还是换汤不换药的外国饮品买卖。白白地走个宣传传统文化的形式主义,真正发挥的正向影响力有多少?真正做的实事又有多少?

确实,挂个“形式主义”的招牌多轻松啊!这份“轻松”让人不想拒绝、无力拒绝、懒得拒绝。或许这里车胤、孙康的囊萤映雪只是个笑话,让人一笑即罢了。但其背后所指目的问题,我们是否又能一笑置之?是不是只有等到这“轻松”的形式主义压垮了生活的担子,才会有人幡然醒悟?

肖峰在《中国缺什么》一书中发问:“中国到底缺什么?”中国不缺圣贤书,更不缺人才。中国缺的是形式主义背后的实事,缺的是“招牌”背后的实心!

文章以“招牌”为题,精准切中材料提出的形式主义问题。行文时先用鲁迅的话作引,再由解释“招牌”的含义入笔,结合对材料情节的演绎,勾画出形式主义者的嘴脸。之后再由学习上的形式主义,拓展到官场、商场,分析政治生态和文化消费。这样的结构,完全符合寓言类材料的写作规律。

我们再来看教师下水作文。

【教师下水作文】

我再问一遍:你为什么读书

世界上越是看似“轻如鸿毛”的发问,其意义越是“重于泰山”,例如“你吃饭了没有”,这个问题关注的是你是否能活着——不吃饭或没饭吃,就无法活着;例如“你为什么活着”,这轻轻一问,问及了周国平先生经常思考的有关“灵与肉”的形而上的问题;而“你为什么读书”,这也是一个叩问灵魂的问题,它引人深思的是,读书是否能达到“纯粹”之境界。

《笑林》中这个奇葩的故事,让我嗤之以鼻的就是车胤和孙康读书不纯粹的问题。

非萤火虫不读,即使捉萤火虫的日子是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再适宜读书不过的日子。难道他有恋虫癖?非下雪不读,即使不下雪的日子,是暖风习习的春天,是白昼漫长的夏天,是天高气爽的秋天。难道他有恋雪癖?

非也!

依我看,此二人“读书之意,在乎功名之间也”,车胤捉虫既不是喜欢虫,囊萤读书,其实也不是为了读书,是为了“炫读”;孙康待雪也不是喜欢雪,映雪读书,其实也不是为了读书,是为了“炫读”。

说他们读书是种形式主义,这种观点也是形式主义,因为它不够深刻。对此二人读书“行径”深刻的解读是:这是一种功利化行为,是一种娱乐化行为,和读书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去。

假装的特异性,荒唐的刻苦性,荒谬的逻辑性,内心想换来的不过是万世敬仰的大名,尽管这种大名是欺世盗名;想换来的不过是汉语词典的一个褒义词“囊萤映雪”,留待后世点赞,尽管这个成语中包含诸多畸形。

“捉虫与吊诡齐飞,待雪共无聊一色”,把学习知识,提高修养的读书行为演绎得如此休闲、如此穿越、如此吊诡,放在今天,两人再在萤火虫飘舞或者银装素裹的书房边高挂一醒目大匾——非诚勿扰,那绝对是收视率极高广告费极高的娱乐节目了。

美景,美名,美则美也,只是不是美读。

想起中举就发疯的范进,我常嘲笑他读书就是为了科举,科举为了做官,做官为了捞钱捞名;如果范进和车胤、孙康的老谋深算来比,那他也只能叹一声:我真傻,真的!因为车胤和孙康便是钱理群先生愤怒批判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对那些功利化娱乐化的读书方式,我只愿贾宝玉来到这里,就像批评劝他读四书五经考功名的史湘云那样说一句:“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而真正的读书感觉也许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读《西厢记》的感受: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这种纯粹的读书感受拒绝囊萤,拒绝映雪。

我再问一遍,你吃了吗?你为什么活着?你为什么读书?

投票箱

我们认为以上教师下水作文与材料一丝相连的只有“读书”,而材料的核心实在“囊萤映雪”。下水作文也提到了形式主义,但只用一句话就放弃了这一立意:“说他们读书是种形式主义,这种观点也是形式主义,因为它不够深刻。”而对所谓的“深刻”,毫无论述。把瞎话说得如此气壮,明目张胆地抛开材料,来导出下文的套作,真叫人瞠目结舌。

车胤和孙康的读书确实不纯粹,但要说他们“炫读”,近乎“莫须有”,说是“功利化行为”,就是作者的小人之心了,至于“娱乐化行为”,就完全跟材料八竿子打不着了。

开了“功利化”这个大口子,自然什么都能往文章里充填,自然可以文思泉涌,妙语连珠。但整篇文章终究说理虚浮,首尾的“你吃了吗”之问,更是无厘头之甚。

但这位老师竟然在自己的文章后面作了这样的“点评”:

这是一篇杂文,从分析材料入手,先论证车孙二人读书是一种形式主义,继而辨析其根源——功利主义、娱乐主义在作祟。本文引用或者化用《报任安书》《兰亭集序》《醉翁亭记》《滕王阁序》《范进中举》《红楼梦》等经典的相关内容,还用钱理群等名人名言来论证论点,富有书卷气。

恐怕这位老师是误解了“论证”。

参考南京市制定的作文阅卷评分细则中的“审题立意”部分,这位老师的下水作文确实偏题了。

南京市2015届高三年级学情调研卷

作文阅卷评分细则

“囊萤映雪”向来是克服物质条件的艰苦,发奋苦读的代名词。而《笑林》中的这则笑话,属于“故事新编”。在传统典故中添加了新元素,从而焕发出新意。笑话十分传神地表现了那种一味追求外在形式,从而忽视本质意义的可笑行为,情感倾向也由传统的肯定赞许转变为讽刺否定。 

这是一则理想的作文材料,它具有现实性、开放性和思辨性的特点。

与往往揭示蕴含意义的寓言故事不同,“笑话”纯为叙述性文字,它追求言外之意、文外之趣。提供的“笑话”显然是一则反面材料,可作为靶子供读者审视批判和内省反思。“笑话”中二人的“可笑之处”便成为作文审题立意的依据:

1.一味追求形式,忽视本质意义;

2.拘泥于成法习惯,不知道灵活变通;

3.刻意作秀,失却本真。

这位老师应该是看过这份评分细则的,因为在他的“论文”中,有类似的立意解说。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他给出的材料分析和参考立意,就是评分细则中分析和立意的扩写和归并,但在解说中强行插入了“娱乐化”和“功利化”的成分,把材料意旨导向“为什么读书”,即导向自己的文章。

该老师的立意解说

“囊萤”说的是晋代车胤小时家贫,夏天以囊装萤火虫照明读书;“映雪”是指晋代孙康冬天常利用雪的反光读书。“囊萤映雪”的词典义是形容刻苦读书。

《笑林》中的这则笑话,则是对“囊萤映雪”词典义的颠覆。其可笑之处在于车胤非萤火虫相伴不能读书,所以他在原本可以读书的朗朗白日滑稽地去捉虫;孙康非雪花映照不能读书,所以他在原本可以读书的大好晴日却荒唐地等待下雪。更为可笑的是,二人还互相拜谒,交流“伪读书”心得,把读书的形式化、娱乐化和功利化推向极致。相比较词典义而言,《笑林》中“囊萤映雪”的“笑话义”似乎有点无厘头,似乎是对经典的颠覆,但是在笑声中,《笑林》却严肃地提醒读书人思考一个简单却又极其深刻的问题:为什么读书?尤其是在娱乐至上、形式至上这些不良之风日盛的今天。

这也许就是这则笑话中严肃性的力量,现实性的力量。

本题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立意:

1.形式和本质:对“一味追求形式,忽视本质意义”“刻意作秀,失却本真”的行为的分析与批判;

2.拘泥和变通:对“拘泥于成法习惯,不知道灵活变通”的行为的辨析和批判;(按:原文此处就是分号,应该是粘贴复制南京市细则留下的痕迹)

值得一提的是,该老师把原标准的1、3两条作了合并,估计是认为“追求形式”和“作秀”为一事。但他没搞懂,原标准的1是说追求形式会让我们做事忘了该事的本质意义,原标准的3是说作秀会让我们失去做人的本真,两个立意出发点相同,方向则异,这就是新材料作文的特点。可惜这位老师不明其理,他的“娱乐化”的观点,应该就是从“作秀”引发的。但“作秀”和“秀”其实不同,与“娱乐化”有关的是“秀”。比如我们能说学校组织“学生风采秀”之类活动有娱乐化倾向,但不能说组织活动的学校就是在作秀吧。

也不知是这位老师看着南京市细则写文章也写偏了题,还是这位老师根据自己的文章改写了南京市细则。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导致错误审题的常见思维方式:无视整体,就部分进行联想,如无视“囊萤映雪”,只取“读书”;无视“作秀”的形式主义本质,而只由“秀”牵连到“娱乐”。

从前面的“自我点评”中也能看出该名师的写作理念。成堆的引用是他自鸣得意之处,也是他授予弟子的重要法宝。但是,这种歪招,是应试上的“功利主义”,只会把好苗子毁了。

例子不用远寻,上述学生作文就受了歪招的毒害,让原本清晰的论述出现了不少瑕疵。

该文强迫症似地给每处引文标上了详细出处,视觉上确实“渊博”,但仔细推敲,每处引用均有问题。

1

出处表述有误

“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确实出自鲁迅的文集《集外集拾遗》中的《今春的两种感想》。不过《今春的两种感想》最初发表于1932年11月30日北京《世界日报》“教育”栏,而《集外集拾遗》是鲁迅1936起编选的文集(未编完即因病中止,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是由许广平编定印入)。文章用“鲁迅先生在《集外集拾遗》里写道”的说法,似乎是先有了书的构想,才有了那句话,这就本末倒置了。或许该生只是从作文素材之类“书”上读到这个名言,而不知《集外集拾遗》的性质吧。

2

引用论证无效

王小波《苏东坡与东坡肉》一文表达的观点是:“真正有出息的人是对名人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并且在那上面做出成就,而不是仅仅对名人感兴趣。”其中那个书生的故事,无论如何解读,也与形式主义、功利主义和娱乐主义无关。所以学生文章的那整个段落都应该删去。或许该生一时文思受阻,就想起了其师“话不够,引用凑”的明训。

3

出处表述繁琐

 星巴克一例,只要直接陈述事实便可,之前“社会评论家熊培云先生在《自由在高处》一书”云云,都是凑数的废话,类似“ 伟大革命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曾经说过”。(列宁为笔名,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4

强行以文为书

 最后一段无非想说中国缺什么,但偏偏从肖锋的文章起笔。而且标上书名后,句子就如绕口令一般:

“肖峰在《中国缺什么》一书中发问:'中国到底缺什么?’” 

另外说一句,肖锋的《中国缺什么》是一篇1页左右的文章,发表于《杂文月刊(选刊版)》2011年第11期,后收入《现代阅读》2012年第8期,《杂文月刊(文摘版)》2012年10期,被用作《国学》2013年第1期的卷首语。学生作文里非要强调“一书”,应该是觉得“一文”还不显大吧。

但凡引用必见书名号,但凡引用必称“一书”,难道他有恋书癖?

非也!

这就是一种“招牌”,一个涂脂抹粉的标志、一场浩浩荡荡的声势、一个金光闪闪的信号——“瞧一瞧,看一看,这本书我读了,还会背呢!”

其实,如此“书卷气”,便是钱理群先生愤怒批判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当然,这种“书卷气”能在作文阅卷中赚的盆满钵满,原因复杂的。但由此造成的假读书、装文化,却是对于语文和文化的最大伤害。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不仅是教师个人的水平与道德的提升,还有考试制度的完善和社会急功近利风气的扭转。毕竟,要是分数为王,钞票为王,有谁还去问个操守,有谁还去讨个明白呢?

欢迎大家留言批评

公众号ID:jlzxzwxp

钟楼语文

    为学生立心,

    为教师立命,

    为语文继绝学,

    为教育开太平。

    转藏 分享 献花(0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