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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浪漫主义运动（1/4）：理性的桎梏
浪漫主义是一种新思想，它是一种批判性的主张，也是一种对处理经验的旧方式的改造。浪漫主义时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危机的时代。 即便是在1789年之前，人们已经普遍认为旧制度(ancien regime)已经要崩溃了。 当法国大革命在1792年达到它最为激进的阶段的时候，一种对于政治灾难的恐惧也在蔓延。杀死国王、罗伯茨比尔、恐怖统治，以及拿破仑式的军队，这些都象征着混乱——一种可能会在未来四分之一世纪主宰欧洲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混乱。到九月，巴黎已经陷入一片混乱。由于害怕反革命，“长裤汉”们摧毁了监狱，因为他们认为监狱在秘密保护密谋者。超过一千人丧生。到处都是街斗，城市的各个区都立起了围栏。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巩固革命，为了将它进一步推进。1972年9月22日和23日，君主制被正式废除，一个共和国建立了。1972年9月22日被认为是共和国的元年。在十二月，路易十六因侵害臣民的自由而受审，在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像一个普通罪犯一样被处死了。从这一刻开始，大革命已经没有退路，而只能继续前进。
同时，工业革命——自1760年代在英国完整发展后，在1820年代发展到了欧洲大陆，它给新大陆的社会带来了新的焦点。旧秩序——政治和经济秩序——似乎已经分崩离析，因此对于很多浪漫主义者而言，这带来了新的道德灾难的威胁。人们面临着重建新的准则和秩序的需要，或者最起码他们要做好面对旧秩序崩溃的心理准备。浪漫主义时代有很多创新的思想，也有很多新的艺术形式。旧的思想秩序不得不与快速发展和明显无法控制的改变正面交锋了。这个后来被称为浪漫主义时代的时代，它经常被描绘成一个为非理性和“无理由”呐喊的时代，那个最为纯粹的理性社会科学——经典政治经济学——继续它的启蒙主义传统。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继续以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方式表达着自己。举例而言，杰利米·边沁(Jeremy Betham)(1748-1832)对于传统政治的激烈批判变成了一场被称为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运动。激进的雅各宾主义超过了英国的人民宪章运动（Chartism）——一场1830年至1840年之间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欧洲大陆的政治左翼思想，以及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们，他们无不继承了启蒙时代的历史遗产。
杰利米·边沁(Jeremy Betham)(1748-1832)浪漫主义者们把启蒙运动看做是一种他们明确反对的事物。启蒙思想家们确实犯了过分简化事物而无法真正认知事物的错误。但启蒙思想却并不是一种可以轻易辨别的思想。事实上，那些经常被认为是启蒙思想的思想，与实际上的启蒙思想相差甚远。作为启蒙思想的继承者们，浪漫主义者在评论18世纪的时候并不公平。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和启蒙思想家们的相似之处。就这样，浪漫主义者们，如同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们一样，完全没有意识到传统文化对于他们的意义和重要性。人文主义者们发明了“中世纪”这个词，以便于更为精确地定义自己。这样一来，人文主义者们对自己既过誉又过于自尊。人文主义者们为后续很多代思想家创造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不仅在于他们没有正确地评价过去，也没有展现出哪怕一丁点对于中世纪文化遗产的兴趣。错误中的这两个方面在后果上平分秋色。而在浪漫主义者这边，它第一次展示了人类采用定义敌人、确定他们自己反对什么，来定义自己是谁，这样一来，人类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一场战争。 第二，非常明显的是，事实的、精确的、精妙的理解让人看到浪漫主义的敌人只是人类（而不是神或者教会）。在1789年之前，浪漫主义者们反对人造的、城市的和贵族社会的传统的虚伪之处。 他们混淆了腐败的、传统的基督教或者冷酷的有神论者和反宗教、反教会的启蒙哲学家之间的区别。启蒙哲学家们，他们精通将自己定义为与自己的敌人——教会——斗争的人，他们助力了建造一个神话版的无神的启蒙运动——这场被浪漫主义者明确反对的运动。法国大革命期间，浪漫主义者们明确地反对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过去了五十年，浪漫主义者们还是明确地反对启蒙运动。 他们的这种反对，既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上。浪漫主义者们反对那些他们自以为启蒙主义思想家们所表达的思想。然后，浪漫主义者们不仅反对和批判启蒙运动，他们同样批判那些受到启蒙思想启发的想法，以及那些被启蒙思想所影响的人们。1793年至1815年之间是欧洲的战争时期。确实是战争，但同样也是革命性的斗争——党派们认为它是正常的。但渐渐地，浪漫主义者拒绝法国大革命，拒绝拿破仑和恐怖统治，对他们来说这一切都是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在现实中的开花结果。举例而言，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在1789年法国那些狂热的日子里，他就恰恰住在法国——那时，他只有19岁。在他自传体的诗歌《序曲》（The Prelude）,他描述了自己在法国大革命刚开始的那些日子的体会。在1805年，华兹华斯把他的长诗读给了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听。《序曲》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就像它八千行洋洋洒洒一样得意义深远。在1805年，那种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曾经在1790年代所为之欣喜的事情，已经烟消云散了。但对于一部分浪漫主义者而言，革命军队、自然权利和宪章运动并不是真正的敌人。新的敌人已经出现在水平线上了，特别是那些在维也纳会议（1814-1815）召开后出现的敌人。浪漫主义者们把他们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冷酷无情，以及城市工业社会的本质之上。 工业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毫无灵魂的个人主义、经济上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唯物主义和金钱交易（cash nexus）。工业社会受到了新的批评者——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批评。但也有诸如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和托马斯·卡莱尔（Tomas Carlyle）(1795-1881)这样的人把利己主义（egoism）看做是他们时代的主要敌人。 利己主义主宰了有产阶级，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有产阶级。在工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愚蠢的唯物主义和金钱关系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俯视着高尚的美德和社会责任感。艺术家和有识之士抨击有产阶级的庸俗（philistinism），嘲笑他们缺乏品味，缺乏高贵的道德感。但讽刺的是，他们攻击的这个阶级，却恰恰是诞生浪漫主义的阶级。浪漫主义展示出的是一种启蒙思想的持续性、浪漫主义者对自己的不断的定义和一种逐渐意识到新敌人的觉醒。这种发现新敌人的转变，提醒了我们浪漫主义时代同样也是一个折中（eclectic）而居的时代。 但无论我们如何定义浪漫主义或者启蒙思想，无论浪漫主义还是启蒙思想都不是一个单一文化的结构。很少有哪个时代的思想可以自成体系。 当我们给一个事物打上标签的时候，这个标签本身很容易让我们忘记：这些所谓的新思想，也是有它所诞生的环境和历史背景的。有识之士们确实想要创新，而且他们的创新也不常常是他们所接受的各种教育的综合体。 每个国家的文化和地理环境都各有不同——尽管在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法国文化似乎主宰了欧洲大陆。 当然，英格兰是一个例外。德国是另外一个例外——它的“狂飙突进运动”（德语：Sturm und Drang;英语:Storm and Stress）就是一个独立的文化运动。拿破仑战争时期，这种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区别被强化了，因为拿破仑战争带来的直接过后就是国家边界的关闭和国际间思想交流受到了钳制。但战争并不是导致思想交流受阻的唯一原因。 深刻的敌意和文化主权的欲望同样也是思想交流受阻的原因。 这种深刻的敌意和对文化主权的渴望深深地根植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也确实是浪漫主义的特点之一。在每个民族国家内部，制度的不同和社会的不同，让人们对于原本定义清晰的思想，有了不一样的理解。举例而言，在法国，大学非常强势，而在拿破仑时代，书报审查制度非常普遍。 艺术家以及思想家被禁止发明或者接受新思想。在德国，事情却不是这样。社会结构、严重的学院风和特别的制度特点，阻滞了学习和表达新思想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浪漫主义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们面对的潜在听众也在逐渐改变。 当受众群体很小的时候，比如在奥地利以及德国的部分地区，浪漫主义要么会变成极端的开放主义，要么就变成极端的保守主义。而在那些受众群体逐渐增加的地方，比如法国和英格兰，当城市化和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他们也在不断改变浪漫主义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期待，这些地方是有试验、创新以及时不时灾难性试错空间的地方。在这里，浪漫主义艺术家们和思想家们无需依靠贵族资助。在崭新的、强大的中产阶级中获得广泛的听众，已经成为了传播的新方式。Malè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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