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县衙的日常

一 县衙的作息时间

明朝政府规定了一些法定假日。“凡每岁正旦节，自初一日为始，文武百官放假五日。冬至节本日为始，放假三日”。洪武六年，太祖“命考古休沐假日，礼部以唐六典假日上，从之。令百官每月五日给假”。宣德三年，又定于每年岁首旬休十日。此外，逢皇帝登基、寿诞、丧葬等，也要停止公务活动。

除政府规定的假日外，县衙每日清晨即开始办公，日暮时方才散衙。“凡官府皆须侵晨署事，日入方散”。每日卯时，吏典、隶兵及各种杂役于承发房画押报到，称点卯；下午酉时，散衙归家。“凡公门吏典、兵卒及里长人等，皆须置簿，付承发典吏收掌，每日侵晨于上画卯，至暮画酉”。

县官每日升堂分为早堂（早衙）、中堂（中衙、午堂、午衙）、晚堂（晚衙）。各官对时间的安排，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和各自的性情能力，不尽一致。但“堂事须有定规，各役人犯方便伺候遵守”。若初仕者无经验，“投文听审，俱无定时，自朝至暮，纷纷扰扰，（吏役）终朝伺候”。

据载，早堂一般为卯时至辰时，“粮里长等各照都图，挨次站立两廊下，次第升堂，作揖听发放出”。“升堂后皂隶报门，阴阳报时，同僚揖，首领揖，六房揖，门库参见，始将公座簿以次佥押。内外巡风、洒扫、提牢、管库等各报无事，自吏房起先将一日行过公文或申或帖或状，依数逐一禀报点对，各房挨次佥押用印”。然后“放里老挨图入见”，“比较里老，催办公事”。中堂为巳时至未时，主要是“问理词讼，干办公务”。“听讼在午、未时，则白昼了然”。晚堂为申时至酉时，继续清理词讼，审录狱囚，总结一天公务，然后击鼓散堂。

知县一天处理事务总的次序是处理公文、比较钱粮、问理词讼。《官箴集要》称处理公文的顺序是：“其申达上司公文，早衙佥押；其平关牌帖并批牌等项，中衙佥押。”大堂上每日设值堂吏和值印吏各一名，“直堂吏一名，专一在堂挂号登记上下公文，并拘勾人犯牌票，以便揭查。直印吏一名，置簿填写某房公文几件，用印几颗，至晚递不致违误，结状以防奸弊”。其余吏典于各房办事，非传唤不得上堂。每晚又派巡风吏一人巡视衙门各处，以防奸盗。

二 日常政务的处理程序

县衙中的人员分为官、吏、役三等，在数量上呈金字塔形。在政务上的分工大体为：官主决策，吏理文书，役供差遣。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即正官、佐贰、首领，为朝廷命官，数量极少。知县总管一县之政务，佐贰、首领则分别分工负责劝农、水利、清军、巡缉等某一方面的事务；吏员为在吏部注册的公职人员，主要在六房、粮科、马科等各房科中办事，处理公文账册；衙役则司职站堂、看管、守卫、催科、抓捕等事，听候官吏差遣。

县衙中的公务文书主要由各房科的吏书草拟。与清代县官文移主要倚仗师爷不同，明代吏书在公文的处理中还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县官一应文移，本应亲自为之，但实际上多派相应房科起稿。《大诰三编·农吏第二十七》曾规定：“今后诸衙门官，凡有公事，能书者，务必唤首领官于前，或亲口声说，首领官著笔，或亲笔自稿，照行移格式为之。然后农吏誊真，署押发放。”但后期普遍的情形却是县官“申上司文移，先令该吏起草”。由于明代中期以后吏典买充者多，素质普遍降低，通文移者日少，多由各房主文、书手代笔。县官“凡承上发下文移，只问该房取稿，不必管他央何人作，只要好便罢”。吏典、首领官对公文应及时办理，不得稽延。《大明令·吏令》规定：内外衙门公事，“小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大明律·吏律·公式·官文书稽程》规定：“凡官文书稽程者，一日，吏典笞五十，三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首领官各减一等。”《读律琐言》卷三《吏律·官文书稽程》注云：“诸衙门文书，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

遇有公事，六房吏典向上禀报，须自上而下进行，即首先秉明知县，再赴分管佐贰、首领处商议；签押文书时，则遵从自下而上的顺序，先由下面的吏典首领等官开始，最后至知县处用印施行。“该房该吏凡遇禀复公事，自上而下；佥押文书，自下而上”。“遇有大小事务，该吏先于长官处明白告禀，次于佐贰官处商确既定，然后当该吏典幕官书卷，才方自下而上以次佥押讫，正官下判日子，当面用使印信，随即施行”。这样做的目的，可能一方面是为了保证信息上达长官的渠道通畅，不致被中途截断；同时政务处理意见先由下面的该管官吏议定，最后由县官决断施行，也可以减轻知县的理政负担，使各级官吏各负其责。

刑名、钱谷为知县最重之事。县官受理百姓词讼称为“放告”，受理词讼的日子称为“放告日”，每隔三五日一次。一般是逢三、六、九日放告。也有五日一放告的，更有“民淳事简之地”，只在每月初二、十六放告两次。在农忙时节，为不妨农时，还要止讼几个月。如四至七月农忙时，除人命、强盗等大案外，其他案件不予受理。放告之日，县官升堂后，出“放告牌”，原告捧纸依次递进县衙。凌濛初《拍案惊奇》卷十《韩秀才乘乱聘娇妻吴太守怜才主姻簿》：“到得府前，正值新太守吴公弼升堂。不逾时，抬出放告牌来，程朝奉随着牌进去。”状纸递进后，由承发房吏接下挂号。县官接状后为慎重起见，往往并不立即审理，而是退堂后一一细览，第二天再与发落。不准状的退回，准状的再传原告、被告、证人三方细审。

钱粮完纳不及时，或差役办差逾期，县官则用刑求、监禁的办法催督，称为“比较”。“凡差人解军、解钱粮，限定日期。如不完批回缴者，即拿的亲家属监候，轮日比较，则事易完”。征比钱粮时，先比较粮长、里老等役，使之催督欠纳户，若再不完，则征比花户。

县官除点视桥梁圩岸、驿传递铺，踏勘灾伤，检尸、捕贼、抄札等事外，不得轻离县衙，有事则以信牌差遣吏役。《大明律·吏律·公式·信牌》规定：“凡府、州、县置立信牌，量地远近，定立程限，随事销缴。违者，一日笞一十，每一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若府、州、县官遇有催办事务，不行依律发遣信牌，辄下所属守并者，杖一百（按谓如府官不许入州衙，州官不许入县衙，县官不许下乡村之类）。其点视桥梁圩岸、驿传递铺，踏勘灾伤，检尸、捕贼、抄札之类，不在此限。”信牌又称“牌票”、“票”、“硃票”，为纸质，上面用墨笔写明所办事情，限定日期，用硃笔签押，并盖官印。关于信牌名称及形制，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辨讹》云：“票，一作慓，疾也，急疾也。今官府有所分付，勾取于下，其札曰'票’。”《醒世恒言》卷三十九《汪大尹火焚宝莲寺》：汪大尹“当晚在衙中秉烛而坐，定稿申报上司，猛地想起道：'我收许多凶徒在监，倘有不测之变，如何抵挡？’即写硃票，差人遍招快手，各带兵器到县，直宿防卫。”《三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七回《为传花月道贯讲差使书》，记钱生员伪造官府“纸牌”诈财之事。《型世言》第二十七回《贪花郎累及慈亲利财奴祸贻至戚》，写奸徒商德、钱流伪造官府牌票，商写牌，钱用硃笔签押。吏役事完须将牌交回，称“投牌”、“销牌”。差点差役时又使用签筒，筒中置签，上写各役姓名，差点某役，则抽其名签付之，事完差役将签交回。《治谱》云：“在县呼唤各役，非抽签叫者不许应。出入时须以签筒自随……如在家或轿上，或催夫马或叫人，系紧急事，袖中宜置小签，抽一与门子，门子照名以大签给之，彼事不完，签不得入。……（行刑时）须签上本人用刑。”

但牌票亦不可轻给，以维护牌票的严肃性。“凡有小节公事，只可用言语分付催办完结，不必出票。如有大事不能结绝，或各样差使不完，方才出票拘勾。不可泛滥一概出票，致使小民轻易不惧官法。及票俱用县印一颗”。诸役多有借牌票诈害百姓者。“差人持粮票下乡……黑夜排闼，就床擒锁，举家惊惶，设酒送馈。及去，衣服鸡犬一空。假如欠银五两，此番所费二三两，手头愈空，钱粮愈难完办。及带至县，该差又与商通，雇人代杖而出。一番追呼，始终皆为差人生意，而官逋如故”。有的串通吏书，私写牌票，不盖官印，持“白头”牌票下乡欺诈百姓。“吏书欺官讨钱，每于开征（钱粮）之日，一甲写一催票，谓之押差，或谓之总催。每一快手一二十两，贿买户书写就。……盖快手借票催粮，原非为催粮计，不过借印票在手，无端索害乡人。农民多不识字，又多良善之人，彼即有完票在家，快手欲无端害之，几十里外向谁分诉。……一张票，乃一快手几年生活也”。

牌票是替官府办差的凭证，可发与差役，也可发给在县听差的值年里长，使之勾摄公事。“追会钱粮、军需、刑名、造作，大小公事，不得差人下乡，止是遣牌勾办”。审案时，县官还可将牌票交与原告、干证，令其持票拘传被告。明初以后里长多在县“承符呼唤”，听领钱粮词状牌票，回乡催征钱粮，勾摄人犯，或措办供应。《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户属》：“旧例里长逐日在县应卯，违卯则罚。”袁黄《宝坻政书》卷四《申道报抚台减粮公移》：“自卑职到任，凡见年里长，皆放归农。”说明万历十六年袁黄任宝坻知县前，该县值年里长须至县听差。不但里长，甲首也须随里长到官听差，或出“应卯银”补贴里长劳费。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九十《赋役》：“（嘉靖）四十年正月，御史潘季驯巡按广东，倡行均平里甲之议。……其里长止于在官勾摄公务，甲首悉放归农，广人便之。”说明广东在潘季驯改革前甲首须随里长到官。

县官有事传唤乡民，应尽量差遣里长，以免差役下乡生事勒索。“凡勾摄公事，不可差皂隶、快手、机兵人等下乡生事害人，致生不虞，负累不便。止许差各里里长转令甲首拘与”。“有等在官人役，有因公差下乡，狐假虎威，虚张声势，指官诓诈，扰害良民。明知乡农少入城市，怕见官府，只得受其凌虐，鸡犬为之不宁。有本差一人，有帮二三人者，一至其家，势如饿虎，不满其心不休也”。

以上所论述的是明代县衙中比较常见或一般的运作方式，其中一些材料来自明代的官箴书。官箴书作为明代官员初入仕途的为官指南，反映了当时官场行事的惯例。参以其他资料，可以大体了解明代县衙的实际运作情况。由于明朝疆域辽阔，历时200余年，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情况会有所变化，其间的差异性及其与县政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责任编辑：龙亚莉

// 作者简介

何朝晖，历史学博士，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史、版本目录学、书籍史。著有《明代县政研究》《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译著）、《书史导论》（译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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