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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析是对先秦诸子著作的一种基本的研究方式，即对先秦诸子著作的全部文本进行整体的综合的分析研究，由此使这类著作中分散的文本内容得以整合出一个可以称之为其著作及思想的中心论旨，把中心论旨作为分析全部文本的根据，就能对这些文本进行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就能把全部文本整合为一体，而确认这些文本究竟阐述了怎样的思想内容。因此可以说这种文本分析式的研究，就是研究先秦诸子著作及其思想内容的基础方式。有了这样的文本分析，就能对诸子的思想宗旨获得非常清晰的认识与理解，再来论述他们的思想时，就有了坚实的根据，不会再出现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的不足，也不会再出现离开文本而空谈思想的端着。本书对先秦诸子著作的文本分析，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展开和完成的，相信根据本书对诸子著作的文本的分析，可以帮助人们切实地掌握诸子的思想。故本书这种文本分析，可以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上占据相应的位置。如果人们都能用这种文本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各类典籍，相信也能有力地促进这方面的研究，故本书的研究又能在文献学的研究上具有相应的价值。 要进行这样的文本分析，需要了解它的特点。简单地说，这种文本分析，第一要对诸子的著作进行遍历性解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全书文本的通读。黄侃先生对于怎样读古代典籍为学者们树立了典范，他读每一本书都是从头至尾甚至是反复研读。黄侃称这种读书方法为“扎硬寨打死仗”，是阅读古代典籍的“正途”[1]。据殷孟伦回忆：“先生常常说：读书只是开头下笔了，没有常性，中道而止，这叫做杀书头。[2]”陆宗达也回忆说：“他最反对那种翻上一部分材料就忙于作结论、写文章的作风，也最反对那种他称之为'煞书头’的读书方法”[3]。可知黄侃先生读古代典籍，都是从头至尾，全部读过，并在阅读过程中用批语的形式写下自己的理解与心得。据殷孟伦回忆，“先生读孙诒让《周礼正义》时，按日程功，总共费了一百八十天方始读完。……先生又尝读近人撰修的《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从头到尾都一卷一卷地圈点过了。……我所见到的先生下过笔的书籍近百部，有的从头圈到底，有的作了详细批识，无不处处可以见到先生所下的功夫”[4]。据陆宗达回忆：“季刚先生博览群书，对中国古代近一百种文献逐一钻研。他读书必动笔，从句读这一最工作做起同时进行刊正、批注、评点和集中有关材料的工作。每本经他读过的书都从头到尾充满了眉批、旁注和各种符号。”“所以，他阅读文献资料一定从第一个字研究到最后一个字，绝不中途而止。”[5]我们今天对先秦诸子著作进行文本分析，就要运用这种遍历性的阅读，对各子的著作的全部文本从头至尾进行解读和分析，这样才能真正把握诸子著作的文本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意旨，否则就是蜻蜓点水，断章取义，甚至是逞臆妄谈，犯了在学术研究上不认真、不老实、不严谨的毛病，所形成的成果也因此而使其学术价值大大降低，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书对先秦诸子的著作中的文本进行分析，都是遵循对全部文本遍历解读的方法。 这种文本分析的第二个特点，是比人们通常所见到的一般性的古籍注释和今译更为深入、具体和细致，要通过对全部文本的分析来探寻这些文本所要表达的思想意旨，而通常的古籍注释和今译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之所以是如此，乃是因为古人用古代汉语所撰写的著作有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特点，同时在语言表达上有着简洁的特点，所以只对它们进行注释和今译，是无法揭示其中所包含的丰富意旨的。故要通过本书所使用的全部文本分析的方法来深入、具体、细致地考察这些文本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对这一问题，后面还要专门论及。 这种文本分析的第三个特点，是比通常所见的一般性的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中对这类著作的解读与阐释更为完整而深入。此类著作非常多见，其中为了说明古代学者的思想，都会从古代学者的著作中引用相关的文本，但这种思想性研究的著作，往往是从现代哲学的某种思想模式中提出几个思想范畴或主题，以此为基础来论述古代学者的思想，为此他们的分析与论述不可能对古代学者的著作中的全部文本进行分析和解读，所以只能采取取其片断而论其思想的方式。但这种以古代学者著作中的片断或片言只语为基础的思想阐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片面性，不能完整地把握和涵盖这类著作全部文本中的全部思想内容，故以这种方式引用古人著作中的文本以论述其思想的方法，对于想完整了解古人著作中的全部思想内容的学者来说，就会感到非常不满意，认为这种方法所论的古人思想如同盲人摸象，以局部代替全部，故此类著作虽多，而都如同各说各话，人各一辞，不能让人充分了解古代学者的思想之全貌。因此，我们也不能沿袭这种方式来对先秦诸子的著作中的文本进行分析，以满足我们想要充分而完整地了解与把握古代学者的著作及其思想内容的愿望。 另外，在对先秦诸子的著作进行文本分析研究之前，要认识清楚这类著作的基本特点，才能明白为什么要对它们进行文本分析研究。 先秦诸子的著作最大的特点，是用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古代汉语写成，这是学者们都知道的事情，似乎不值得提出来专门讨论，其实不然。笔者在多年的学术研究过程中，读到不少学者研究古代历史、哲学、文学等不同领域的著作与论文，他们都要利用各种古代文献中的文本资料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但仔细阅读他们引用的古代文献的文本与他们所要论述的问题，就会发现所引用的文本的含义与内容并不是都与他们所论述的问题或阐发的思想完全相符。这说明现代的学者在阅读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典籍文献时，还存在着理解不准确或不到位的情况，这都与现代学者们的古代汉语的素养不够有直接关系。 所谓古代汉语的素养，是指学者们在古代汉语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上没有进行过专门的学习与训练，因此对于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古代典籍文献的文本的理解上，包括字、词、句的理解，都还存在着种种问题，因此就造成了他们对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古代典籍文献中的文本的字面意思与深层意蕴的理解不能做到完全准确与到位。 所谓准确，是指对这类文献中的文本中的每个字的含义的理解要完全符合其作者原初的用意，这就需要古代传下来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知识与训练。如果对每个字不能做到准确理解，则对由这些字构成的词和句的理解必须会出现许多差错。这样的话，对古代汉语写成的文献的文本的字面意思的理解必然是会出错的。 所谓到位，是指在准确地理解用古代汉语写成的文献中的文本的字面意思的基础上，综合字、词、句、段落的整体与综合的语境和语意而深入完整地把握其中的意蕴。 准确的问题，可以借助于工具书来解决，当然也里面也需要学者们具备古代汉语的各种知识与训练，但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到位的问题则不那么容易解决，因为对于文句思想内容的理解需要学者们广泛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与学术积淀，才能从文句的字面意思深入进去，由此发现其背后的更多的含意。 对于先秦诸子著作的文本的分析研究，要求学者们必须注意以上所说的准确和到位问题，才能把相关文本的分析研究做到深入和完整。 这时，对于古代汉语的理解就成了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前面提到，现代学者研究先秦诸子的著作文本，是从现代汉语的思维和表达习惯出发来理解和阐释用古代汉语写成的文本著作，这两种不同语言在表达和理解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一是表现在所使用的词汇、语法上，二是表现在所使用的表达形式上。词汇上的不同，是指古代汉语为表达某种意思所使用的词汇与现代汉语不同，词汇的不同，不是指所用的文字不同，而是指同样的汉字在古代汉语中作为词汇有着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含义。语法上的不同，则是指使用词汇组成句子和文章时使用了不同的范式。而要来分析研究它们的人，是习惯于现代汉语及其表达方式的现代学者，这种习惯会造成现代学者在理解先秦诸子著作的文本时不自觉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字词含义与语法表达范式来理解先秦诸子著作中的文本的含义与思想内容，这样就会在不经意之间造成现代学者对于先秦诸子著作文本在理解与阐释上的差异甚至是错误。所以对于现代的研究者来说，对于古代汉语的语言及表达应该经过专门的训练，才能做到对这些古代汉语写成的文本的正确和到位的理解与阐释。 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于先秦诸子著作中的文本进行分析研究，又与专门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们所进行的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提要都有不同，因为这些工作，都只是对先秦诸子著作等各类古籍文献的文本进行文字的字形差异进行校对勘正、对这类古籍文本的文句进行断句和文字注释、或用现代汉语翻译古代汉语的文本、或对此类古籍文献的内容进行简明的提要等，并不对此类古籍著作的全部文本进行字面的解释和内容的阐释。这里的注释表面上看起来要涉及到对此类古代著作的文本的字义解释和字句含意的疏解，但都属于表面意义的解释，并不追究其中的各种问题。如字义的解释可有多样，在多样的释义中，并不考察究竟谁是谁非，只是采取一种说法即可。对字句的解释也是限于字面意思的解释，并不深入考察其中的丰富涵意。所以古籍整理一类的工作，只能为研究者更深入、完整地研究此类古代著作的文本及其思想内容提供基础性的整理成果，并不能代表这种更深入和完整的文本分析和研究。 对于先秦诸子著作文本的分析研究，也与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不同。后者往往只是根据一部先秦诸子著作中的某些文本解释其中的思想或哲学内涵，且只注意其中某几个关键的概念或范畴，而不是对于这类著作的全部文本都进行解读和阐释。所以这一类的研究只能对先秦诸子著作的部分文本进行分析研究，而忽略了其他的文本及其内容。古代学者对此类著作的文本往往采取注释疏证的方式进行解读与阐释，但又限于原著文本的篇章格局，而不能对原著的全部文本的思想内涵进行汇总的分析研究。现代的学者则连这种注释疏证的工作都不做，就来在先秦诸子著作的文本中寻找一些自认为重要的概念词汇或文句段落等作为思想分析的资料，由此形成他对先秦诸子思想的全部研究。而且在这种分析研究中，也往往不能严格遵守古代汉语的字词句的本来含义进行解读和阐释，这一方面是偏离了古代汉语的本来意旨，另一方面又由于不能对全部文本进行分析解读，而不得不忽略先秦诸子著作中的大部分文本。所以这种研究也与我们所说的先秦诸子著作文本是有很大不同的。 对于先秦诸子著作的全部文本的分析研究，是弥补以上各种整理研究之不足的必要工作。对于先秦诸子著作的全部文本只做校勘、标点、注释、提要一类的工作，还不能完全揭示其中的丰富内涵，只能说是为阅读此类古代典籍著作做了初步的工作，以便于人们进一步深入地阅读和研究这类著作与历史、思想、文学、文化等不同领域有关的内容，但不能代替人们完成这些更为深入和重要的工作。而对于先秦诸子著作的哲学或思想的研究，如果只就其中的某些文句或概念进行研究，那还不足以涵盖这些古代著作中的全部的丰富思想内涵，也不足以揭示这些著作中所包含的先秦诸子思想家的全部思想内容。而仅仅从古代汉语的角度来看这类古代著作，虽然能为人们阅读此类古代著作打下较好的阅读能力方面的基础，但也不能完全解决研究者们对这类著作的全部文本的丰富内容的理解与阐释的问题。所以以上各项虽然都与研读先秦诸子著作的全部文本有关，但都不足以完成我们提出的通过分析研究先秦诸子著作的全部文本来探讨其中的丰富思想内涵的任务。因此，我们提出出通过认真、全面、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先秦诸子著作的全部文本，而使现代人对于这类著作中的思想内涵形成更为深入全面而准确的理解与把握，这就是所谓先秦诸子文本研究的最终任务与目标。 [1]转引自陆宗达主编：《训诂研究》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2]同上书，第24页。 [3]同上书，第39页。 [4]同上书，第24页。 [5]同上书，第3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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