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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
祆教是新疆流传时间长、范围广、影响较大的一种外来宗教，10世纪以后逐渐消失。在传播过程中，祆教与其他宗教和文化习俗相融合，形成明显地方特点。许多带有祆教色彩的遗俗保留到现在。 祆教是最早传入新疆的外来宗教之一，与祆教并存流行的除萨满教以外，还有稍晚传入的佛教，以及后来的摩尼教、景教、道教等。10世纪以后祆教在新疆逐渐消失无传，但祆教在新疆流传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是除佛教和伊斯兰教之外其他宗教无可相比的。至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个消失已久的古老宗教在新疆少数民族中遗留下来的许多痕迹。 一 祆教何时传入新疆，因史无记载，又缺乏考古发现，故传入新疆的时间并无明确的结论。目前，有学者认为，祆教约在公元前4世纪已传入新疆。根据是新疆考古工作者1976～1978年在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东口挖掘的一处古代塞人墓葬，墓葬主要文物的年代鉴定为距今2345年左右，即公元前4世纪。其中一件青铜双兽铜盘引人注目。考古专家认为，这种铜器方座，在中亚地区曾出土多件，“细部特征虽有异同，但基本风格是一致的，被认为是拜火教的宗教祭祀台，是塞克文化的典型文物”[1]。与阿拉沟“青铜双兽铜盘”同属一类的文物，在天山中部也曾有发现，为一长方形的祭祀台。这些物品被认为是公元前5～前3世纪祆教徒使用的物品。考古发现表明，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时，随着一部分信仰祆教塞种人的活动，祆教已经在新疆的大地上开始留下了自己的踪迹。 塞种人广泛分布于伊朗高原至中亚、新疆一带，语言属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在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时期(前550～前331年)，统治当局曾力图使所有操伊朗语居民都崇拜祆神阿胡拉·马兹达，其中包括塞人、巴克特利亚人、花剌子模人、粟特人等。在经济活动中，塞人与王朝定居居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塞人与琐罗亚斯德教（祆教）之间的联系开始于琐罗亚斯德在世时，而不仅仅是在阿赫美尼德王朝之后。[2]所以，人们在谈到塞人的宗教信仰时，普遍认为他们主要是信仰祆教。 在新疆民族演变、发展过程中，塞人逐渐与塔里木盆地其他民族相融合，构成城邦诸国居民；天山以北的塞人成为操突厥语游牧民族的一部分，但祆教的信仰和其拜火习俗延续了下来，并植根于农村牧区，对以后这些地区居民的宗教思想和文化习俗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粟特人是信仰祆教的一个重要民族。在阿赫美尼德王朝时，粟特人已接受了祆教，“当时(阿赫美尼德群落)粟特人的宗教主要是琐罗亚斯德教，此外还存在一些从氏族制度承袭而来的其他崇拜。”[3]羽田亨认为：“到记录时代出现粟特之时，此地已表现有以此教(指祆教)为中心的独特之伊兰精神。”[4]南北朝时期，粟特人在中亚建立了康、安、米、曹、石、何诸城邦之国，即汉文史籍之昭武九姓。史籍载，康国“俗事天神，崇敬甚重”[5]，《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此言康国。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安国、曹国、史国、石国、米国、康国……此六国总事祆教，不识佛法。”当然，粟特人不独只奉祆教，一部分粟特人后来信奉了佛教、景教、摩尼教等，但祆教却是粟特人主要的宗教。 粟特是商业民族，以善商贾闻名于世，足迹遍布于丝绸之路所有的地方，并长期垄断着丝路贸易。粟特语也成为丝路上的通用语，由此而在丝绸之路上形成了许多粟特人的聚落。从丝路北道上的碎叶城，到龟兹、焉耆至高昌各地均散布有粟特聚落。丝路中道重镇据瑟德城(今图木舒克)、南道于阗的丹丹乌里克城、鄯善之弩支城、且末的播仙镇等，都为粟特人所建，或是他们的重要据点。汉文史籍和吐鲁番出土文书凡所称之“行客”、“兴胡”，以及曹、石、米、安、何、康等姓，大多是指西域各地的粟特人。在高昌国，这些粟特大姓皆为豪族富贾，并有集中的居区。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曾获得一份粟特文文书，其中有“那时，诸神之王最高之神，住芳香天堂，正在善思，走来了具有正义的苏鲁支(即琐罗亚斯德)，向他表示敬意，左膝跪在他的右边，右膝跪在左边，向他赞诵：'神啊，仁慈的造法者，以公正的判断……’”的语句，文书为粟特祆教徒的遗物无疑，说明在此经商做官的粟特人确有不少祆教徒。据说，至晚到4世纪初，敦煌有来自康国的贵胄百余人，加上他们的眷属和奴仆大概达到千人左右。[6] 粟特人既已落居天山南路诸绿洲，也就成为当地居民的一部分。他们之中有些为客籍，来往经商；有些已入编户，长期居住。粟特人不仅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也传播东西方文化。西域城郭诸绿洲“祭祆神”、“拜火祠”的习俗，主要是受当地粟特人所信祆教的影响。 受粟特人影响而信祆教的民族还有嚈哒、突厥等。嚈哒即史料之滑国。嚈哒人5世纪进入中亚击败波斯，建嚈哒国。其疆域：“东到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来朝贺”。[7]《梁书·滑国传》载，嚈哒“事天神、火神。每日则出户祀神而后食”。《宋云行记》也记载说嚈哒“不信佛法，多事外神，煞生血食，器用七宝”。嚈哒人原来不信仰祆教，在与波斯、粟特居民的长期交往中逐渐有一部分人信奉了祆教。 突厥人曾有“突厥事祆神”[8]的记载。突厥人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所以“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迎之”。1956年蒙古国布古特附近发现一处属于6世纪的粟特文碑铭，碑铭有一段文字：“国主木杆可汗与国主Mahan特勤……长期为全世界救世主。”[9]此处“救世主”原文swshwyntt为祆教用语，即《阿维斯陀》中的saoshyant(救世主)。此碑铭可能为粟特人所写，也可能是信奉祆教的突厥人所写。但不管怎样都可证明漠北的突厥人对祆教并不陌生。 突厥木杆可汗(即俟斤可汗)在位20年(553～572年)，领有东迄辽东，西抵西海的广大领土，所以碑铭称他“长时期为全世界救世主”。木杆可汗死后，其弟陀钵可汗即位。他接受北齐佛教沙门惠琳的建议，建立了一个佛教伽蓝，“躬身斋戒，绕塔行道”，成为佛教信徒。但在陀钵可汗之前，突厥人曾信仰过祆教。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突厥人都信仰祆教，大概只有一部分上层和比较接近粟特人的阶层有此信仰，而大部分游牧人不一定了解此教。 回鹘、蒙古也曾受祆教思想的影响。在发现的一种回鹘文佛经中，有xormusta一词，显然是“阿胡拉·马兹达”的转音。该词在回鹘佛经是表示“天帝”、“帝释”，即印度神话之天帝“因陀罗”。回鹘人不用因陀罗而用祆教神祇阿胡拉·马兹达表示天帝，显然是受到周围信仰祆教民族的影响。蒙古人接受佛教后，也沿用了这种称呼，甚至在蒙古人的萨满教中也有“忽尔模斯达天可汗”[10]的称谓。 二 在20世纪，新疆境内多处发现了属于萨珊王朝时期的大量波斯银币。这些银币铸造的年代分别有萨珊王朝4世纪的沙卜尔二世、阿尔希达二世、沙卜尔三世；5世纪的耶斯提泽德二世、俾路斯·卡瓦德一世、詹马斯波；6世纪的库思老一世、荷米斯德四世、库思老二世；到7世纪的布伦女王、耶斯提泽德三世等。波斯银币的正面通常是国王的半身像，每遇新国王替位，都要另铸新王的半身像钱币。银币背面的图案是萨珊王朝国教祆教的标志，正中是祭坛，坛上燃烧着圣火之光。火光中有祆神半身像，祭坛两侧各有一位祭司，祭司背后的飘带上书写有钵罗婆文铭文“某某王之火”的字样。这批银币年代最早的为沙卜尔二世时期，即310～379年，发现地点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库车苏巴什遗址、乌恰的山里等。此外，青海西宁到内陆的西安、洛阳、太原等地也均有出土。[11] 这批古波斯银币的考古发现，充分证实了祆教在新疆各地和内陆流行的情况。这与粟特等民族的经商活动有关。通过他们的活动，祆教不仅传播到了新疆，而且通过新疆传播到了内陆许多地方。 祆教传入内陆后，影响很大。敦煌以东，肃州、甘州、凉州、金城，到长安，凡都城大邑，都有祆教徒及拜火祠。这些祆教徒大都是来内陆经商的西域胡人。隋唐时专门设置了管理祆教的特殊机构，名为“萨薄府”，或“萨宝府”，列入国家职官系统，并设置祆祠及官员。 “萨簿”官职在西域早已有之。吐鲁番文书《高昌永平二年(550年)十二月三十日祀部班示为知祠人名及谪罚事》所列举的诸官中，就有“萨簿”，是高昌国设置的管理祆教徒的官员。隋唐设萨宝府，置祆祠，是根据西域祆教的习俗，沿用此制，由祆教徒自理其内部事务。 祆教在新疆各地的流行情况，据《魏书》、《北史》记载高昌国“俗事天神，兼信佛法”；《魏书》、《周书》记载焉耆国“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旧唐书》、《新唐书》记载“疏勒国俗事天祆神”，“俗祠祆神”等；《旧唐书》、《旧五代史·外国列传》记载“于阗国好事火祆神”、“于阗，其俗好事祆神”；《宋史·于阗传》记载：“俗事祆神”。又据《宋会要·蕃夷四》之《龟兹传》记载：“太平兴国六年(976年)五月，西州龟兹遣使易难与婆罗门波斯外道来贡”。《宋史》记载高昌国“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诵外道者也”，《宋会要·蕃夷四》之《高昌传》记载：“雍熙元年(984年)五月，西州回鹘与婆罗门及波斯外道阿里烟朝贡。”这里的“波斯外道”、“波斯僧”即指祆教和祆教徒。 见于外国人记载的，有阿拉伯人易德里斯(1100～1165年)的《罗吉尔之书》。书中提到回鹘地区主要大城是Tanbie，据认为应是指高昌，“此城甚大，有高大城墙围住，有十二扇铁制大门。位于东流河河岸，为当地可汗使用。其地居民信奉拜火教义。在突厥人中被称为回鹘的民族世代信仰拜火教并崇火。”[12] 阿拉伯地理学家霍达特贝(820～912／913年)在其《道里邦国志》中指出，回鹘人“一部分是祆教徒，一部分是摩尼教徒”，住在大城里的回鹘居民信仰摩尼教。而更早期的阿拉伯史料则认为，祆教一般在农村占优势，摩尼教则在首都占优势。[13]从史籍记载看出，自《魏书》记录高昌、焉耆等地“俗事天神”，到唐宋以后，龟兹、疏勒、于阗及高昌等地，祆教依然盛行不衰，与佛教、摩尼教等并行于各地。 三 新疆各地祆教的情况比较复杂。各地虽“俗事祆神”，但不能因此认为该教已得到广泛普及。因为除祆教外，各地还有流行已久的各种自然崇拜、萨满崇拜，特别是2世纪以后，佛教逐渐在各地盛行起来，各地王室、贵族大都崇奉佛教，并加以推导。佛教已居主导宗教的地位。祆教的流行，主要是在农村和民间，在民间形成风俗。尤其是拜火仪式，引人注目，所以常为史籍所载。各地祆教徒的情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经商而来的波斯人和粟特人，粟特人有一部分已移居各地，他们带来的祆教信仰具有粟特(河中)本土色彩；另一种是受其影响而信仰祆教的当地其他成分的居民，这些人也只是部分地接受了祆教教义，如对祆神阿胡拉·马兹达为最高主神的崇拜思想、向善思想、具有祆教特点的祭火仪式，以及一些较适合当地居民习俗的礼仪、节日等。但诸如“天葬”、“九日濯之礼”和其他过于繁复的礼俗、仪式，并未被吸收。史籍记述西域诸胡的祆教礼俗时也只说：(波斯)“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耳鼻，用以为敬，拜必交股。”[14] 祆教属于地区性宗教，而且主要在伊朗语诸民族中传播。其宗教有不传教、不译经的特点。陈垣说：“唐时火祆教与大秦(指景教)、摩尼相异之点，有一显而易见者，即大秦、摩尼二教，均有传教举动，且翻译经典，流传于世；故其奉教者，有外国人，有中国人。火祆则不然，其人来中国者，亦不传教，亦不翻经，故其教只有胡人，无唐人。近来敦煌发现大秦、摩尼二教经典，各在数种，而火祆教经典独无闻，此其证也。又大秦、摩尼寺均称寺，而火祆祠称祠，间有称庙者，亦隐与大秦、摩尼有别。”[15]但新疆的情况略有不同，“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波斯的影响被及西域诸胡。祆教在波斯具有国教的地位，人人遵奉，在新疆却似乎没有得到各地王室的推崇，大体只流布于民间。因此更多地与民间其他崇拜习俗互相融合吸收，形成西域地方化的特点。 吐鲁番出土文书《取牛羊供祀帐》便反映了这种特点，文书年代为“高昌章和五年”(535年)。其中列举：“章和五年乙卯岁正月□日，取严天奴羊一口，供始耕。次三月十一日，取胡未馰羊一口，供祀风伯。次取麴孟顺羊一口，供祀树石。次三月二十四日，康祈羊一口，供祀丁谷天。次五月二十八日，取白姚羊一口，供祀清山神。次六月十六日，取屠儿胡羊一口，供祀丁谷天。次取孟阿石儿羊一口，供祀大坞阿摩。次七月十四日，取康酉儿牛一头，供谷里祀。”[16] 据考证，其中“丁谷天”应为祆祠。[17]即设在丁谷地方的祆教祠。“大坞阿摩”则似指祆教的佐尔文(祆教派别佐尔文派崇拜的最高神)。[18]把祆教神与民间崇拜的风神、山神、树神等并列，并以同样的方式祭祀，反映了高昌地区祆教崇拜的特点。 吐鲁番出土的北凉建初十四年(418年)的一件文书“某人条呈为取床及买毯事”，有文为“杨 《酉阳杂俎》记载中亚地区粟特人的祆祠“内无象”，但敦煌祆祠则“立舍画神主，总有二十龛”，伊州的祆祠“中有素书形象无数”，可见各地风俗不同。突厥人的祆教徒葬式上流行盛骨瓮，内装死者骨殖，是一种帐幕式的盛骨瓮，瓮面装饰仿牧人毡上的花纺纹，瓮壁上方缕空，象征帐幕的木架。这与波斯祆教徒将骨灰投入“寂没之塔”井内的风俗又不同，是突厥游牧生活的体现。除丁谷之祆祠外，高昌记载的还有一处城南祆祠。吐鲁番文书一则记于430年佛经抄录题跋称：“于高昌城南胡天太后祠下，为索将军佛子息合家写此《金光明》一部。”伊州(今哈密)有“火祆庙，中有素书形象无数。有祆主翟槃陀者……”各地既有祆祠及奉职之教职人员，必有其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上引《取牛羊供祀帐》反映的便是祆祠在祭祀时向教徒摊派的祭品。在高昌，祆祠与佛寺、道观一样，有寺院经济，占有土地。一件麴氏高昌时代的田亩册，记有“胡天一半”，就是说该祠占有一亩半的土地。[20]唐宋时，祆教已渐趋衰落，经济上依附于佛教寺院。《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列举了该佛寺乙酉年十一月至丙戌年十月用粮情况，其中说，各月用“麦伍升，祀天”。即每月用于祆教“祀天”的用粮额定为5升，而此粮是由佛教寺院承担供给。高昌政权支持佛教，对祆教实行限制。因此，其寺院经济并不发达。 祆教东传，带来波斯文化，形成祆教地域文化特色。在唐代，“幻术”为一大景观，曾风靡各地，史书也多有记述。内陆幻术，“皆出西域”，而西域又传自于波斯。敦煌千佛洞出土的《沙州伊州地志》有关伊州祆祠说：“有祆主翟槃陀者，高昌未破以前，槃陀因朝至京，即下祆神，因以利刃刺腹，左右通过，出腹外，截弃其余，以发系其本，手执两头，高下绞转，说国家所举百事，皆顺天心，神灵助，无不验证。神没之后，僵仆而倒，气息奄七日，即平复如旧。有司奏闻，制授游击将军”。可见新疆各地也流行此术。 祆教崇拜水，教义中称水是阿胡拉·马兹达之妻、人类之母。祆历每年8月10日(相当于阳历11月)为水神节。《旧唐书·康国传》记载波斯风俗：“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这就是泼水乞寒戏，或称“泼寒节”，与祆教崇水的教义有关。这种习俗在西域各地十分流行，又从龟兹、疏勒传入中原，唐朝时流行各地，成为诸戏在宫廷表演。 此外，唐代西域各地颇为流行的“疏勒乐”、“高昌乐”、“龟兹乐”、“西凉乐”，假面化妆歌舞“苏莫遮”、燃灯祀神的“灯舞”、“火风曲”等，多受波斯文化影响，与祆教教义思想有关，体现了对天神、火神、光明的崇拜。以歌舞音乐的形式悦神，祈福禳灾。 四 祆教是传入新疆地区最古老的宗教之一，流行了一千多年，10世纪以后逐渐在各地消失。原因除因伊斯兰教的传播取代了各地祆教之外，也有祆教自身的原因。不传教，不译经，祭司们没有传播教义的义务，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祆教的传播发展；其次，祆教有极严的教规，教徒若触犯教规，便要受“烧铁烙舌”的酷刑惩罚；第三，祆祠为禁地，外人不许进入，使人不容易了解祆教。第四，祆教礼仪十分繁复，有“仪式宗教”之谓，如欲加入祆教，则更须经过极复杂严格的洁净规定，一般人难以接受。此外，在政治上，祆教并未得到各地统治上层的支持，经济上没有如佛教、伊斯兰教那样的寺院经济作为支撑，所以只能逐渐萎缩，自生自灭，成为民间宗教信仰和习俗的一部分。 祆教虽然失传，但由于在民间流传时间较长，并且与各地古代居民崇奉的自然崇拜有许多共同之处，经过长期相互融合吸收，形成某些固有的信仰习俗，有些带有祆教色彩的习俗被保留至今。 拜火习俗在维吾尔族农村仍有遗留。《西域图志》卷39记载：“每年两次，众人赴玛扎尔(麻扎)礼拜诵经，张灯于树，通宵不寐。”朝拜者还在土块上刻个窝，里面放上火籽，点燃后置于麻扎周围。哈密地区东风乡有《拜火舞》、《灯舞》，和田墨玉县有《顶灯舞》，喀什、叶城也有《灯舞》；在莎车县民间的“麦西莱甫”中，仍可见口中吐火的幻术表演。在柯尔克孜等民族中，在新年“诺鲁孜节”的头天晚上月出之时，“每家毡房前都要用芨草生一大堆火，人和牲畜都从火堆上跳过，以示消灾减难，预报新的一年人畜两旺”。[21] 操东伊朗语的新疆塔吉克族信仰和习俗更多地保留了祆教思想。在塔吉克族伊斯兰教“伊玛目信仰”里，伊玛目被认为是“光”的使者，认为阿里与法蒂玛(穆罕默德之女)所生之伊玛目哈桑和侯赛因为塔吉克人带来了光，并由诸伊玛目接续，体现了早期祆教“光明与黑暗的教义思想”。 塔吉克人把人分为善人与恶人，善人的灵魂就上圣人、神仙那儿去，享受天堂的快乐，恶人的灵魂也升天，但不能像善人的灵魂那样去圣人、神仙那里，他要变成雨或者雪降落地面，渗入土中，变成禾草，逐渐长大。牲畜吃了这种禾草，就进牲畜的胃里。牲畜的胃就像一个灾狱(地狱)，他就在那里忍受痛苦折磨。恶人的灵魂或者转生变为牲畜或飞禽，如变成驴、狗、乌鸦等，尝尽苦难，并且不能再转生到人间。有罪的人，也有转生为骆驼、羊、 塔吉克族的一些妇女和男人常在眼皮下涂抹“苏日买”(一种深绿色的矿质粉末)。这种习俗与历史记载的“其事神，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耳鼻，用以为敬”的波斯古俗有一定联系。 在葬仪上，塔吉克族遵循伊斯兰教的规定，实行土葬。但在葬礼结束后，晚上要在屋里点燃“奴克恰”——用木棍缠棉花蘸上酥油点燃的长明火，在火光中进行祈祷。扫墓时，也要点燃灯火念经祈祷。 “诺鲁孜节”是新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许多民族的重大节日，时间在每年的春分时节。而这个节日源自于祆教，是祆教教历规定的年首之节——新年元旦，是所有节日中最重要的节日，也是喜庆、吉祥、祈福、欢乐的节日。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族在过诺鲁孜节时，要做诺鲁孜饭，唱诺鲁孜歌，互相串门祝福，庆贺新春的到来。塔吉克族又称诺鲁孜节为“切德恰迪尔艾脱”（春节）。过节时家家户户要扫除，清洁卫生，在自己家里洒面粉，祈求新年人畜兴旺，吉祥如意。诺鲁孜节经过长期演变，已经世俗化，成为新疆许多民族的传统民俗节日，但其来源却属早期的祆教习俗无疑，并在新疆流传了二千多年。
滑动查阅 [1]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页。 [2] 〔俄〕李特文斯基著；马苏坤译：《帕米尔塞人墓葬中的宗教信仰》，载《新疆文物》1989年第3期。 [3] 〔苏〕加富罗夫著；肖之兴译：《中亚塔吉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9页。 [4] 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页。 [5] 《通典》卷193。 [6] 尚衍斌：《西域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1页。 [7] 《宋云行记》。 [8]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4。 [9] 龚方震译：《布古特粟特文碑铭补正》，载《中外关系史译丛》1986年第3辑。 [10] 〔法〕勒内·吉罗著；耿昇译：《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印，1984年，第62页。 [11] 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载《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12] 龚方震、晏可佳著：《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89页。 [13] 《祆教史》，第284页。 [14] 《旧唐书》卷198《西域传》。 [15]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载《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7页。 [16]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39页。 [17] 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18] 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祠》，载《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 [19] 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 [20] 《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收入《新疆考古三十年》，第253页。 [21] 周菁保，邱陵：《丝绸之路宗教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5页。 [22] 《塔吉克族人民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调查纪要》，1964年5月5日，乌鲁木齐市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处。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编排：王文洲 审核：陈 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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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普取官癚四斗，为丝十三两”，还有一件北凉缘禾五年(436年)的“无马人名籍”文书，内有二人，一人名叫“汜
”，另一人叫“王
(山羊)、牛的。它们的肉被人吃了转入人体，再换成另外一个形态转世到人间。天上有两个专司记录人们善恶行为的天仙“蒙可尔”和“浓可乐”(即法曹)，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清算一生的总账。据说记录簿上善人的记录从右边写起，恶人的记录从左边写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