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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刘永谋 一
奥雷斯克斯回顾了科学得到社会信任的历史。在她看来，18世纪科学权威主要源于“科学人”，即很多科学家在社会上很有权威是科学被信任的原因。 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孔德实证主义的流行，独特的科学方法被视为科学权威的根源。而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发展，尤其是另类科学哲学对科学方法优越论的批判，大家对科学的信任发生动摇。因此，我们需要新的信任科学的理由。 奥雷斯克斯提出了所谓“社会知识论”的新辩护，即科学的社会性是科学值得信任的原因，而不是如多数人所认为的是不值得信任的原因。在西方颇为流行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认为，科学知识生产过程是社会建构的，各种社会因素渗透其中，所以科学知识并非科学家所宣称的客观知识，而是被社会利益“污染”的主观知识。 显然，奥雷斯克斯不愿放弃社会建构的立场，又不想站在科学的对立面，试图给出“两边讨好”的辩护理由。 她的办法是改变理解“社会性”的侧重点：SSK的“社会性”主要是利益，而她所列举的“社会性”是科学共同体内部承认某个科学结论、某个科学家专业水平所采取的程序性机制，比如同行评议、终身教职遴选等。 “我们所认定的'科学’大部分是社会实践和裁决程序，它们旨在确保审查和纠正过程足够强有力（至少是提高其概率），从而产出经验上可靠的结果。” 因此，“科学的社会属性构成了它通往客观性的基础，也构成了我们可以相信科学的依据。”书中这样写道。 进而，通过分析所谓“科学自身误入歧途”的例子，奥雷斯克斯得出生产可靠知识的5个重要的社会性方面。 1.共识，即科学家达成的共识知识是可靠的，而科学共同体存在分歧是常态； 2.方法，即对各种不同方法获得知识给予同等尊重，不能一种方法独大； 3.证据，即证据要充分，不能没有证据或用很少的证据做结论； 4.价值观，即价值观可以指导科学活动，而价值观是多样的，因而科学应该是多样性的，包括她极力赞扬的女性主义价值观； 5.谦逊，即科学家要谦逊，不要把自己信奉的东西当作教条。 应该说，科学与信任的关系非常复杂。奥雷斯克斯对科学史非常熟悉，但对科学进行哲学分析的能力差强人意。 上述5个方面均属于科学家的价值观或社会规范方面的问题，对科学建制的发展有利，但并不能保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 奥雷斯克斯错误地认为，社会性审查和纠正能产生经验可靠的结论。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社会性程序能给某个结论以承认，但并不能保证它经验上可靠，经验性必须依靠观察、实验等科学方法来检验。总之，奥雷斯克斯混淆了经验性和社会性两个概念。 二
但是，SSK的支持者应该不会同意奥雷斯克斯对社会性的片面理解，因为SSK的主旨就是要用建构主义主张否定科学权威，不会同意他们的研究是在为科学辩护的“奇怪”主张。 而观察、实验和可检验性是科学支持者的“底线”，他们也不会同意奥雷斯克斯用社会性来保证经验性的想法。 即使“社会性”等于同行评议、终身教职遴选等科学共同体内部程序性机制，社会性也不一定是“通向客观性”，被异化的同行评议、终身教职遴选不仅不会导致客观审核，相反是摧毁客观性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奥雷斯克斯讨论的并非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问题，而是建构主义者对科学的信任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的，讨论的进路也是不同的，而公众信任科学问题才是有价值的。 奥雷斯克斯对“科学自身误入歧途”案例的解释也不能让人信服。 以她对“有限能量理论”的分析为例。1873年，克拉克提出，人体同样要遵守能量守恒，女人生孩子能量消耗巨大，如果接受高耗能的高等教育肯定会损伤生育能力，因此女人不应该接受高等教育。 对此，奥雷斯克斯的分析是，克拉克的理论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没有达成共识，因而是不可靠的，不值得信任。 按照传统观点，有限能量理论根本不是科学结论，而是被歧视女性的社会成见“污染”而成的伪科学。从科学上说，能量守恒适用于封闭系统，而人是与环境交换物质和能量的开放系统。 所以，克拉克的观点从科学性上就是错误的，不是因为没有形成共识不可靠。即令科学共同体对有限能量理论达成了共识，它仍然是错误的。但按照奥雷斯克斯的观点，它就是可靠的。 总之，传统观点认为有限能量理论恰恰是社会性“污染”经验性的结果，她却认为是社会性共识没有得到重视的结果。 信任与可靠、应该被信任与实际被信任、科学共同体接受与社会公众接受、科学的认识规范与社会规范，都是有差别的概念。显然作者没有细分的这些差别，是她为科学辩护可以提升的最重要方面。 三无论如何，奥雷斯克斯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为什么信任科学。这是“科学大战”（Science Wars）之后，很多西方知识分子费心思考和努力的大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反科学主义思潮在西方日益流行，到90年代基本上占据各大高校的讲堂。这引起了科学界的强烈不满，于是爆发了科学大战。 支持和维护科学的科学家、正统科学哲学家组成“科学卫士”，而反对和攻击科学的后现代主义者、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以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则构成科学反方。论战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学大战之后，越来越多的西方知识分子意识到，激进的反科学主义立场不可取，为科学辩护的声音越来越多，比如史蒂芬·平克著名的《当下的启蒙：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 2019年底新冠疫情暴发，很快全球性大流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冠疫情像是一场真实的社会压力测试，各个国家方方面面的国情均被放大、被彰显，置于疫情压力下接受检验。 一个出人意料的情况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非常多的普通民众不信任科学和专家，拒绝戴口罩，抵制居家隔离，反对接种新冠疫苗。 我们的疑问是：为什么不信任科学呢？信任科学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吗？科学知识是客观性、真理性的知识；科学实践带来巨大的社会福祉。 所以，不信任科学是反常的，值得研究，比如将之归因为反科学思潮、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盛行、好莱坞敌托邦科幻文艺的渲染、个人主义传统与科学权威相冲突等。 西方国家的一些人的疑问则是为什么要信任科学呢？在他们看来科学不值得信任，因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尤其被利益因素左右；科学实践导致巨大的负面效应；有的科学家成为权力和资本的帮凶。 所以，信任科学是反常的，值得研究，比如将之归因为近代以来唯科学主义的盛行、政府与科学界共谋主导的长期正面科普宣传等。 显然，不同国情导致不同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同科学观的信奉者可以互为“明镜”，来审视自身的状况和问题。 毫无疑问，当代科技在战胜疫情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为科技的价值做了最直接、最有力的辩护。经过新冠疫情的洗礼，各国民众会对科技价值问题有新的想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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