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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丰子恺的书，读上几页，眼中变得宁静且美好，看丰子恺的画，看过几幅，心中尽是温柔和童真。 那文，那画，为人父母后，感触更深刻，我越发对他感兴趣，通过翻阅书信和传记，想更了解这位才华横溢的暖男。 于是，穿越时空爱上丰子恺。 众所周知，丰子恺是绝世大通才，漫画家、散文家、翻译家……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说他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郁达夫评他，“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 巴金赞他，“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 丰子恺这只1898年的天蝎，是我们的星座之光。 16岁，丰子恺绘画师从李叔同，国文求教夏丏尊，23岁，卖掉祖产到东京学画。他早期漫画多暴露旧社会黑暗，后期常作古诗新画，幽默与哲思并存。 在我眼中，除了书画上的成就，他还是生活美学家、育儿专家、爱猫狂人、金句王子以及情绪高手。 今天想和大家着重谈谈丰子恺的情绪观。
当岁月相对静好时，应该怎么办？丰子恺：积累情绪势能 无灾无难的岁月里，丰子恺的生活美学家人格就上线了。 丰子恺喜欢把房间看做一幅画，布置房间相当于绘画当中的置陈。 大到整体布局，小到器具摆放，都可以精心谋划，悠闲想象，然后动手搬弄，他的书房虽简陋贫乏，但他擅长自取其乐，一个月内，要把家具搬来弄去数回。 小小的改动，加上布置后的妥帖，给他带来愉悦和适宜。大到房间，小到摆件，他都乐于发挥审美力和执行力。他会把自鸣钟从墙上取下来，用油画颜料将钟面涂成天蓝色，在上面画上几根杨柳枝，再用黑色硬纸板剪出两只燕子，粘在针尖上。 这样，一个丰氏钟表就诞生了。 他观察到，三点二十分、八点三十分这两个时间段，画面的构图因平衡而显得最和谐。 丰子恺在闲暇时自娱自乐，自得其乐，在寻常生活里挖掘美、创造美、品味美，为自己积攒了情绪势能。 而且也会有意识地避开生活中的情绪洼地。 比如某次，女儿丰一吟给外甥、外甥女教唱《送别》，丰子恺听到就制止。 他说，“小孩子哪懂什么'知交半零落’啊，我给他们另外写一个？” 思索片刻，丰子恺给《送别》填上新词：“星期天，天气晴，大家去游春，过了一村又一村，到处好风景。桃花红，杨柳青，菜花似黄金，唱歌声里拍手声，一阵又一阵。” 一首伤感歌曲瞬间变成欢快歌谣。 寻常日子，创造惊喜，避免伤感，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把情绪势能维持在高位。
当坏情绪缠身时，应该怎么做？丰子恺：以“速朽之作”发泄 解放前，丰子恺画了一幅作品，叫《最后的吻》，人和狗的对比，控诉旧社会之苦。 而后又画了《人如狗，狗如人》、《鱼游沸水中》等讽刺漫画。 亲友劝他：“这样的画还是少画为妙，免惹是非。”丰子恺苦笑说：“满腹的苦闷与不平，不画出来憋得住吗？也顾不得什么了。” 他把这些画集成《人间相》和《都市相》。 丰子恺对人世间的伤心景象也不愿多画。 他曾说：“对社会上残酷、悲惨、丑恶、黑暗的一面，我的笔不忍描写……” 但满腹的苦闷满溢而出，他为这些画专门刻了个章，叫做“速朽之作”，希望这些画速朽，这些景象快点消灭。 丰子恺常引用苏东坡“恶岁诗人无好语”来自嘲：“我现在正是恶岁画家。” 当外物让人产生负面情绪时，不要把自己当负面情绪的容器，懂得合理发泄，不要憋在心里，让坏情绪也能速朽。
当被人误会时，应该怎么做？丰子恺：一笑置之甚至心怀感恩 一次，好友黄涵秋先生探望丰子恺，谈起有个官商在宴会上当众评论：“丰子恺专门画那些下等人，什么车夫、苦工、佣人、乡下人，甚至叫花子也上了画，乌七八糟的，简直是亵渎艺术。看来此人很俗气，根本不懂得'风雅’二字。” 丰子恺听了一笑置之，依然作画如故。 抗日战争中，在敌占区的报纸上，对丰子恺的批评越来越多：“一天就会画那点生活琐事，不是猫啊狗啊的，要不然就是对社会阴暗面的批评。” 还有人对他的画的人物冷嘲热讽：“这画的都是什么啊，人连个五官都没有，现在的画流行不要脸吗？” 对丰子恺冷嘲热讽的人可能不知，丰子恺涨粉很厉害，而且多年以后，丰子恺的画传到印度，泰戈尔都赞不绝口： “用寥寥数笔，写出人物个性。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干什么，没有耳朵，可以看出他在听什么，高度艺术所表现的境地，就是这样。” 不懂的人，解释了也不懂，争辩了也置气；懂的人，无需解释依然懂你。 解放前，他曾应邀参加画展，结果作品被盗，主办方感到难堪。 丰子恺得知此事，欣然提笔给《杭州日报》写了一则启示： “近来吾参加了两次画展，不断有观者发宠爱之心，将吾画各偷走一幅。偷画与偷书偷花同，非寻常扒手或贪污等可比，既然有人不惜辛苦，不怕冒险，那定是知己！今此特借报纸一角，公开召请窃画人来舍下和谈，并愿为补题上款。” 面对不理解、不欣赏，甚至恶言、诋毁，一笑了之，不挂于心，以德报怨，博爱包容。
当世事不尽如人意，应该怎么做？丰子恺：保持一个诗意的世界 丰子恺提出的“绝缘说”，真是大智慧。 所谓绝缘，就是对事物时，解除事物在世间的一切关系、因果，而孤零地观看。 在他看来，“艺术生活”和“现实生活”是相对的概念。 关于现实世界，他认为这是一个“充满了顺从、屈服、消沉、悲哀，和诈伪、险恶、卑怯的状态”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如欲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放，则惟有动用“绝缘”的方法。过一种“艺术的生活”，就是“把创作艺术、鉴赏艺术的态度来应用在人生中”。 “暂时脱离尘世”正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与途径。 人们以艺术的眼光，重新看待日常生活，从而消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包括由各种原因造成的“人”的异化。 丰子恺生活的那77年，战争不断、动荡难安，还经历了文革，人的异化触目惊心， 岁月残酷，就让精神静好。 他是如何以艺术眼光看待生活的呢？ 抗战前，他曾画过一个人牵着几只羊，每只羊的颈上都系着一根绳子，画正好被一个农民看到。 农民笑了：“牵羊时，不论几只，只要用一根绳系着带头的那一只，其余的就都跟上来了。” 自此之后，丰子恺格外重视对周围事物的观察，经常记下观察所得，向人请教；他随身带自制的速写本，平时把捕捉到的画面速写下来，一生都对速写本视若珍宝。 丰子恺诠释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 如他所说： 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
当遭到命运刁难时，应该怎么做？丰子恺：派给我的都是轻松的 人们看丰子恺的画，有种被骗的感觉。 郑振铎说“虽然是疏朗的几道笔痕，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俞平伯说“丰子恺自小便被包围在脉脉的温情中，这种温情后来跟随了他一生。” 可是，1898年出生的那拨人，能赶上什么仙境和温情？ 丰子恺一生中遭受了两次大劫难。 第一次日寇侵略，1937年他离乡背井，过着流浪生活。 第二次就是1966年开始的文革，他的文章和画作，被定性为攻击无产阶级的大毒草，他名列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被抄家，被隔离，关入“牛棚”，挂牌游斗。 豁达乐观的丰子恺自寻慰乐的方式，熟练得让人心疼。 把牛棚看作参禅之地，把批斗看成演戏，晚上被拉过黄浦江游斗，他说是浦江夜游，胡须被造反派剪掉，他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可是这胡须，是他母亲去世后，为了纪念母亲，他蓄了三十年的胡须，旁观者都气到不行，他却说：“这使我年轻了。” 有人逼他跪在院子里，把滚热的浆糊浇在他的背上，把一个大字报贴了上去，顺便甩上几个皮鞭。 不同于选择投湖自尽的老舍，服毒而亡的傅雷，丰子恺在难熬的日子，活下去，画下去。 丰子恺被下放到上海郊县劳动，寒冬里女儿去看望父亲，远远地看见父亲驼着背，胸前挂着个破棉花袋子在拾棉花。女儿难过得哭了，父亲反而安慰：“他们看我年纪大了，派我做的都是轻松的工作。” 女儿到他睡的地方去，一个破茅草屋，泥地上铺着稻草，一天只能用半盆水，晚上还经常会被喊出来拉练。 年逾古稀的丰子恺行动缓慢，老被推搡叫骂，于是他不脱鞋子睡觉，这样行动就快了。 经历了家仇国难，目睹了生灵涂炭，丰子恺后来的画，却更静谧美好，画中处处是人间真善美和孩童的天真。 一个人，什么情绪，就什么命。 岁月静好，我比谁都静好，岁月残酷，我好好安顿自己。 人间苦难，心一小事就大了，心一大事就变小了。在心小事大和心大事小中，果断践行后者。 说着“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和“不宠无惊过一生”的丰子恺，外有好本事，内有好情绪，哪怕多磨难，依然活出高质量的一生。 正如罗曼・罗兰说的：一个人如能让自己经常维持像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用乐观的心情做事，用善良的心肠待人，光明坦白，他的人生一定比别人快乐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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