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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90公里处的荒漠无人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据了解，该遗址累计清理出土各类文物1450余件（组），均为戍边将士日常生活、工作实用器物。文物中有木质的杯、碗、筷、勺，陶质的缸、罐、碗、碟，染织衣服、麻鞋，武器装备弓、箭、铠甲，以及上传下达的公文信函等等，其中以883件文书（纸文书758、木简119、帛书4、刻辞2）最为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国内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也是首次发现的唐代汉文木简实物标本。文书所记录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如文学作品《游仙窟》为国内现存最早且唯一实物标本，《韩朋赋》、《孝经》、《千字文》等文书丰富了相关版本。书信、勋告、借贷、佛经、禄命书等文书是还原唐代社会生活的鲜活素材。军事文书数量最多，有上级传达的时局战报、下发的军情命令，基层上报的日常巡查记录、将士的换防升迁、武器资装的报废申领、军粮的收支账目、战马的病疫处理等等。记载“计会交牌”、“平安火”“都游弈”巡检制度的木简实物更为国内首次出土，弥补了唐代军事文献记录不详的缺憾。以上各类文书包罗万象，内容极其丰富，大自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小到私人生活的琐事均有涉猎，可以说发掘到了一座全面反映唐代边防生活、边疆治理的档案馆。 据悉，2019～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300平方米，取得重大收获，其成果先后入选2019年度“考古中国”丝绸之路重大项目成果和“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这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的主动性考古发掘。本次发掘系统地揭露了遗址全貌，明确了烽燧为唐代“沙堆烽”故址，为边塞军事建置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在该遗址出土了《韩朋赋》等一系列文学作品的书卷残片 “烽燧是中国古代王朝开辟丝绸之路、保护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是国家有效管理体系的重要支撑。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成果显著，学术价值十分突出，作为'大传统’物化载体，是当时中央政府的国家工程。其现实政治意义巨大，无疑是近年国家边疆考古又一项重大考古发现。该烽燧是唐代'楼兰路’沿线的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其考古发现无疑是具有'可信’与'长轴’的很好历史见证。它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克孜尔烽燧，有着同样的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刘庆柱接受采访时说。 唐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理大为加强，先后设立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以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为代表的众多军事设施的修筑，构成了安西四镇完备的镇防体系，保证了唐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 考古发掘首次揭露了唐代沙堆烽遗址的全貌，为我们了解唐代戍边生活，认识羁縻府州政治管理体制，研究古代军事制度，特别是边塞烽堠机构的运行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新发现掩耳守捉、焉耆守捉、榆林镇、通海镇、麻泽镇、临河烽、马铺烽、横岭烽、悭泉谷铺、猪泉谷铺、蘇累铺等军事机构及楼兰路、麻泽贼路、焉耆路等防御线路，这些军事机构及线路均不见于任何记载，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楼兰路、麻泽贼路等路线的发现，对楼兰地区古代交通和丝绸之路的变迁也提供了新的资料。在遗址中还出土有用焉耆文书写的纸文书和木简，说明不但有来自中原的汉兵，也有当地蕃兵蕃将参与烽燧戍守，体现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共同参与西域开发建设，保卫祖国家园的历史事实。 烽燧遗址出土各类遗物未经扰动，有准确的出土地点、层位和年代，是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对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军事史、西域地方史、书法艺术史等诸多学科发展将有极大推动促进，对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该遗址中出土的漆器牛皮铠甲残片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介绍说：“从整个敦煌吐鲁番乃至西域地区出土的唐代文书来看，这座当时称为'沙堆烽’的遗址出土的文书是一组相对完整的烽燧文书群，与敦煌吐鲁番文书多为寺院、墓葬出土的二次利用文书不同，它们是实际应用的文书。它们让我们认识到唐朝烽燧的作用和日常运作情况，大大补充了唐朝军事防御制度的细节。而且，这批文书集中在唐朝最强盛的开元天宝时期，所处位置在西域中道的烽燧线、交通线的中间地带，因此展现了沙堆烽与周边烽铺、镇戍、都护府、西域王国之间的联系，其中包括东到西州、北庭，西到安西（龟兹）、于阗，一些重要人物如汤大使（开元六年任四镇节度使的汤嘉惠）的出现，也表明这条交通路线的重要，有力地证明了唐朝对西域地区的稳固控制，以及对丝绸之路的路政建置的持续维护。” 链接： 专家观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发掘意义深远 霍巍（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新疆考古工作者发掘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唐代经略西域的重要历史见证，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唐代对西域的经营，不但加强了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巩固了唐代边防，也为汉以来所凿通的“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保障，维护了东西方的内陆交通。从唐代初年开始，唐王朝便陆续在西域设置都护府和军、镇、戍、守捉、烽堠等一系列不同级别的军事建置，配置兵力驻守。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就是其中最为基层的一处烽堠遗址，它首次完整地揭露了唐代边疆烽燧遗址的全貌，出土了大量戍边将士日常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尤其是还发现了大量唐代纸文书和木简，这是国内烽燧遗址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资料，其中所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既有戍边军士们的戍边记录、个人书信，也有习字的文学作品和传统典籍抄件，形象地再现了唐代边防的诸多细节。据初步研究，这处烽燧遗址的年代下限可能为中唐，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七至八世纪唐朝与吐蕃在西域的争夺有关，这也为研究唐蕃关系以及唐代经略西域的发展进程增添了新的史料，堪称近年来中国边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又一项重大发现，意义十分深远。 沈睿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为唐时安西四镇之焉耆镇下属军事预警设施，时称“沙堆烽”，为一游弈所治所，为安西四镇镇防体系的有机构成。该遗址考古发掘填补了多项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遗址的全面揭露第一次为研究唐代的镇防体系提供了丰富的、较为完整的第一手实物资料；第一次全方位展示了唐时烽燧的择址与建筑方式、治所的布局与管理制度，以及戍边将士的现实生活与思想世界，集中体现了遗址的军事特点，给了我们具体、全新的认识。 出土大量珍贵遗物，其中不乏国内首次发现。借助这些遗物可最大程度地建构起焉耆镇烽燧将士的日常，包括饮食结构，比如因有屯垦而粮食作物种类并无较大特殊之处，但以猎杀野生动物为其主要肉食来源。 出土唐代汉文木简实物为国内首次发现，内容涉及计会交牌、平安火等制度为国内首见；出土文书创国内数量之最，99%以上为汉文，内容极其丰富，诸多内容亦为首次发现，填补多项史载空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文书以军事文书为多，反映遗址的军事性质。文学作品《韩朋赋》《游仙窟》、传统经典《孝经》以及佛经，从内容看，分别对应着将士对家眷的牵挂、当下情感的需要、对家国的忠诚与效忠以及死后归属等不同情感的需求，很可能来自治所规训烽燧将士思想情感的需要。 罗丰（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从汉代开始就建立了完备的边防预警系统，唐代经略西域时继承并完善了这种烽燧传递制度，以确保边境军情迅速传达到指挥中枢。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考古工作者对新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这是我国首次对一烽燧遗址进行全面揭露。过去我们仅从文献中得知，烽燧预警为白日放烟，夜晚举火，千日传讯，不日而抵。至于戍边官兵如何进行日常工作和生活，怎样度过漫长而无聊单调的日日夜夜几乎无从知晓。现在完整发掘被唐人称作“沙堆烽”的遗址，在初唐至中唐将近百年的时间，留下丰富的遗迹遗物，各类文物多达1400余件。仔细的发掘配合多学科的研究，大体搞清楚了烽燧的布局、功能、人员配制、工作职责等。围绕着烽燧有居室，通往水塘有阶梯踏步，周围用木栅栏围堵，他们将垃圾沿高台向下倾倒形成的堆积，几乎保持着废弃时的原状。透过发掘所获资料，每位官兵从早到晚的工作情况、交接班制度、往来公文私信、平日阅读和饮食结构，甚至固定的倾倒垃圾、上厕所路线等生活细节，均可复原再现。这是我国唐代边防遗址的一个重大发现，对研究当时中央对西域基层防务治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资料来源中国文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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