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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单字的结构问题离不开每个区域所在的空间，而章法就是总体空间的设置与安排，因此，我们不再过多地纠结于单字结构（本来在大草中也不宜从单字结构这个角度去分析），而是从开始到最后的所有空间中去寻绎其带来的章法新变之路。
一、穿插与停匀 对于草书而言，在线条的顺序书写之际，存在着各种不同角度、弧度、斜度以及远近、向背、方圆等各种形式的相互穿插，这是汉字构造的规定性，更是笔锋运动的自然结果。但无论如何，我们没有发现过于拘谨逼仄的空间，即使是再短小的笔画穿插，也留有相对停匀的空间。从这里出发，有两个方向可以做到极佳处理创作条件：一是，若近则形成并笔；二是，若远则更为扩张。前者化解了过小的空间，后者增其张力，都在看似不经意中见出旭草之大气象。 
二、妙用连环 在全篇之中，自最开始处第二行的“云车”，出现了用笔过程中独具特色的连环书写模式——接连呈现长度变化不大，但又非常连续的“组合套路”。看似惯性书写，却又有明显对比，在长短、远近、斜度以及节奏上都有着细微变化。这样的环节，愚以为无形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景，而且在整体大的旋律推进之中，偶尔呈现，就有了一种“重复”的艺术魅力，给全篇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呼应之链。 犹如大主题中的小主题，随时浮现。这种艺术处理方式，也可喻为小说中的暗线，总是与主线相向而行。这在“青鸟”中有小幅度的呈现；“上元”二字，笔断意连，且有轻重之别；“临丹”二字，方向渐变，节奏分明。此类表达，在“登天”二字之处达到极致，从“登”的右部开始，下行共有七处横向笔画，几乎分不开，草法所具的真正笔画与连带的对比，皆以实线处之，可谓连绵回环，荡气回肠。应该说，该帖的连环模式，不为主调，但对全局起到一种调节之用。不求大起大落与大开大合，但在书写之时，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更见性情。对于张旭这件杰作，毋庸置疑其漫卷风云之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打破单行的拘谨，消弭行的界线，通过行与行靠近与单字的收放、开合以及字字之间巧妙的连接，使全篇浑然一体。即便如此，留白也不能谓之多余，因为好的章法恰恰与精心地留白相关联。字内留白，前面已通过结构进行分析，这是构成章法基本组件之不可或缺。字间留白则是通过上下的疏密或者通过线条的粗细进行处理，上下字靠近，如“千寻”“不贵”“见浮”“纷繙”等处（见图一），都是通过一种紧密的形式而对比出全篇的留白。相对而言，因为草书作品中的字距并非有严格的划分，所以实际上也是可以通过笔画之间的间隔来呈现出变化的。这件作品中的留白主要以所书每首诗的结尾处自然体现，为全篇带来了明显的呼吸点。共有三处，每处至少留有一字空间，这使诗与书的节奏合拍，也成为手卷书写留白的传承方式之一。另外，“与尔”之下留出一个字大小的面积空白，有专家据此对这件作品提出疑问，但作为草书，书写过程的不可预见性极为明显，完全有可能在瞬间根据文字内容以及性情的发挥而忽然间跳到下一行，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这样处理，在留白上也带来了全篇的一个独特之处。对于章法以及留白带来的虚实对比，除了以上几点明显之处，还有几种相对典型的方法，就是将笔画拉长，如“车”“帝”“来”“中”等字（见图二），空间为之开张，全局因此盘活。另外，还有如“侯”“万”“宫”“共”“哲”等字（见图三），展现了极为纵展的空间，笔画上下拉长，而且部件之间距离有意拉大，也为全篇带来了更多的通透之气。分析书写机制，与上下气息贯通也有一定关联，边下行边写，所谓顺流而下，势使之然也。
时下的我们，透过历史的云烟，当每一次注目于这件杰作中的细节，无不惊叹其依然焕发出的大草艺术魅力。我们在临习与借鉴的同时，从技术层面抽丝剥茧地去析理，那么是否会创作出同样高度的作品？是否能在传承之中写出合乎时代并契合自身气质的作品？在表达方式上是否依然必须以此长卷或者相同笔触才能臻此境界？留给我们可资借鉴的因素还有哪些？等等。都是需要慢慢用虔诚的心、切实的笔墨历练去寻求答案。由此，我还想到以下几个维度。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云：“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书迹是心迹的外化，张旭的书法，再复杂、再神奇的笔法，似乎都可以尝试还原，甚至可以在理性的训练之中，使技法更加完备。但张旭的精神向度，其感情的迸发，其满壁纵横、狂肆而书的心理状态，在欲书之际的灵感触发，每一笔每一行的灵机往来与胸中丘壑，又如何能够让后人寻绎到蛛丝马迹。不仅如此，在线条的挥舞之中，这些看似无意的穿插与组合，既率性、纵情，又敏锐、神完气足，就不仅仅是笔墨功夫可以涵盖并阐释的了。杜甫有言“始知豪放在精微”，书者内心的狂放外化为一种笔墨语言，无论如何，还是需要一种高难度的驾驭能力，是一种“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的洒脱无羁，同时又必须是“此日中流自在行”的水到渠成。因此，狂放之境、豪放之态人人皆可有，而寻找到最为契合情境的艺术表达，常人大多不具备。可以歌，可以咏，可以足之蹈之，但通过点画往来，开襟坐霄汉，挥手拂云烟，何其难哉！故而，学书当从两方面着力：一方面是涵养心性，开阔胸襟，在灵魂深处着力塑造一种外在的、张扬的、毫无羁绊的高境；另一方面，则修炼草书技术与技巧层面的一招一式，从其畅达无碍的线条中，葆其韧性，显其从容与畅达。在逐渐熟悉草书之法之意的前提下，寻找“五合”之境，并且努力使心性与草书合二为一，从而达到情感与形式的完美统一。由此，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才会有所期待。根据熊秉明先生《张旭狂草》中的有关著述，可以明确了解张旭的师承以及流派等，除其从舅父陆彦远而上承“二王”一脉之外，其对于张芝的膜拜与学习，不能说不重要，其在《自言帖》中云：“自此见汉张芝草书入圣，甚复发颠兴耳。”而通过刘有定《衍极注》以及卢携（或卢隽）《临池笔妙》的综合研究，共有十位书家“继承了张旭的创造力，使培养大师和独立艺术家的方法固定了下来”。比如李阳冰、徐浩、颜真卿、吴道子、邬彤以及客观上也受影响的怀素、高闲等。以上所述，足以证见张旭狂草大家的历史定位，而后来的书家在传承之际，如何从中续上一环，值得思考。这不仅要从历代书家的一肢半体中去研究，还需要面向自然，外师造化。即使我们遇到现实中的“担夫争道”可以再度引起共鸣，即使是闻听鼓吹（今时或谓交响乐）可以体会世间万象之秩序与统一，有面见“公孙大娘舞剑器”等诸多真实体验，那种发于笔端的冲动与激荡，如何利用这种大草纯艺术的方式再现张旭式样的笔墨意象？今天，实在不容易寻找到现成的答案。至少，当代书坛还未曾出现过。通过查阅各种相关资料，加上自我的临摹体验，张旭《古诗四帖》确实并非没有瑕疵，诸如诗文中的错讹、每行下字的拘谨、个别起笔处向右下行笔的刻意、圈眼过多且雷同以及个别处行笔的迟疑等，都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即使有人认为是仿作，依然不能否定此作在历代草书经典中的高度定位。不禁想及，艺术的修为最终还是归拢为心性的自由与畅达，所以深入张旭狂草，也可以认为是探究更为灿烂、瑰丽的大草艺术世界。其为我们反思文化及艺术的终极价值与意义提供了最直接的范本。可以说，走近张旭，无论是探究笔墨还是书道人生，即便稍作历史性回眸与展望，都充满着无限挑战与可能，使我们笃定书写心智，矢志不渝，共同努力辉映大草艺术灿烂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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