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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隔水相望，一衣带水，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家训治家在文明交流中被东邻日本积极借鉴和模仿，形成其独具特色的家训文明。 日本家训发展史与儒学传入史相一致，最早产生于奈良时代，在封建时代的江户时期发展至顶峰，名篇辈出，影响深远。日本以家业为中心建构的“家”与中国以血缘缔结的“家”有着根本不同，因此日本家训主要目的是维护家业延续。 由于日本人普遍认为有无家法直接关系到家族的盛衰，家训在日本并非仕宦儒者专有，贵族、武士、商人、普通百姓之家皆有之。正因如此，日本的家训虽然受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家训的影响，却又具有尚武、功利、实用等鲜明特点。 《私教类聚》 日本的第一部家训产生于奈良时代，是由吉备真备所撰的《私教类聚》。奈良时代（710—794）是中日历史上友好文化交流的盛世。吉备真备于716年和749年作为遣唐留学生和遣唐副史曾两度入唐，在唐朝生活20多年，博学众艺，授以左补阙、仪王友等职。 回国后他在日本广泛传播中国文化，在孝谦天皇时期官至右大臣，推动仿效唐制的各种改革。吉备真备用所习中国文化教育训诫子孙，参考号称中国“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撰写《私教类聚》。在这样的教育下，他的长子泉、女儿由利和末子枚雄分别仕于奈良政权。 《私教类聚》共有三十八项，多处引用《论语》《礼记》《史记》，兼融儒佛，文武并重，指出子孙必须遵奉的道德价值和行为规范。提出要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务实重用，兼重武道。之后，皇族与贵族中兴起对后代的训诫，产生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帝王家训，即宇多天皇总结政治经验而写成的《宽平御遗诫》。 整体来说，奈良和平安时代的家训文献并不多，集中出现在大化革新后。这一时期，日本仿效唐朝政治制度和儒家文化，建立了文职政府，在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里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家训才得以发展。 平安时代后期，日本社会矛盾促使以武艺和战争为业的武士阶层崛起，并于1192年建立了武家政权——镰仓幕府。从此，日本列岛进入以庄园经济为基础、以武士为统治阶级的武家社会，尚武精神成为武家社会的主导精神，武家家训文化充分发展，商家家训文化开始萌芽，其他各阶层家训文化随之产生。 《明君家训》 德川家康开创的江户时代（1603—1868），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创立的朱子学被幕府定为官学，儒学在日本迎来了极盛时期。江户时代武家家训深受朱熹学说影响，而且尤为强调君臣关系、身份差别，体现出儒学教化的特点。这方面的典型家训是《东照宫御遗训》和《明君家训》，这些家训向武士阐述了儒家伦理思想。 《明君家训》由江户中期著名朱子学者室鸠巢撰写，主要讲述藩主君要求家臣的行动规范，共20条。室鸠巢曾任幕府儒官，担任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的侍讲。家臣即“武士”，《明君家训》首条开宗明义指出“士”的职责是直言进谏，在第四条和第二十条分别指出士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即“谨守士道”和“士守义理”。其余十七条从践行角度将儒家的修齐治平贯穿到武士的日常践履中。 《明君家训》以儒学思想为依据建立武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影响深远，当时重要的大名家训、细川宣纪家训、酒井忠进家训、松平定信家训都是在《明君家训》基础上改造出来的。1715年，京都书肆柳枝轩出版《明君家训》以后，广为流传，有登城士人怀揣一册的说法。 儒学对日本家训的影响 儒学对日本家训的影响深刻，首先体现在义理观的构建上。日本家训自诞生起就包含若干儒学因素，在江户时代深受儒家纲常思想影响，北宋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创造出来的“天理”转化成为其核心价值——义理。 室鸠巢在《明君家训》中指出，“只将义理一事定作士之职也”，在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中，士专司义理。义理指的是宋明理学“存理去欲”“舍利取义”的儒家伦理道德观。 其次是五常观的运用。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根本准则，五常和五伦是天理在人类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和治国的根本，也即日本家训中士以及其所代表的家臣阶层尊奉的“义理”。 战国武将多胡辰敬提到“仁义礼智信五常”，五常所包含的仁义礼智、孝悌忠信道德价值观被认为是“武士之心”，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则是“武士之操行”。 儒学修身齐家思想在家训中广泛运用，武士在武道职责之外被要求有严谨的自律和道德上的追求。《内藤义泰家训》直接引用《论语》关于孝道的论述：“父母不可不孝。论语云，事父母能竭其力。”兄弟之间应该“应敬兄爱弟”“兄弟不可稍有轻慢。后汉书云，兄弟，左右之手也。” 最后是和众观的建立。中国家训文化吸取了儒家思想中的“和”思想，在帝王家训、仕宦家训、平民家训中均用“和”来教导家族成员，形成父慈子孝、长幼有序的和谐局面，以期永保家族昌盛。 这种“和”的观念对日本家训影响甚大，圣德太子在7世纪颁布的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十七条宪法》中第一条就规定“以和为贵，无忤为宗无”。许多家训明确规定：“要有一颗正直和平之心”。近世商人三井家说“单木易折而林木难折，汝等应相协和睦，共图家运之巩固”。 儒家“和”思想强化了日本家群体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促进了上层恩惠和下层奉献的拟血缘家族式共同体的稳定，确保整个社会结构的内部秩序。日本号称大和民族，正是汲取儒家“和”思想的直接体现。 日本家训的民族特点 美国文化人类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写出了深入洞察日本文化和国民性格的《菊与刀》，提出“文化形貌论”，认为不同民族文化具有不同的类型和特征。 以家训而言，同样产生于东亚儒家文化圈，日本家训文化却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质，建立了独树一帜以忠义、实利、重兵为精髓的家训文化系统。这样的家训文化导向了与中国儒家文化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完全不同的以民族生存为首要意义的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传统。 首先以忠义为根本。日本家训虽然援引了儒家文化的“五伦”和“五常”，却尤其突出其中的君臣关系，以忠义价值为主体涵摄其他思想，以君臣大义为首要义务。儒家文化是以仁为核心建立的价值体系，“人者，仁也”，从早期儒学的“泛爱众”到心学的“万物一体”，理学的“民胞物与”，仁所包含的是天地万物生命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 但日本家训却以“忠”代替了“仁”的价值主体地位，以对本国和本民族的“忠”为根本，使义、礼、智、信其他五常观念围绕“忠”展开。在以忠义为本的价值建构中，逐渐缺失了儒学中的人本关怀和终极思考，民族共同体被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上。 其次以实利为导向。日本家训在主旨追求上和传统儒家文化截然不同，求取现世的职业和谋生，以及未来家业的延续性是其家训文化的实利性体现。儒家文化却追求修身成圣，修齐治平，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道德取向和功利取向的歧异凸显出日本家训的鲜明民族文化特点。 最后以尚武为手段。日本家训中反复强调“弓马”之道的重要性，一直突出尚武的精神品质，认为武道比文道更为重要。日本家训的武道传统可以追溯到吉备吉真，他在唐朝学习时，深入研习了《孙子兵法》，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勇”和“尚武”带回本国，《私教类聚》中阐释了武道对于治家理国的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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