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决定调我担任中央妇委秘书长,据说这是蔡畅大姐提议的。 中央妇委书记是王明,副书记是蔡畅大姐。我在妇委只工作了四个月,后来因生孩子便离开了。 在此期间有几件事印象较深。 第一件事是,我从马上跌下,摔成了脑震荡。 西北局妇联离中央妇委有20多里,我因肚子大了,行路不便,往往是骑马来去的。有一次从西北局妇联参加她们的会议回来,骑马到马列学院附近已是晚饭后了,一些战士在割过谷子的地里打篮球,正好一个球飞来砸在马头上,马惊得两只前脚朝天把身子竖了起来,一下就把我摔到地上了。那时我已怀孕七个多月,我想这下完了,胎儿肯定保不住了。不料这孩子命大, 竟一点事儿没有。倒是我自己跌下,头撞在石头般坚硬的冰地上造成了脑震荡,晕晕乎乎躺了20多天才下炕。 第二件事是, 参加王明主办的宪政大辩论。 王明的“一切为了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切服从国民党。他认为国共两党今后应当搞议会制,共产党的参政权应当通过议会辩论、议会选举来争取。为此,他在女大校址(王明是女大校长) 搞了一次宪政辩论。 在临时搭起的一个台子上,辩论双方分坐两边。以马列学院的一位女同志为组长的四人被指定代表国民党一方,宣传国民党如何爱国爱民。以 我为组长的另外四人被指定代表共产党一方,宣传共产党怎样爱国为民。辩论会开始,由双方组长主讲,组员可以插话和补充。反方能说会道,她 们把国民党吹得天花乱坠,简直捧上了天;我则处处用事实驳斥,说明为什么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反方突然说:“你们是卖瓜的夸瓜甜,你们的宣 传是黄婆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呢!”台下立刻哄堂大笑起来,好像听到了什么妙语一般。 这种戏剧性的议会斗争演习,这种不加引导、放任自流的所谓辩论,热闹固然热闹,实则弊多利少,这反映了王明错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女大与马列学院等院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一共有1000多人参加了这场辩论会,其负面影响不可谓不大。 第三件事是,王明出口伤人。 我过去没有专门做过妇女工作,更没有在中央领导机关做过妇女工作, 所以刚到中央妇委时不知从何人手,自然也没多少主见,只是王明他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事,有一天王明站在窑洞院子里,见我也在(我与他是邻居,共一个院子),便无来由地骂了句:“笨猪!”紧接着又骂了句:“讨厌!”接着他又自言自语道,“有的人比猪还蠢,真讨厌！”说完,就气冲冲地进了窑洞。很明显,这是骂我。因为他的窑洞没有旁人，而院子里也只有我。他平时看见我总是不理不睬,这会儿又这样出言不逊，真把我搞蒙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呢?我当时虽然觉得委屈, 但也只能按下火,隐忍不发。考虑到大概王明不满意我的工作,而且自己也快临产了,我便提出了调动要求。 产后大出血几乎丧命 一天夜里,睡到半夜,我忽然感到枕头上有些湿乎乎的,点灯一看,全是血。原来是嘴唇破裂了,鲜血直往外冒。陶铸赶紧用湿毛巾把出血的地方 按住,一会儿不出血了,但一不小心稍稍碰一下,鲜血又滋出来。看到无法止血,陶铸只好把我送到医院缝了四针。我算算预产期就要到了,就干脆住进了医院。 那天早晨6点,我感到腹痛,开始出血;8点多医生让我上了产床,可是直到12点仍没有动静;医生就吃饭去了,产房里只有一个护士值班。快到下午1点了,我的腹内突然生出一股力量,逼得我不自觉地往下使劲,忍也忍不住,几下子小孩就蹦了出来,护士慌忙用手接没接住,“咚”一声,小孩掉进了产床下面的铁盆里。这,就是今天的陶斯亮。 孩子生下来了,但医生去吃饭还没有回来,我在产床上躺了一个小时, 才被人抬进病房。 病房也在窑洞里,里边还住了一个女同志,刚分娩两天。我被抬进病房后就再没有人来管我了,而我却开始大出血。想请医生来,又不好意思让刚分娩的病友去,这个时候我真希望医生能碰巧来一下,哪怕进来一个护士也好呀! 可始终等不到。直到我感觉快虚脱了,才告诉对面床上的同志,她立刻起来, 看我脸色苍白,马上去叫来了医生。这之后不久,我便失去知觉了。 事后知道,医生一来就接连打了两支止血针,又把床脚垫得很高,使头朝下、脚朝上,两个护士轮流用冷毛巾贴敷肚子,折腾了一天一夜,才止住血,恢复了平躺。医生告诉我,我至少失血2000毫升,血已经透过油布、棉垫、草褥子一直流到地上了。医生说止血针是外面买来的,仅有这么两针都用上了。我事后想,如果没有这两针,那天我大约就一命呜呼了。 从我住院到出院,陶铸很少来看我。忙,是主要原因,但来看看的时间还是有的。 以前总以为我与他是天造地设最美满的一对。但住在医院,眼见其他人的丈夫每星期都来几次,每次来回都要步行几十里,我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陶铸为什么不来呢?就连我大出血,医院通知了他,他也只来了不到一小时便走了。 多次盼望多次落空后,我便很失望了。什么最美满的一对,那只是我的一种美梦。我戳穿了自己的美梦,心情反倒平静些了。 孩子出生后16天我便出院回家住了,其实回家也是我自己照顾自己。我们住的是山上的窑洞,带着婴儿很不方便。厕所距窑洞一里远,也在山上。 坡陡路窄,不小心就会滚下山去。厕所里又很不安全,粪坑丈把深,上面只有两块木板,一脚踩空,后果不堪设想。山上没水,要到山下挑,还好有一位公务员帮忙。其他公务员抽去烧炭了,他一人帮好几个干部家挑水也十分辛苦,我不忍再叫他帮我做别的。所以月子里煮的、洗的,甚至下山打饭都是我自己干。 小孩的事很多、换尿布、洗尿布、喂奶、喂水,麻烦得很,我终日都在忙, 实睡不了几个小时。陶铸对这些都不关心,自天上班,晚上回来也不太帮忙。我生气的是星期天,他整天在李富春、陈云那里不同来,有时要到半夜才到 家。其实也没什么正经八百的事,就是玩,摆龙门阵。我难过极了,感情降到了冰点以下。百般无奈,我便自问:难道你就不可以自己料理孩子吗? 无所期待,也就无所失望。从此我对他反而客气起来,但有时言语中免不了会带些“骨头”。 孩子两个多月时,可能我讲了些讽刺他的话,他发了火,把茶壶都砸了,于是大打了一架,两个人都打得鼻青脸肿,弄得左邻右舍都来劝解。后 来有的同志说笑:“曾志,你真厉害,那一架打得那么凶,你一滴眼泪没有,像是满不在乎!”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当时我心如刀绞。 过了很久,我终于真正冷静下来了,也终于一点一点明白了:过去,陶铸之所以乐于同我朝夕相守,是因为他只能同我朝夕相守。因为那时搞地下工作,人际关系极其单一,还得谨言慎行,所以两人都有相依为命不可或缺的感觉。而延安是革命根据地,周围都是自己同志,有些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陶铸又是火一样炽热最讲情谊的人,来到这里,他好像久旱逢甘霖,又恰似鱼龙入大海。他才刚刚无所顾忌地打了几个滚儿,还没有尽兴呢,我又何必与他锱铢必较呢! 从此,我改变了态度,一切顺其自然,对他不再苛求,也不再期望过多过高了,这样倒也心情愉快相安无事。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五六十年前的感情波折,则认识又进了一步。 与那个时代中国大部分男人一样,延安的许多男同志也担心被人耻笑为怕老婆和围着老婆转。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大男子思想,亦即男权或称夫权思想的残余。即便是坚定革命如陶铸者,有时也难免其 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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