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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里一直流传着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回不去的故乡小镇，离不开的北上广，讲的是年轻人的纠结。前半句且不去说它，单说后半句，北上广深的生活成本那么高，生活压力那么大，那为什么还是离不开呢？因为城市里机会多啊，有人会回答。那我们再问，为什么城市里机会多呢？为什么同样是城市，有的城市会衰落，有的城市会振兴呢？如果我们定居，或者购房投资，我们该怎么看一座城的城运呢？这些问题，或许我们都可以在爱德华-格雷泽的这本《城市的胜利》里找到答案。本书作者爱德华-格莱泽，芝加哥大学博士，曾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哈顿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城市期刊》杂志的特约编辑，喜欢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身边的种种现象，比如说城市、住宅、种族隔离、肥胖、犯罪、创新等，其研究结论往往会颠覆我们的旧有认知。这本书用大量的证据回答我们：我们到底该不该进城，我们是该买张去往北上广的车票，还是反方向的逃离车票？ 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过一本经济学著作《世界是平的》，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高速交通、信息化能等技术的发展，信息在全球各地快速流动，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异正在被抹平，世界变得越来越平。但事实表明，信息技术、交通技术越发达，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和马太效应反而越明显，世界反而越不平。因为交通越便利，信息越便利，大都市的资源、机会就越多，人口也会更多。人类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他们聚在一起，互相碰撞、交锋、合作，形成各种创意火花，又给了城市源源不断的创新空间和进步动力，带着里面的每个人一起飞驰前进。首先，城市能通过共享、机制让自己变得更智慧，更成功。很多的大型活动、大型文化设施，建设运营成本非常之高。唯有吸引足够多的观众前来消费，才能降低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的成本，让更多的人能够消费，这样开发运营商才有更多的动力做建设。这就是为什么最顶尖的赛事、最时尚的展览总是在大城市里进行。而顶尖赛事、时尚展览会增强城市魅力，吸引更多样的人心甘情愿地搬迁而来。其次，城市会建立独特的匹配机制，创造邂逅惊喜的机会。俗语说得好，千人千面，在十个人的空间里，我们很难找到自己的同类；但如果是在一万人的空间里呢，或者几百万人、上千万人的空间呢？从概率的角度讲，城市越大，人口的密度越高，我们找到彼此欣赏的同类的概率也会大得多。最后，城市有一种独特的高效交流学习机制。尽管网络空间让我们能够通话、视频，但没法取代面对面的交流和学习。比如在上海的陆家嘴，北京的中关村，一栋写字楼里有那么多公司。大家在楼下咖啡馆喝个咖啡，说不定就能听到有意思的看法，了解到最新的动态，碰撞出新的火花。这种交流是网络世界无法比拟的，因为真正的交流不仅需要语言，也需要微表情、微动作的介入，面对面的效果要好得多。这些火花碰撞在一起，就能产生强大的化学反应，推动城市发展。 我们可以从扬州的发展史讲起，看一座城市的“城运”由盛转衰的原因何在。最早的扬州并不是一座城，而是一个州。我们说的“九州”，其中就包括扬州，范围相当于淮河以南、长江流域以及岭南一带。在大禹之后，扬州的面积逐步缩小，发展成“省”，最后变成一座“城”。自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扬州就变成了一处繁华的交通重地，很早民间有“腰缠三千贯，骑鹤下扬州”的说法。等到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后，在扬州设立了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允许商人介入食盐经营。市场嗅觉敏锐的徽商纷纷赶来扬州，在盐业里淘金，很快就成为了扬州盐商的主体。据统计，明中期到清中后期，徽商一直是两淮盐商的主体。出于交易需要，徽商带来了大量的真金白银，其数额之大甚至可与国库比肩，这让扬州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到清朝康乾年间，康熙六次南巡、乾隆七次南巡，期间所用银两，或直接或间接源自徽商，可见有多大的影响力。徽商的到来，也间接推动了扬州其他产业的繁荣。首先就是城市的“市政建设”，在徽商的资助下，整座城市焕然一新。这些市政大工程的开动，又吸引了石匠、铁匠、泥瓦匠这些能工巧匠前来，进而带动了扬州工匠业的发展。这些匠人们不但为市政服务，也建了很多私家园林，提升了整个扬州的文化品位。除此之外，徽商也间接带动了饮食、戏曲、脂粉、古董、文玩等产业的发展。饮食方面，淮扬菜就是以扬州徽商的家宴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建国后被定为“国宴”菜系；戏曲方面，有“徽班进京”的历史美谈，而“扬州八怪”的崛起则是扬州文化产业高度发达的象征。梁启超说，扬州是被徽商改变的城市，没有徽商就没有扬州那段辉煌的历史。扬州的这段历史，因徽商而兴，也因徽商而颓。等到1831年时，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开始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让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失去了“铁饭碗”，这些人带着资金开始离开。之后大运河停运，在铁路建设上扬州又没有争得一席之地，这座城市逐步走向衰落。中国南方的金融中心、交通中心自此开始转移到上海，这里取代扬州，变成了商业冒险家新的乐园。这就是旧文明和新文明碰撞的结果。盐业、运河运输正是古代文明赋予扬州的机会，它抓住了这波机会崛起，吸引了全国嗅觉最灵敏、最有冒险精神、最有实力的徽商入驻，成就了这座伟大繁华的城市。但文明从不会站在原处静止不动，它如大海波涛一样，一浪一浪地拍打而过。扬州抓住了前浪，却在后浪中失去了机会，那些嗅觉最灵敏、最有冒险精神、最有实力的顶尖人才逐机会而生，自然也就离开了。失去了这些人，扬州也就失去了那种精神，自然不复当年的生机了。 我们可以拿底特律和纽约两所城市的“城运”做对比，就可以看出来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在工业经济时代，底特律一度排名全美第四，是一座创造无数奇迹的汽车大城，但现在却成了一座布满幽灵的铁锈鬼城。而纽约在最困窘的时候，日子并不比底特律好过多少，但最终却能涅槃重生。这是为什么？先说底特律。 底特律最早是一个水运商业中心，便利的交通带来了滚滚财源，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来这里开设工厂，其中规模最大也最成功的的企业，就是底特律干船坞公司，它的发动机厂是五大湖地区最为重要的造船厂之一。亨利-福特就曾在这家公司任职，也是在这里开始琢磨起了汽车。在亨利-福特看来，汽车就是发动机和马车车厢的组合，而底特律附近就有郁郁葱葱的森林，车厢制作行业非常发达；而船舶业的发展让当地发动机制造和维修技术的高地。这些资源吸引了汽车业的天才们，如福特，道奇兄弟、费舍尔兄弟、大卫-邓巴-别克等人前来掘金。那时的底特律就跟现在的硅谷一样，生机勃勃，每天都在创造奇迹。在这些汽车天才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亨利-福特。他最厉害的地方还不是发明汽车，而是发明了新的生产模式——流水线作业，利用机械设备来移动零部件，并确保工人的操作与机械设备实现了完美的配合。于是福特提出了那句名言：我要的只是一双手，你为什么给我找来了个脑袋？在他看来流水线不需要工人思考，不需要工人创新，只是按照规范流程操作即可，没脑子反而更好。此时知识和创新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渐渐地人们也不愿意再去创新，也不愿意去学习流水线之外的知识和能力。产业工人们越来越喜欢汽车巨头们的慷慨，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一生交给这些企业，不再具有危机感，不再学习新技能，变成了“温水里的青蛙”。而强大的工会组织也扼杀了其它行业的发展，甚至汽车行业中的中小企业也选择了离开，城市越来越缺少活力，其衰落无可避免。就在底特律滑坡的时候，纽约也面临着同样的产业衰退。当时纽约的支柱产业是服装业，随着大批企业倒闭，纽约市政府也差点破产，但最后这座城市还是靠金融业实现了复苏。有人分析说，这是因为服装行业的管理模式还不够“现代”，没有形成规模化、连锁化的“巨无霸”，人们愿意冒险愿意折腾，愿意创业做老板，这让纽约人始终保持着企业家精神，这是让纽约走向重生的关键力量。底特律的可悲之处就在于，充满活力、多样化的产业竞争模式孕育出了规模化的、一体化的汽车“巨无霸”，给它带来了辉煌的成就，但这种成就本身却逐渐变成了“保守”、“僵化”与“停滞”的代名词。而纽约的可喜之处刚好相反，一直保持着敢于冒险、敢于创新的“淘金客”精神，先是纺织业，再是金融业。他们不断试错、创新、折腾，相互碰撞、竞争、融合，总有人能捕捉住新的机会，支撑着这座城市生生不息，发展出无限可能。城市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吸引着一批生机勃勃的人集聚在一起，创造、淘金、追求梦想。高密度的人口聚集，让我们之间产生创意的火花、感情的火花，为人类智力的演化、艺术的崛起、文明的跃迁奠定了基础，也成就了身处其中的每个人的精彩一生。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是买一张奔向北上广深的车票，还是一张逃离的车票？选择不同的目的地，或许选择的就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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