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地位：政治哲学名著，它的作者卢梭，是18世纪著名的政治思想家，被誉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社会契约论》是卢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他唯一一本正面设计政治制度的理论作品。 
卢梭构想的政治制度社会契约理论 17、18世纪，社会契约理论在欧洲流行。 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在政治秩序出现之前，人类生活在自然状态中，这时候人们享有天赋的权利，自由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权利，这个自由没有边界，人们可以只凭自己的意愿做事。但是，人在生活中必然要和同类打交道，人和人之间会有依赖，更会有冲突竞争，当这层矛盾愈演愈烈时，大家为了更好地共同生活下去，就要协商出一套秩序来，为此他们缔结社会契约、自愿组成共同体，建立政府负责管理维持，这样人类就步入了政治社会。当时最能满足这一要求的制度，就是绝对的君主专制。 卢梭的修正：在18世纪，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启蒙运动，不少激进的理论家，对君主专制不满，在他们看来，政治应该建立在善意之上，而不是罪恶和恐怖，卢梭就是这一主张的倡导者，在他看来，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了做人最基本的资格，这种事情绝无可能是自愿的，现实中的人们屈服于专制的强大力量，只是一种扭曲的状态，人类有改变现有制度，寻求更好制度的空间。为此，他给出了社会契约的另一个版本。 卢梭的版本：自然状态下，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一开始，他们关注的只是自己的生存问题，他们有同情心、为了应对生存的困境，也会彼此协作，只是在这一过程中，人逐渐放大了自己的欲望，产生了嫉妒、竞争和财产观念，卢梭把这些想法叫做自爱，自爱并没有让人的善意消逝，但它占据上风的时候，人们就会侵夺别人的自由，一点一点堕落下去，到最后，在堕落中占据优势的少数人，通过欺诈或强制手段，迫使其他人认可一种秩序，放弃自由，为他们服务，沦为被统治的奴隶。这才有了今天的政治局面。这也就是《社会契约论》开篇有一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不因失去“自由”而成为奴隶的办法：卢梭提出了一个政治模式，只要一群人组成的政治共同体，从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出发，一致通过一个契约，然后再让这个共同体作为权威，把协商出来的契约写成法律，最后，在共同体中成立一个政府，让这个政府负责法律的执行，就一切OK了。 首先，这个模式，是平等的。因为这次签约，所有人必须一致通过，而不是一部分人拟一个条款，让另一部分人去同意。这就解决了原先建立政治秩序的时候，总有人凌驾在别人头上的问题。 其次，这次签约，目标是实现共同利益，所以人们会根据理性计算，放弃在自然状态下无限的自由，道德就此诞生。人们尊重自己的自由，也尊重他人的自由，这样大家设置好边界，就能互利互惠。这样，人们依然享受自由，不过，这个自由变成了受到道德约束的社会自由。 卢梭的表述方式：主权者：在卢梭的时代，人们讨论政治的时候，喜欢把政治共同体比作一个有意志的人，这个人有自己的意志，也有自己的行动能力，而且行动受到意志的支配。人们组成政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可以类比成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这个人就叫主权者。 那么主权者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提到了18世纪，君主专制非常盛行，在当时主权这个概念，就是指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主权者就是专制君主本人，这是一个绝对的权威，不容置疑，而卢梭则更新了主权者的内涵，在他这里，主权者就是一个人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是这个共同体具有最高的权威，而不是其中的某个人，所以主权是不能转让、不能分割，更不能被代表的，在卢梭看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和主权者永远一致，如果有那么一两次，那也不过是巧合而已。这样卢梭就创造了一个对后世影响非常大的观念，叫做主权在民。 公意：那么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存在，主权者应该有自己的意志，主权者的意志就是人民共同体的公共意志，也叫做公意。在这里卢梭同样借用了18世纪一个重要的概念，公共意志，英文是general will，本身是一个宗教的观念。 这个观念认为，上帝为救赎人类，用自己的睿智选取了一套规则，比如一个球从天上掉下来，如果砸到人，球的速度和伤害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不会有所偏私，只有你主动理解了上帝的这个意志，就相当于掌握了事情发生的原理，就能按部就班获得救赎。在《社会契约论》之中，卢梭也更换了这个公意的内涵，上帝的公意，让人得到救赎，政治共同体的公意，则指向公共福祉。 公意与众意的区别：有没有可能出现所有人都同意，但是不能成为公意的东西呢。有，比如所有的学生都赞成不惩罚作弊的人，这完全是因为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私心出发，好让自己作弊不被惩罚，这种见不得光的想法，就不能算是公意，但它又被全票通过了，卢梭称这种做法叫众意，也就是大众的意见，只是大家意志的集合，没有超越性。 立法者：政治共同体要选择一个具有超高智慧、对人民的风俗、意愿和理解力有着深刻洞见的人，来帮助立法，这个人就叫立法者。比如犹太人中的摩西，他是上帝与以色列人沟通的桥梁，上帝通过他把“十诫”选读给全体犹太人。后来卢梭也扮演过这样的角色，成了为波兰制定宪法的立法者。他不是波兰公民，自然不可能有私心，而且他在《社会契约论》中也表现出了巨大的智慧。 总括：卢梭的预设的，由人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实现了全体成员对全体成员的统治。如果把它看作一个独立人格的人，他有自己的意志，也就是公意；他有自己的目标，公共福祉；他有自己的行动权力，也就是通过主权立法。这样一来，社会契约就落实为法律，下面要做的就是根据法律来维持共同体的运作了。 政府：政府行政，是主权者授权的结果。在卢梭之前的理论家那里，社会契约是人和政府之间达成契约，而卢梭恰恰不这么看，在他这里，契约是人民共同约定的，政府只是一个按照人民共同体的意志办事的机构。在这里我们把人民共同体，也就是之前的主权者，称为国家，国家和政府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帮助大家理解。 政府有可能反客为主，成为人民共同体的主人：在卢梭看来，政府运作，是三种意志的竞争，公意、政府的意愿，还有组成政府的人的个人意愿。最理性的情况，就是政府的运作符合公意。 卢梭的数学计算：面对政府事务的时候，如果一个国家有一百人，这个政府有十个人，其中任何一个政府的办事员，做事的时候，他的出发点，个人的意志如果是数字1，那么他从政府的意志出发可能性就只有十分之一，从公意的角度出发就可能只有百分之一。 两个极端：意志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办事的力量和效率。如果大家非常强调政府的效率，那么就只有不断忽视公意。最终政府就会倾向于办事员越来越少，可能只剩下一个人来打理一切，这就是独裁了。如果从符合公意考虑，则政府的人数应该越来越多、多到把全国的人都纳入，那么这样就毫无效率和力量可言了。 三种政府制度：在这样一个标尺之上，如果把公意的实现作为一端，把效率和力量作为另一端，人类政府就存在三种样态，他们分别是直接民主制、贵族制和只有一个人的政府，也就是君主制。 选举贵族制最优： 这三种制度中，贵族制，尤其是选举诞生的贵族制，最优。因为它平衡了公意和效率的考量，而且从政的人都是智者、精英，还不会出现贵族继承制和君主制带来的名不副实。 人类政治永远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他提出的社会契约原则虽然是永固的，但政府运作的环境太过复杂，它们侵蚀国家，破坏人民共同体是无法避免的，任何好的政府都只能权宜之计。 防止政府侵蚀： 第一，就是人民共同体定时集会，时刻警惕政府反噬行为，在政府之外，制定各种非政府制度强化公意的实施，为此他花了大篇幅，介绍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在当时罗马公民就定期集会，后来还制定了保民官，保护全体人民的利益。 第二，卢梭觉得有必要把他建议的这套保护自由的体制，神圣化。也就是模仿当时的天主教，建立一个公民宗教，只保留天主教中的一些原则，比如上帝存在、死后灵魂不灭，同时还加入了国家公民的精神要求，比如信奉法律、热心公众利益，待人理性、诚恳等等。而且卢梭在这里还公开批评了法国宗教专制的现实。为了避免当时法国的情况，政教不得合一，天主教这样的宗教，不得凌驾到所有人头上，不能成为公意的竞争者，人们只要尊重社会契约，就应该允许他们信仰自己的宗教。 《社会契约论》的影响传播： 域外出版与多重身份：在卢梭的时代，欧洲国家普遍都有检查制度，执行这项制度的国家，法国可能是最严厉的。旧制度下的法国，书报检查设有专门的官员，书籍出版，首先要征得政府的同意，书籍的内容也要全面检查。许多思想家为了避祸，往往匿名发表作品。与其他人不同，卢梭成名后，发表作品都会署名，而且名字的位置越来越显眼。当然，对于可能遭到的迫害，卢梭有一套应对策略，他持有日内瓦公民身份、在法国写作、他的作品则拿去荷兰出版，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他都可以狡兔三窟，他都能及时刹住车。 1762年，《社会契约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卢梭就对书商千叮万嘱，希望《社会契约论》通过合法途径出口到法国，不要给自己惹麻烦，结果这本书被扣在海关，没能进入法国。后来，这本书被人偷偷带回巴黎，在小圈子里传阅，但这也没给卢梭带来什么麻烦。 
查禁与追捕：1762年，经过卢森堡元帅夫人的帮助，卢梭的另一本著作《爱弥儿》在荷兰和法国同步出版，在出版之前，他仔细审阅了法国出版商的合同，其中最重要的官方批准，是齐全的。但《爱弥儿》出版后没过十来天，政府态度突变，巴黎高等法院把《爱弥儿》列为禁书，并且要逮捕卢梭。为什么呢？因为卢梭在书中公开批评了天主教，这种批评，在《社会契约论》里谈公民宗教的时候，也出现过。 《社会契约论》的阅读：文化界的改造普及：大革命前的法国巴黎，聚集了一批一流的思想家，成了思想文学的朝圣之地，每年，都有数万青年慕名而来，希望加入他们的圈子，复制他们的成功。但人的才智毕竟有高下之分，大多数漂在巴黎的年轻人，没有良好的教育积累，也没有卢梭那样的睿智，可以脱颖而出。他们对启蒙思想十分崇敬，但难免一知半解。 第一流进不去，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这帮青年只好编一些宣传小册子、帮书商搞点策划方案，甚至组团来写定制书。他们的作品，会借用一流思想家的观念，表现自己的见识不凡，而书商也觉得禁书最好卖，“临摹”出来市场很大。双方可以说是一拍即合。这样的事情，连卢梭自己都遇到过，他的一本书就被人剽窃，当然剽窃的办法相当拙劣，就是几句里边抽一句，自己再发挥一下，最后换掉书名作者，这样的书居然也堂而皇之出版了出来。 其实，高深的启蒙思想，难解的哲学观念，恰恰是通过类似的方式，才普及到大众中去的：许多读者把自己能读懂的部分，用贴近一般人理解的办法讲出来，《2440年》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18世纪末法国畅销的科幻小说：《2440年》 《2440年》是十八世纪的一本科幻小说：场景设定在当时的巴黎，一个英国人把法国的阴暗面掀了个底朝天，我们的主人公作为法国人，被刺痛了，争执了起来，但现实摆在那里，无法辩驳。结果第二天，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来到了2440年的巴黎：在25世纪，法律由公众制定，授权政府负责行政。人们理性、诚恳，社会上没有极端的贫富差距，也没有非法随意的逮捕；牧师和僧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广场上伟人的雕像，供大家回味公民的价值观念。 不难看出，《2440年》的情节，就是《社会契约论》思想的应用，传递给了当时的法国读者。更有趣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是卢梭的忠实粉丝，在写这本书时，他还加入了一个情节，在25世纪的图书馆中，卢梭的书收藏最多，而卢梭的死敌伏尔泰，因为写的东西大都太过肤浅，所以都被拿出去烧了。 法国域外出版商的走私生意： 有学者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在当时瑞士的纳沙泰尔，有一个出版公司，叫纳沙泰尔出版公司，这个公司在当时，以销售禁书知名。他们有个说法，你想看的法语书籍，法国不一定找得到，但我们这里一定会有。当时他们通过零售批发商，向法国读者提供违禁图书的订单，订单返回后，再通过中间商把图书走私回法国。纳沙泰尔的生意覆盖到整个法国，甚至引领了当时法国的阅读风尚。 纳沙泰尔公司的这种订单被保存到今天，在一份订单上，一共有28000多本订书，其中《2440年》这本书被订购1300多次，排名第一，占到将近5%的采购量。而且《2440年》这本书，还出现在法国海关罚没的书单上、也出现在法国警方突击检查书店的没收单上。 这本书从1770年面世之后，前后共有25版，而且还被翻译成其他语言，行销欧洲其他国家。在大革命前，让更多的人通过这样的方式熟悉了卢梭的思想，虽然他们未必能像《社会契约论》中写的那么清晰深刻，而且读者也未必会把书中的理论归到卢梭本人。 大革命期间的阅读：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此时卢梭已经去世11年了。此时的人们已经有了直接阅读《社会契约论》的机会。激进的革命领袖，像马拉、罗伯斯庇尔他们，都会援引卢梭的政治观点，来推动现实政治的发展。 1794年，法国国民公会为了表彰卢梭的思想贡献，将他的骨灰移入了先贤祠中。后来，在通往现代化的革命道路上，凡是以法国革命为参照，来号召人民争取权利的政治家，都会仔细研读卢梭，宣传他的思想。这也就是250年后，卢梭《社会契约论》依旧值得反复阅读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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