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辩学章疏》 徐光启（1562年－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谥文定，上海人。 （明）万历进士，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 1603年，入天主教，教名保禄。较早师从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毕生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勤奋著述，是介绍和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案：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漼连上三道奏疏,攻击天主教,罗织了传教士三项罪责说传教士们“其说浸淫，即士大夫亦有信向之者。” 徐光启面对一片喧嚣的指桑骂槐的排教浪潮，不但不回避，而是迎上前去作了《辩学章疏》，理直气壮地对万历帝说：这“信向之者”分明指的就是我，所以必须说说清楚。他在修改历法的疏奏中，详细论述了数学在天文历法、水利工程、音律、兵器兵法及军事工程、会计理财、各种建筑工程、机械制造、舆地测量、医药、制造钟漏等计时器十个方面应用。还建议开展这些方面的分科研究。 《辩学章疏》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臣徐光启谨奏： 为远人学术最正、愚臣知见甚真，肯乞圣明，表章隆重，以永万年福祉，以贻万世乂安事。 臣见邸报：南京礼部参西洋陪臣庞迪我等，内言：“其说浸淫，即士大夫亦有信向之者”；云：“妄为星官之言，士人亦堕其云雾。” 曰士君子，曰士人，部臣恐根株连及，略不指名，然廷臣之中，臣尚与诸陪臣讲究道理，书多刊刻，则信向之者臣也。又尝与之考求历法，前后疏章俱在御前，则与言星官者亦臣也。 诸陪臣果应得罪，则岂敢幸部臣之不言以苟免乎？ 然臣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臣最真最确，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且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所以数万里东来者，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 其说以昭示上帝为宗本，以保救身灵为切要，以忠孝慈爱为功夫，以迁善改过为入门，以忏悔涤除为进修，以升天真福为作善之荣赏，以地域永殃为作恶之苦报。一切诫训规条，悉皆天理人情之至。 其法能令人为善必真，去恶必尽。盖所言上主生育拯救之恩，赏罚善恶之理，明白真切，足以耸动人心，使其爱信畏惧，发于繇衷故也。 臣尝论古来帝王之赏罚，圣贤之是非，皆范人于善，禁人于恶，至祥极备。然赏罚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又如司马迁所云：“颜回之夭，盗跖之寿，使人疑于善恶之无报，是以防范愈严，欺诈愈甚。一法立，百弊生，空有愿治之心，恨无必治之术，于是假释氏之说以辅之。 其言善恶之报在于身后，则外行中情，颜回、盗跖似乎皆得其报。谓宜使人为善去恶，不旋踵矣。奈何佛教东来千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则其言似是而非也。说禅宗者衍老庄之旨，幽邈而无当；行瑜伽者杂符箓之法，乖谬而无理，且欲抗佛而加于上主之上，则既于古帝王圣贤之旨悖矣，使人何所适从、何所依据乎？ 必欲使人尽为善，则诸陪臣所传事天之学，真可以辅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盖彼西洋临近三十余国奉行此教，千数百年以至于今，大小相恤，上下相安，路不拾遗，夜不闭关，其久安长治如此。然犹举国之人，兢兢业业，唯恐失堕，获罪于上主。则其法实能使人为善，亦既彰明较著矣。此等教化风俗，虽诸陪臣自言；然臣审其议论，察其图书，参互考稽，悉皆不妄。 臣闻繇余西戎之旧臣，佐秦兴霸；金日暺西域之世子，为汉名卿，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又见梵刹琳宫，遍布海内；番僧喇嘛，时至中国；即如回回一教，并无传译经典可为证据，累朝以来，包荒容纳，礼拜之寺，所在有之。高皇帝命翰林臣李翀、吴伯宗与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翻译历法，至称为乾方先圣之书。此见先朝圣意，深愿化民成俗，是以褒表搜扬，不遗远外。而释道诸家，道术未纯，教法未备，二百五十年来犹未能仰称皇朝表章之盛心。若以崇奉佛老者崇奉上主，以容纳僧道者容纳诸陪臣，则兴化致礼，必出唐虞、三代上矣。 皇上豢养诸陪臣一十七载，恩施深厚，诸陪臣报答无阶，所抱之道，所怀之忠，延颈企踵，无繇上达。臣既知之，默而不言，则有隐蔽之罪，是以冒昧陈请。倘蒙圣明采纳，特赐表章，目今暂与僧徒道士一体容留，使辅宣劝化，窃意数年之后，人心世道，必暂次改观。乃至一德同风，翕然丕变，法立而必行，令出而不犯，中外皆勿欺之臣，比屋成可封之俗，圣躬延无疆之遐福，国祚永万世之太平矣！ 倘以臣一时陈说，难可遽信；或恐旁观猜忖，尚有烦言，臣谨设为试验之法有三，处置之法有三，并以上请。 试验之法： 其一，尽召疏中有名陪臣，使至京师，乃择内外臣僚数人，同译西来经传。凡事天爱人之说，格物穷理之论，治国平天下之术，下及历算、医药、农田、水利等兴利除害之事，一一成书，钦命廷臣共定其是非。果系判常拂经，邪术左道，即行斥逐，臣甘受附同欺罔之罪。 其二，诸陪臣之言与儒家相合，与释老向左，僧道之流咸同愤嫉，是以谤害中伤，风闻流播，必须定其是非。乞命诸陪臣与有名僧道，互相辩驳，推堪穷尽，务求归一。仍令儒学之臣，共论定之。如言无可采，理屈词穷，即行斥逐，臣与受其罪。 其三，译书若难就绪，僧道或无其人，即令诸陪臣将教中大意，诫劝规条与其事迹功效，略述一书，并已经翻译书籍三十余卷，原来本文经典一十余部，一并进呈御览。如其蹐驳背理，不足劝善戒恶，易俗移风，即行斥逐，臣与受其罪。 此三者试验之法也。 处置之法： 其一、诸陪臣所以动见猜疑者，止为盘费一节，或疑烧炼金银，或疑洋商接济，皆非也。诸陪臣既已出家，不营生产，自然取给于捐施。凡今衣食，皆西国捐施之人，辗转托寄，间遇风波盗贼，多不获至，诸陪臣亦甚苦之。然二十年来不受人一钱一物者，盖恐人不见察，受之无名，或更以设骗局科敛等项罪过相加。且交际往来，且多烦费故耳。为今之计，除光禄寺恩赐钱粮照旧给发外，其余明令诸陪臣量受捐助，以给衣食；足用之外义不肯受者，听从其便。广海洋商，谕以用度既足，不得寄送西来金银，仍行关津严查阻回。如此音耗断绝，尽释猜嫌矣。 其二，诸陪臣所居地方，不择士民，不论富贵贫贱，均能实心劝化。目今宜令随其所在，依止焚修，官司以礼相待，使随人引掖。或官司未能相信，令本地市民择有身家行止者，或十家或二十家，同具一甘结在官。如司教之人果有失德猥行、邪言妄念、表率不端者，依今部议放流并逐，甘结诸人，一体科坐；其无人保结者，不得容留。若他人有以违反事理、传闻告言者，官司也要体访的确，务求实迹，则掩饰难容，真伪自见矣。 其三、地方保举倘有扶同隐匿，难以遽信，再令所在官司，不时备细体察，除有前项违犯登时纠举外；其道行高洁，地方士民愿从受教者，有司给予印信文薄二扇，令司教者循环报数在官。年终正印官备查从教人众，曾否犯有过恶，间有罪名，另籍登记。三年总行考察，如从教人众一无过犯，兼多善行可指，正印官与司教之人，优行嘉奖。如从教者作奸犯科，计其人之众寡，罪之轻重，甘结士民，量刑罚治。若从教之人故犯罪恶，司教同教戒劝不悛，因而报明官司除其教籍者；或教籍未除而同教之人自行出首者，或过犯在从教以前事发于后者，罪止本身，同教之人并不与坐。如此官府有籍可稽，诸人互相察觉，不惟人徒寡少，仍与事体有益，其他释道诸人，或争论教法，更不必设计造言，希图耸听，只须分明。司教也同此法，考察赏罚，谁是谁非，孰损孰益，久久自明矣。 此三者处置之法也。 以上诸条，伏惟圣明裁择，如在可采，乞赐施行。 臣与部臣为衙门后辈，非敢抗言与之相左，特以臣考究既祥，灼见国家致盛治、保太平之策，无以过此。倘钦允部议，一时归国；臣有怀不吐，私悔无穷。是以不避罪戾，斎沐陈请。至于部臣所言风闻之说，臣在昔日亦曾闻之，亦曾疑之矣。伺察数岁，臣实有心窥其情实，后来洞悉底里，乃始深信不疑。使其人果有繊芥可疑，臣心有一毫未信，又使其人虽非细作奸徒，而未是圣贤流辈，不能大有裨益，则其去其留，何与臣事。修历一节，关系亦轻。 臣身为侍从之臣，又安敢妄加评许，为之游说，欺罔君父，自干罪罚哉！窃恐部臣之伺察详尽，亦复如臣，其推毂奖许，亦不后于臣矣。 臣干冒天威，不胜惶恐待命之至。
注：万历四十四年御批：“知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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