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 | 在真实中生活——无权者的权力（二）

无权者的权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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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让我们设想一下，某一天我们的水果商忽生变故，为了自娱，停止四处张贴标语。他不再去投票，明白那不过是一场闹剧。在政治会议上他开始讲心里话，他同时找到了自己的力量，来表达他对那些他的良心所支持的人的认同。水果商的反叛让他从谎言中脱身。他拒绝了仪式，也破坏了游戏的规章。他再度发现了自己被压制的人性和尊严。他赋于他的自由一个实在的意义，他的反叛是为了在真实中生活。他的代价很快就来了。水果店的经理职位被解除，他被派到仓库去。他的工资降低了。他在保加利亚渡假的希望成了泡影；他的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受到了威胁。他的上司会来骚扰他，同事们会对他大惑不解。周围的人这样对待他并非发自内心。他们不过是受到环境的压力，那个环境曾迫使过水果商四处张贴标语。他们迫害水果商，不是因为他们非做不可，就是因为他们得设法向上司效忠，或者仅仅是社会大环境的一部分。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人们明白如何处理这样的事，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特别要小心不要让自己沾上任何嫌疑。命令执行者因此与大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有程度上的差异：他们是后极权社会的组成部分，都是其自动性的代理人，都是社会自我运转的工具。

权力结构就是这样通过命令的执行者们，这些体制的毫无个性的零部件，来清除水果商。权力体制用在人民中的异化的力量来惩治水果商的反叛。体制的自动机制和自卫功能驱使它这样做。水果商的罪行不是一件简单、孤立的特殊个案，而是十分严重的。破坏游戏规则，就意味着破坏了游戏自身，揭开了游戏的庐山真面目。他动摇了假象世界这个社会的支柱。他打碎了将这个社会支撑起来的事物，破坏了权力的结构。他告诉大家，在谎言中生活就是在谎言中生活。他打碎了社会种种受敬畏的偶象，让权力的基础脱然于世。他指出皇帝没穿衣服。因为事实上皇帝光着身子，就出现了极为危险的情形：水果商的行为宣告大家，让人们看见了幕后的真相。

他向大家昭示在真实中生活的可能性。只有大家都愿意在谎言中生活，才能产生这个社会制度。其原则必须让所有的人接受，渗透一切事物。它绝不允许有人在真实中生活。因为任何越轨行为都是对原则的背判，对整个体制造成了威胁。

这是可能理解的：只要表象不与真实相碰头，就难辨真伪，在谎言中生活的人只要不遇到真实中生活的人，就不存在揭露谎言的视角。只要一有不同的选择，表象和在谎言中生活就受到了威胁，在本质上和无所不包的特征上都是如此。同时这个不同选择的地盘究竟有多大是无足轻重的，因为这个不同选择的力量不在其物理的特性，而在其揭露社会支柱和不稳定基础所投射的光。水果商对社会构成的威胁不来自他个人所拥有的实际力量，而来自于他的行为超过了自身意义这个事实。他的行为启发了周围，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在真实中生活，对于后极权社会不但具有存在方面的意义(让人性复归)或认识上的意义(揭示真相)和道德上的意义(为别人树立榜样)。它还有一个十分确定的政治意义。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实中生活必然是对其最根本的威胁。这就是这种行为受到比任何罪行更严厉的惩罚之故。

在后极权社会，真相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有特别的重要性，这在其他环境下是闻所未闻的。真相在这个社会，作为权力的一个因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者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真相的力量如何运作？作为权力的因素如何运作？它的权力是如何实现的？

八

个人的自我异化是因为存在着产生异化的事物。在这个范围内的侵害对象就是人们的真实存在。在真实中生活与在谎言中生活在这里互相直接交织在一起。在谎言中生活是一个被迫的选择，是对真实的目标的一个不真实的反应。只有在这个背景之下，在谎言中生存才具有意义，只是由于这个背景才存在。这种向壁虚构和自圆其说的人类秩序的基础，乃是人类对于真理的倾向的一个反应。所以在谎言世界井井有条的表面之下，隐藏着生活的真正目的，和生活隐藏的对真理的开放性。

在真实中生活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来自这样的事实：在真实中公开地生活，有一个虽然看不见但却无所不在的同盟即隐藏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在真实中生活的目标得以发展，得以公开发表它的言论并得到理解。在这里存在着互相沟通、交流的潜力。这个领域是隐秘的，对于权势来说也是十分危险的。其中孕育的风暴一直在暗处发展，一旦冲破黑暗，从各方面对社会制度产生震撼的时候，再按常规来遮遮掩掩，已为时晚矣。这样造成的局面，就使当局惊恐万状，狼狈不堪，被迫作出极不明智的反应。

看起来，在真实中生活就是后极权社会最广义上的反对派的温床。反对派与政权间的冲突的形式，显然与公开化的社会和传统专制社会不同。一开始，这一冲突就不在真正制度化、量化，依不同工具的权力层次上展开的，而产生于完全不同的层次：它产生于存在的层次，即人类意识和良知的层次。这一层次里的力量是不能用信徒、选民和士兵的数量来估量的，因为它伸沿到社会意识的第五阶层，在生活的隐藏的目标中，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基本人权的追求与向往中，在人类真实的社会和政治利益中。这个力量不在于政治和社会集团的确定的势力，而在于隐藏在整个社会中，包括政权结构之中的潜在力量。这股力量不依赖自己的军队而依赖对手的军队，也就是每个甘心在谎言中生活的人。这些人理论上是能够领悟真理的力量的(还有一批人出于保护他们手中权力的本能，也可能与真理力量相协调)。这是一种细菌的武器。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来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予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这股力量所推动的是隐秘的运动，是可以产生看得见的影响的 (难以预料的则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 ：一场真正的政治事件和社会运动，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社会和文化界气候的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关键问题和矛盾都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遮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到来，最后打击的性质又是什么。这也是当局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进行几乎是防卫性的镇压的原因。

索尔仁尼琴为什么被驱逐出他的祖国？当然不是因为他拥有实力，或者说当局觉得他会向当权者们夺权。索尔仁尼琴的被逐，有其他的缘故：他力图发掘真理的令人可畏的根源。真理可以转变整个社会意识，而这个转变终将给社会带来无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后极权制度作出了十分典型的反应：为了捍卫它自己，就得捍卫假象世界的完整。谎言世界的外壳是由奇怪的物质构成的，只要它把整个社会封闭起来， 它就会看上去坚如磐石。但是一旦有人打破了一个小小的缺口，有人喊出“皇帝光着身子”，打破游戏规则，揭露游戏本质，这时，一切事物都原形毕露，整个外壳就会无可拯救地四分五裂。

我们说在真实中生活，自然不仅仅指思维的产物而已，如一群知识分子写信提出抗议等等。它可以是个人或群体反抗奴役的任何形式：知识分子的抗议信，工人的罢工，摇滚音乐会或学会示威，拒绝参加选举闹剧，在官方会议上发表声明，或者绝食，等等。假如压制目的的过程是很复杂的，是对生活的一切言论和舆论的不同方面的操纵，那么，生活中每一个自由的言论和表述都在政治上构成了对后极权制度的间接威胁。这些言论包括了那些在其他社会制度内绝不会产生任何潜在的政治意义，更不用说具有爆炸性力量的言行。

人们通常认为布拉格之春是在真正的权力层面上两个集团的对抗：一派要维持这个政权。但人们常常忘了这个对抗不过是一幕长剧的不可避免的结局。这幕剧的剧场，则主要是社会的精神和良心的领域。在这幕剧的开端，有一群人在最黑暗的时刻里表达了在真实中生活的愿望。这群人手中无权，也不对权力抱有妄想。他们想在真实中生活，其实，算不上什么政治观点。他们也许就是一批诗人、画家、音乐家，或者是保持着个人尊严的普通公民。现在自然很难确定何时、通过何种地下和曲折的途径，他们的言行对环境产生了影响。我们也难以追寻真理的细胞是如何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现在清楚的是：政治改革的企图并不是社会觉醒的原因，而是社会觉醒的最终结局。

我想，我们当前的局势也能由此经验而得到更好的理解。千余人的宪章分子与后极权制度对抗，政治上看来是毫无希望的。如果我们透过开放社会的传统角度来观察，这个结论一定是正确的。在开放社会里，政治力量的强弱主要根据其实际掌握的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像宪章派这样的小党派一定不会有赢的机会。但我们一旦把这个对抗放在后极权制度的背景里来观察，则会得出根本不同的结论。目前还难以确定捷克斯洛伐克是怎么看《七七年宪章》运动的存在和地下活动，以及宪章运动唤起民众的企图。这种投资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能够产生政治改变方面的利润，就更难预测了。但是宪章运动的一切，当然是在真实中生活的一部分。作为在存在的意义上的一个构想，它把个人重新带回到他们的自我和个性的坚固的土壤；作为政治行动，它把个人抛入一场机会的游戏，人们在这场游戏中不是一无所获，就是得到一切。因此，投身到这场运动中的人都是那些相信为了得到一切不惜冒一无所有之险的人，或者是相信在捷克斯洛伐克，目前无任何其他从事政治活动的真正选择。

这其实是一回事：这个结论只有那些不愿为了政治而牺牲他或她的人格的人才能得出，抑或是那些不相信政治必须牺牲人格的人才能得出。

后极权制度对在真正权力层面上的对手和任何独立于其法律自制性之外的政治力量的挫伤越彻底，任何政治威胁的中心就越为转向存在的和政治之前的层面，一般毋须任何有意识的努力，在真实中生活就会自然地变成一切反抗体制是自制性活动的出发点。即使这种活动终于超越了在真实中生活的范围，转化为各种平行的结构、运动和团体，开始成为政治性活动，开始对官方体制产生压力并且事实上对真正的权力产生了某种影响，它们始终都保持着它们这一起源的标志。因此我以为，只有不断地思考这个特殊的背景，才能正确理解我们所称的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意义。

九

在谎言中生活造成人类自我认同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转而制造了在谎言中生活的条件。它当然有道德上的意义。首先它表现为社会的深刻的道德危机。个人一旦被消费价值观诱惑，其自我在大众文明杂七杂八的熔炉中消失，在存在的秩序中失去了根本，对任何比自己的个人生存更高的事物失去责任感，他就变成了非道德的人。后极权制度依靠这个非道德化，加强这个非道德化，而且事实上就是非道德化的社会中的化身。

与此相反，在真实中生活作为人类对强加的境遇的一种反抗，企图重新掌握自己的责任感。换言之，它显然是一个道德的举动，不仅因为个人必须为之付出高昂代价，而且主要因为它不是利己的：冒风险可能的报酬是情况的全面改善，也可能一无所获。在此方面，如前所述，它是一场全赢或全输的赌博。很难想像一个有头脑的人投身这个事业仅仅是为了让今天的牺牲得到明天的报答，哪怕是普普通通的感谢 (补充一句，权势的代表们毫无二致地不断把各种功利主义的动机加在那些在真实中生活的人头上，说他们贪欲权力和财富，想至少也把他们纳入那个非道德化的世界)。

如果在后极权制度里在真实中生活成为独立和反对政治理念的温床，那么，一切对于这些理念的本质和前景的思索必得把这个道德意义视为政治现象 (如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视道德为“上层建筑”的信条妨碍了我们的朋友们全面认识这个问题的意义，用某种方式把这个问题包含在他们的世界观内，这只能伤害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耿耿忠心阻止了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影响机制的正确理解，从而使他们自己变成“虚幻意识”的牺牲品——这正是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一向怀疑别人如此的情形) 。后极权制度中道德的特殊政治意义在现代政治史上至少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在下面想说明的它可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十

不可否认，在胡萨克领导集团1969年出现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重要政治事件是《七七宪章》的诞生。但是它出现前后的精神和思想气候不是任何直接的政治事件的结果。产生这个气候，是一场对与“宇宙塑料人”滚石乐队有关的青年音乐家们的审判。这场审判不是两种不同政治势力或观点的冲突，而是两种不同的生活观念的冲突。冲突的一方面是后极权制度严峻的清教主义，另一方面是默默无闻的、想在真实中生活的一群青年，他们不过想演奏自己喜欢的音乐，唱和他们的生活有关的歌，想在尊严和合作中自由地生活。这些人过去没有从事过政治。他们既非野心勃勃充满活力的政治反动派，亦非从权力结构中被清除的过时政客。他们完全可能适应现状，接受在谎言中生活的准则，过不受当局骚扰的平安日子。但他们决定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案子对每个没有放弃希望的人发生了非常特殊的影响。不仅如此，在审判的时候，一种新情绪在多年等待观望、对抵抗行动的麻木不仁和怀疑彷徨之后，终于出现了。人们“对厌倦情绪感到了厌倦”，他们对于消极、无所事事和仅仅盼望着事情终将会变好起来的态度忍无可忍。在某种意义上，这次审判是最后的一击。许多在此之前一直彼此孤立，不愿合作，或采取难以实行合作的行动的倾向各异的小组，突然意识到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每个人都明白，攻击捷克地下音乐会是攻击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实际上每个人联在一起的东西：这是对“在真实中生活”这个观念的攻击，是对生活真正目的的攻击。人们把演奏摇滚的自由视作人类的一种自由，其本质上同进行哲学和政治的思考、写作、表达和捍卫社会中各种政治意见的自由是一回事。

人们受到启迪，真正觉得他们与青年音乐家们站在一条阵线。他们渐渐认识到，无论他们的创作方式和人生观相去多远，如果不挺身而出捍卫他人的自由，便是放弃自身的自由 (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七七宪章》赋于这个古老的命题一个崭新的、典型的意义，它对于现代捷克史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斯雷别谢克在其《六八年》一书的精辟分析里所阐述的“排他性原则”，乃是我们今天一切道德与政治痛苦的根源。这个原则产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之末，是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奇特联盟的产物，随后不断深入发展，直至“苦难的终结”。《七七宪章》几十年来首次打破这个原则；宪章派的成员们第一次平等地携手共事。《七七宪章》不仅仅是共产党人和非共人士的同盟——这种同盟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道德和政治上也不具革命性意义——而是一个以向全民开放为前提的组织，其前提是任何人都不会置于低下的地位。这就是《七七宪章》诞生之时的气候。谁能预料，一两个无名小辈的摇滚乐队受审案会产生如此深远的结果？

我认为，《七七宪章》的起源很好阐明了我前述的观点：后极权社会内那些日后逐渐演变为政治运动的活动背景，通常并不是由公开的政治事件和公开的政治观点与力量的冲突所组成的。这些运动大部分是来自其他政治之前的更广泛的领域，在谎言中生活与在真实中生活，在那儿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后极权制度的规定与生活的真正目的发生了冲突。生活的真正目的当然有各种形式。有的时候，表现为某一个人或某一集团的基本物质利益或社会利益；别的时候，可能表现为某些思想和精神的利益；再有些时候，可能是最根本的生存需要，如人们渴望在尊严之中生活。这种冲突之所以带上政治色彩，并非因为这些目标的根本政治内容力图显示自己，而是因为在后极权制度赖以生存的那个复杂的管理体制面前，每一个人类的自由言行，每一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都必然对其造成威胁，因此就成了最具有典型的政治行为。这种由政治之前的边远地带发展起来的运动，它的任何最终的政治宣言都是衍生的。它的发展和成熟是随后与体制冲突的结果，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政治方略、政治规划和政治冲动和面貌出现的。

1968年的事件再次证明了这点。想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党内政治家们推出他们的方案，并非由于突然受到神启，而是受到持续不断的压力。这些压力产生于生活中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毫不相干的领域。实际上，他们试图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社会冲突(实质上是制度的目标与生活的目标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每天都在社会的每个角落发生。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而且越来越公开化。学者和艺术家们受到整个社会的响亮的呼声鼓舞，用各种手段来揭露问题，而学生们则要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七七宪章》的创建也说明了我指出过的问题的道德层面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义。如果没有各不相同的团体之间的强烈共识，没有那种忍无可忍的，那种无论会遇到何种制裁，不顾前景和结局如何难以预料，也非得团结起来大声疾呼的急迫意识，《七七宪章》运动是不可想像的。扬·巴托契卡死前不久写道：“有些事情，是值得为之受难的。”我想宪章分子们不仅仅把这句话看成巴托契卡留下的遗产，而且作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好的解说。

从外面看，尤其是从社会制度及其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七七宪章》的出现乃是料想不到的晴天霹雳。当然它不是什么晴天霹雳。但这种感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孕育风暴的地方在暗处，在那个忽明忽暗的地域，事情是难以梳理清晰的。预测宪章运动出现的可能性正像现在要预测它何去何从一样机会渺小。这又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震撼，常常产生在隐藏在暗处的事物猛然冲破在谎言中生活的假象的时刻。一个人在假象世界里陷得越深，这种事件发生时就越感到震惊。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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